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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卿美
首先要说的是,这是一篇有味道的文章。在此温馨提醒,饭前请勿阅读。
人人要拉屎,美女与洋人也不例外。粪便的处理,是城市卫生观念与文明水平的综合体现。晚清屎,即先人的屎,又是如何处理的呢?相比同时期的外国人会有哪些不同?
拉屎,要上厕所,既是隐私的需要,也是卫生的需要,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大城市,露天便溺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仅是人,还有骡、马、牛、狗、猪等动物。人屎、动物屎,一座大城市,就是一场屎的饕餮盛宴。
比如北京屎的散漫。在各种名人回忆中,对此均有记载。民国期间,清末名妓赛金花曾专门接受过北大国文系教授刘半农的采访,在刘半农所著的《赛金花本事》一书中,她对北京屎大有抱怨,“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臢了,满街屎尿无人管。(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洋人(八国联军)最是嫌腻这个……”
清末时期,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在北京生活多年,他在《齐如山文集》中也有记载,“北平城内,……各大街之甬路,都是高与人齐,矮者也有三四尺高,两旁的便道也很宽,但除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则都是水洼。”
日本记者内藤虎次郎在《燕山楚水》中也曾提到北京屎,“北京的人家里没有茅厕,大街和胡同的角落,胡同里的墙边,到处都是拉撒粪便的地方,所以走在北京的街上,总能闻到充溢在空气中的粪便的气味,整个北京城感觉就像是个大茅厕。”
再说上海屎的随意。清末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修路》中提到上海屎,“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而过之而已。可见有司之失政,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轻侮也。”
还有天津屎的狂放。清末著名企业家王锡彤在天津有多家公司,他在《抑斋自述》中曾提到1898年的天津屎,“道路之污秽,街巷之狭隘,殊出情理外。沿河两面居民便溺,所萃不能张目。”
据《大公报》载,美国汉学家阿林敦曾说,“(天津)直到1900年都被说成是厦门之外中国最肮脏的城市。”
那时的城市公共厕所还不是很普及,据《北京胡同志》记载,1911年,北京城区只有官建公厕3座,私建公厕5座。公厕少怎么办?其实,那时上层人群或者使用马桶,或者自建厕所。紫禁城里没有厕所,全部是马桶,皇帝、宫女、太监的屎,全部要存到马桶里集中运出。普通百姓要拉屎,或是自挖茅坑,或是上简易且不收费的公厕。
事实上,北京有专门的掏粪职业——粪夫。据《湛轩燕记》记载,“粪夫多用独轮车,轮径不过两周尺,两辕后长,高不过人腋,中有铁机,止则下垂,而左右支之,使不倾。行则上有担索,荷于两肩,两手推而前,其行如飞。车上置一粪桶。”
北京粪夫多为山东人,他们是首席处理屎专家,有的是时间捡屎,甚至还把掏屎做成了大买卖。据《北京市志稿》记载,“京市粪夫,由来已久……旧时粪道约值银二三十两至百余两,如倒让必立字据即契约。此种契约,有人持十数张至数十张者,雇用粪夫,分道淘取,居民畏之,呼为‘粪阀’。则其霸道可知!”
既便有粪夫当道,仍拦不住露天随意便溺。满大街随处可见的屎尿,有些并不是原地拉的,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居民随意倒掉的屎。
不过,露天随意便溺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战乱期间,尤其是八国联军侵华、慈禧西逃那段时间,城市秩序大乱,卫生状况恶化,随地大小便的问题更加突出。
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北京,看到中国屎后,大为恶心,决心打一场卫生攻坚战,创建文明卫生城市。城市是我家,拉屎靠大家。首先,八国联军严令禁止随地大小便。北京宣武市民仲芳在《庚子纪事》的日记中回忆,“一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办”、“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中国近代海关史》中提到,“另一国人士为了宣扬他们清洁的信条,射杀任何在公众场所便溺的人。”
在《储仁逊闻见录》中,天津作家储仁逊曾亲眼目睹,外国士兵在发现一名中国少年随地拉屎后,用刺刀威胁少年以双手捧屎,放至指定之处掩埋。
八国联军一边禁止随地便溺,一边开始大量建立公厕。《庚子纪事》记载,“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
有人说是八国联军为北京、天津市民建立了公厕制度。不过,这事要看怎么说。首先,北京的收费公厕早在雍正二年就已经出现。另外,北京作为古城,大量建设公厕确实是自八国联军始,而天津则不同,天津是租界城市,租界内的公厕设施明显要强于其他地区。
同是中国,租界地区则完全另外一种景象,同样是处理屎,租界的屎受到的待遇则好很多。因为,租界的屎里有大量洋人的屎。
1843年11月,上海开埠。英法租界随即成立,处理屎的方式仍然很传统。据《法租界公董局档案》记载,“居民使用坑或露天粪坑方便,如同在乡村那样。随后由船夫挖空粪坑,将收集来的粪便放在停泊在租界河浜沿岸的小船上,在那个年代,这些粪便通过农村船夫运送到周边乡村用作肥料,并没有任何的商业价值。”
随着租界人口的大量增加,传统处理屎的方式越发受到考验。尤其是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人口猛增,屎的问题更加突出。据《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记载,1864年,管理上海公共租借的工部局成立粪秽股,专门负责处理粪便垃圾及马路清扫。也正是这一年,上海市第一座公共厕所在南京路诞生。
1873年,日本僧人小栗栖香顶游览上海,他在《北京纪事》中记载了上海屎的处理,“城外为外人居留住……外人所住,皆清洁,尘齐粪便,一切污物,每旦车载,搬移郊外。路上终日洒水,尘埃不起。”这里的“外人”,就是指外国人。有洋人的地方,环境则非常整洁干净,而此时的非租界地区,也就是华界,还是露天便溺严重。前文提到的郑观应,他的记载便是“老幼随处可以便溺”。
根据现有史料可以发现,有屎以来,直到清朝灭亡,中国人一直无法有效解决屎的处理问题。八国联军走后,国人露天便溺现象再次回潮。《大公报》曾报道过八国联军撤离后的天津屎情况,“粪溺狼藉,又复旧观矣”、“来往行人任便当街撒尿,并无人禁止”。
中国的城市屎尿遍地,外国城市又怎样呢?晚清时期,大批有识之士遍访欧美等地,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记载。在他们的各种游记中,也曾多次提到西方城市对于粪便的处理。
赵本山的铁岭老乡,晚清外交官张德彝曾在国外生活了27年。1866年,他在跟随斌椿第一次出访时,对法国巴黎屎的处理印象深刻,在他的第一本游记《航海述奇》中记载,“随时有车撮取粪土,以及铺户泔水等。楼上楼下皆有铜管通于地道,若沟洫然。又每数十树间,有圆房周约二围,以便行人便溺者。”
张德彝提到的“楼上楼下皆有铜管通于地道”明显是污水处理系统,还很有可能是抽水马桶排污装置。因为早在1775年,现代意义的抽水马桶就已经在英国出现,1852年,英国伦敦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座抽水马桶公厕。在19世纪60年代后,抽水马桶已经在欧美流行。张德彝所见,很可能是大户人家抽水马桶的排污管道。
2018年春节期间,卿美兄游历美国,在参观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听涛山庄时,对卧室内晚清年代的抽水马桶很感兴趣。那是一个久经沧桑的抽水马桶,是一个屎来运转多年后供人参观的马桶。
那时,只有欧美大户人家用抽水马桶处理屎,普通百姓人家还是要粪筐。张德彝在伦敦时见到,“粪土等物,皆当晚扫净,盛于筐中,置诸门外。次早有敞车收去,故街道洁净坦平,行人称便。”1876年,张德彝再次提到伦敦的厕所,“伦敦往来行人,无一便溺房后墙边者。园囿设有妇女净房,街衢闾巷,设有男子屏蔽……墙下铁板,孔通地沟,墙上横漏活水铁桶,不时下冲,秽自顺流入地矣。”
19世纪60年代后,出洋的中国人已经见到了抽水马桶。据满清官员志刚的《初使泰西记》记载:
“乃西人恶夫屎溺之污秽,而制器以清洁之,乌得无道以处之。其器如箱,平板为盖,揭而倚诸壁,则见木板中空,下接白瓷盎而无当。当以铜页托箱,右偏竖铜条勾其端。盎中存水二寸许。用时坐臀于盎口之板,粪落于盎,即提勾斯,闻水声淅沥而下。起而视之,则屎溺皆无,惟盎底空洞,而清水细流,犹自盎口板缝旋转而下,并秽浊之气味亦吸而去矣。及放勾条落,则铜板上抵,旋流之余,又存清水二寸许矣。冲斯道也,凡世间污浊,皆当有以涤之,何但用之屎溺乎哉!”
张德彝经常坐船,他观察到了邮轮厕所中的抽水马桶:
“两舱之中各一净房,亦有阀门,入门有净桶,提起上盖,下有瓷盆,盆下有孔通于水面,左右各一桶环,便溺毕则抽左环,自有水上洗涤盆桶,再抽右环则污秽随水而下矣。”
简单来说,欧美使用抽水马桶比中国早了40-50年。中国的租界一直领风气之先,即使如此,由于下水道系统建设缓慢,担心污染水源,上海工部局多次拒绝并制止部分商户擅自安装抽水马桶。
随着上海人口的大量增加,居住面积越来越狭小,绝大部分的上海人开始用木质马桶盛屎。上海人用木质马桶是出了名的,早起排队倒马桶是上海的一道绝佳风景。这一风俗保持了一百多年。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在《我为何梦想抽水马桶》一文中描述自己在民国初期上海如厕的景象:
“我从小生活在湖南农村,所谓厕所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种田人就在茅草屋旁搭一个篷子解手,或者就根本‘敞向大自然’,要如何‘方便’就如何方便!后来我到上海教书,住在老靶子路一个叫‘三德里’的一间极小的‘亭子间’里。我是在不能适应上海居民的‘传统’:放一只木桶在房子里的过道上,用块布帘子遮一下,或者就在房间里放只木桶,大小便很随便,不文明更不卫生。”
屎的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如何处理屎,衡量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尺度。欧美等大城市也曾恶臭不已,甚至还有“飞来横屎”的现象,但伴随工业文明的发展,市政设施不断改善,人们的卫生观念与文明水平也在大幅提高。对比同时期的中国,城市骚臭脏乱,国人还在大量露天便溺,甚至出现了八国联军用刺刀逼迫中国人改变陋习的现象,实在是太过讽刺。
对比中西处理屎的差距,说明开放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文明是共通的,也只有文明可以“凡世间污浊,皆当有以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