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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纠缠了四十年的恩怨故事,从中唐宪宗开始,一直到晚唐宣宗结束,把唐王朝文官知识分子最后一点元气消磨的干干净净。
风起。
早在唐宪宗的时候,唐王朝平定了几个不服管束的藩镇,中央权威大盛,国家显露出一派中兴气象。
一次人才选拔考试中,几个年轻人口无遮拦的说了一些关于朝政的话,一个是宦官专权方面,一个是对藩镇不应当用武力解决。对错本身不重要,年轻人有激情,但掌握的信息未必全面。
这些话得罪了两个人,一个是当时掌权的宦官吐突承璀,一个是宰相李吉甫。
李吉甫是对藩镇的主战派,在任期间也颇多建树,算是中唐名相之一。但这个事情他没有处理好,把这几个年轻人贬斥到了地方,具体是宦官的意思还是他自己的意思不得而知。
但这几个年轻人把矛盾焦点集中到了李吉甫身上,顺便迁怒于他的儿子—李德裕。
几年过去,李吉甫去世,这几个年轻人入朝为官,为首的就是李宗闵和牛僧孺。
牛李党争就来自他们的名字,一种说法是牛僧孺和李德裕的“牛李”,另一种说法是牛僧孺和李宗闵的“牛李”。但无论如何,三个年轻人之间的恩怨纠缠了四十年。
潮涌。
穆宗、敬宗到文宗初期,十余年时间,李宗闵和牛僧孺占了上风,但李德裕也是有还手之力,双方各有胜负,从公事出发,以派系私利结束,互相排斥。双方的派系分界越来越清晰,尤其是牛党,长安官吏大多出自李宗闵和牛僧孺门下。
穆敬文三宗时期,宦官势力日益膨胀,李宗闵、牛僧孺是有责任的。
堤溃。
文宗后期,三个人都已经是五十岁左右的老年人了,仍然纠缠不休,你进我退,走马灯一般在朝廷上进进出出,先后当上了宰相。文宗已经非常不耐烦他们之间的争斗,说过“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把三个人都贬离了长安。
极度失望且无奈的文宗急于消除宦官势力,既然无法借用几个宰相的力量,只能急病乱投医,发动了甘露之变。
但事情败露,仇士良为首的宦官反扑,神策军从宫中杀出,直奔南衙,逢人即杀。南衙官吏当场被杀六百余人,之后宦官在城内外大索数日,共计千余人遇害。
李、李、牛三人因为不在长安,竟然都幸免于难。
宦官势力再无从抑制。
拦堤。
武宗继位,牛党依附的宦官选的是别人,站错了队伍。于是武宗把牛党贬斥一空,启用了李德裕入朝。
李德裕在历史上评价很高,后世梁启超把他和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六人并列为中国六大政治家。为相五年期间,外击回鹘、内压藩镇、抑制宦官、整治吏治,并和武宗一道完成了灭佛壮举。
武宗去世,宣宗继位,出于对武宗的怨恨,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措施。把李德裕贬离长安,全面启用牛党,召回李宗闵和牛僧孺。宣宗在位期间,整治吏治、严明法度、对外战争多次胜利,并恢复了佛教,宣宗也被后人评价为小太宗。
武宗、宣宗时期,是唐王朝最后的辉煌,但宦官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依附宦官党争、不作为已经成为文官的通病。
文官已经不再是影响朝政的重要力量,只是作为皇帝或者宦官的附庸存在,晚唐几乎再无名相、名臣。
曲终人散。
牛党等到了最后的胜利,但李宗闵在回京途中病亡,享年约60岁。
一年后,牛僧孺官复原职回到长安,同年去世,享年68岁。
三年后,被连续贬官五次的李德裕在崖州病逝,享年63岁。
三人在四年内相继去世,这段纠缠了四十年的恩怨终于曲终人散,以后史书上再无牛李党争的记录。
甘露之变再到牛李党争结束,文官阶层元气尽失,只能依附于宦官势力苟活,对帝王的约束也不复存在,又赶上一个胡作非为的唐懿宗,唐王朝彻底失控。
李德裕、牛僧孺还算是正人君子,品德上没有太多的问题,为政都有作为。李宗闵相对偏激一些,主观情绪比较严重,也没有什么政绩流传下来。
李德裕是官宦世家出身,据说是代表了勋贵门阀势力;李宗闵和牛僧孺是进士出身,据说是代表了科举出身的庶族势力。
为官举措方面主要区别在于对待藩镇的态度,李德裕属于强硬派。
后人也有很多分析牛李党争的原因,从出身、从政治举措、从性格人品,但谁也不能改变这个结果:
源自意气之争,演变成朝廷党争,为了反对而反对。在外有藩镇、内有宦官的复杂情况下,作为唐朝重要政治力量的文官们浪费了几十年时间,造成了宦官势力的无可抑制,间接带来了唐王朝的灭亡。
用数学和工程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历史,妄图以古喻今,理工男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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