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严重的党争，尤其以牛李党争最为出名，两派主要争论的焦点在选官制度和藩镇割据，本文认为牛李党争是一种普通朋党政治，其发生的背景在于唐朝因为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严重破坏，政治摇摆不定所致。

1.从朋党到牛李党争

党在中国古代可不是什么好词，党同伐异，朋党，都是与党连用，绝不是今日政党的意思。在古代，党是不同派别的小派别，小团伙的意思，现在我们所用的意思，还是东洋的舶来品。北宋时，欧阳修还专门撰文一篇，题目就叫做《朋党论》，朋党论写道“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小人与君子之间因为追求不同，而形成了朋或党，这就是朋与党的区别。

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曾撰《朋党论》。

党争，自古有之，尧之时有四凶，是最早的党，到了东汉又有党锢之祸，在此之后党争更是不计其数，仅选其大略言之，唐代有牛李党争，北宋有新旧党争，明代有东林党等各种党，实在不计其数。今日，我想重点谈论唐代的牛李党争，这是唐代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党争。

牛李党争，顾名思义，是以两个党领袖的姓氏来命名的派别，最初的党争始于元和末期裴度和李逢吉，王炎平在《辨牛李之争与士庶斗争之关系》就详细的介绍两人，而我们所知的牛党领袖牛僧孺和李党领袖李德裕，则是中后期的代表。有人认为，牛李党争，持续了近百年，最终使得唐王朝走向了灭亡，关于这点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我想探讨牛李党争背后的因素，即反映了唐朝政治情况的变化，这是牛李党争背后反映的历史。

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的实质，陈寅恪先生认为是山东士族与山东寒族、江左士大夫之争，关于这点，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质疑，比如胡如雷就认为牛李党争是属于朋党政治，我赞成胡如雷的看法。牛李党争看起来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出身，但是从家庭出身来看，李党里面也有出身科举的人，牛党也有出身门荫家庭的人，与其说两派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如说两派实际上是由于政治观点的分裂更为合适。

2.牛李党争的争夺反映了唐朝政治的不稳定

因为就两派争夺的焦点来看，两派争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两点：一为科举制，牛党认为科举制是选拔官员的最好途径，李党则认为门荫等制度才是选拔官吏最好的方法；二为对待藩镇问题，牛党认为应该对藩镇采取妥协政策，李党则坚持用兵。以上问题的分歧，成为了两派的分水岭，进而出现了不同的派别。

李党领袖李德裕

关于牛李两党争论的焦点，我的看法是这样；其一，关于何种方式为选拔官吏最好的方法，唐朝政府是存在犹豫的，尤其是对待科举制的问题上。虽然早在隋代已经建立了通过分科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但仍然存在门荫、举荐等其他选拔官吏的方法。唐朝建立后，继承了隋代的选官制度，同时也在摸索合适的选官制度。

整个唐朝，一直存在着选官制度的摇摆，反映了唐朝中央政府在选官制度的不明确性，同时，唐代也是科举制成为主要官僚选拔制度的发展期。是否使用何种途径出身的官员，完全是由皇帝一人决定。因此，无论何种选官制度，是否能够选拔出唐朝中央需要的官员，唐朝中央无法作出明确的回答。这都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探索之后才能确认，因此，科举制此时还尚不是唯一的选官方式。两种不同出身的官员，正是在唐朝中央选官制度的摇摆中，产生了政治观点的差异。

唐朝是科举考试快速发展时期，曾以进士和明经最为重要。

其二，对于藩镇问题的决策，实质上反映了唐朝中央政府在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力下降的事实。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主要的矛盾，一个统一的帝国，一定是拥有强力中央政府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但是安史之乱后，地方势力独大，唐朝中央已经失去了军权和财权，无法对地方进行有效的辖制，唐朝中央成为了各个地方名义上的共主，但是在地方事务上，唐朝中央却无法干涉。

唐代藩镇割据

因此，在处理藩镇事务上，可将李党视作坚定的中央集权派，这一派主张恢复中央的权威，收回军权和财权；而牛党则看到了唐朝中央大权旁落的事实，认为应该从现实出发，对待藩镇应采取羁縻的态度，只要藩镇不公开反叛，就应该维持这种状态，这是维持唐朝继续统治的唯一途径。

3.牛李党争实际是唐朝中央集权衰落的造成的

牛李党争的发生背景是安史之乱后，这段时期，唐朝中央实力的下降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而唐王朝在一些大政方针上，也是处于摇摆状态，没有一以贯之的政策，往往每个皇帝继位后，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两派的人马，因此可以看到两派人马轮番受到重用，这就是唐朝中央没有稳定的政策所致。只能通过来回摇摆的方式，来进行无所谓的内耗。但就藩镇问题来看，宪宗曾努力消灭藩镇割据现象，也收复了淮西、魏博等镇，但是人到中年，事业未竟，便驾崩。此后这项问题，更多的皇帝只能束手无策。

唐代的朋党政治，尤其是牛李党争，不如说是唐代中央权力衰落的时候发生的，此后唐朝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不复前期外扩的实力。而且，此时除了唐朝中央权力的衰落外，还有皇权的衰落，宦官的崛起，甚至拥有生杀皇帝的大权，有座主之称，皇帝每日生死都难测，更不用说去解决地方的割据和其他的问题。朝中的政策转换，也是随着中央权力的衰落和皇权的下坠而变换不定。

牛党领袖牛僧孺

这点可以从唐朝前期的情况得到说明，唐朝前期中央权力空前强大，皇帝权威至上，大臣是皇帝的辅佐者和政策的执行者，随着安史之乱后，这种情况再也不复存在，因此，牛李党争这一特殊的朋党政治再度露头。

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朋党政治发达的时候，往往就是国家衰落，皇权衰落的时候，这点东汉的党锢之祸，明代后期的东林党，都具有这个特点，因此牛李党争是特殊政治环境下的产物，这点陈寅恪先生显然有些过高估计了。背后的因素没有那么多复杂，牛李党争就是特殊政治环境的朋党政治产物。这一大背景就是唐朝的中央集权已经瓦解，逐步走向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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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后晋）刘昫：《旧唐书》

2.（北宋）欧阳修：《朋党论》

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4.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

5.王炎平：《牛李党争始因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