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二党，对待朝政大事，本着一己之私的态度，而不是国家的利益思考问题，这大大削弱了唐朝廷的执政能力。牛李党争是藩镇割据、宦官干政之外，唐朝走入下坡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形成过几次重大的“党争”，东汉有“党锢之祸”，唐朝有“牛李党争”，北宋有“新旧党争”，明朝有“淮西、浙东党争”，清朝有“明珠与索额图党争”。这几次“党争”原因不同，结果不同，对于朝廷的影响也大大不同。

古代官场

东汉党锢，敲响了汉朝灭亡的丧钟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从反对宦官专权引发的。我们知道，东汉自从“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后，接下来继位的皇帝都是“小皇帝”，故而外戚专权现象非常严重，最厉害的外戚，当属窦宪兄弟与大将军梁冀，梁冀甚至敢对皇帝下手，被称为“跋扈将军”。为了对付外戚，长大了的皇帝利用太监夺取权力，而当太监帮助皇帝“夺权”成功后，朝廷又从外戚专权转到太监干政上来。太监干政，任人唯亲，当时流传着“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歌谣。东汉有两大祸水，外戚与太监，轮番上阵，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公信力。为了反对宦官干政，一些正直的朝廷官员以及太学生，勇敢地与太监们进行了斗争。

其实东汉时期，这些反对宦官干政的朝廷官员并未结党谋私。所谓的“党锢之祸”，是太监们强加到这些朝廷官员身上的罪名。当时最有名的几个大臣，公开与阉宦势力做斗争。最有名的大臣是司隶校尉李膺，不惧宦官张让权势，率人将藏在张让家里的张让弟弟张蒴强行带走，明正典刑，张蒴是县令，同时也是一名贪污勒索、残杀怀孕妇女的罪犯；李膺办的第二件大快人心的事，是冒着违反皇帝大赦令的危险，斩杀了方士张成的儿子。而张成与大宦官侯览、张让狼狈为奸，张成的儿子是一个故意杀人犯。

党锢之祸

和李膺一样与宦官做斗争的，还有太尉陈蕃、司空刘茂、城门校尉、槐里侯窦武、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名士陈寔、范滂、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人。为了打击朝臣势力与太学生的联合，张让等宦官在皇帝面前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汉桓帝是个昏君，下令把李膺等二百多名“党人”关进监牢。这就是东汉时期的第一次“党锢之祸”。这些朝臣后来迫于压力被大赦，但“禁锢终身，不准为官”，彻底消失于政治舞台。

汉灵帝是比汉桓帝更混蛋的皇帝，他继位后，宦官势力更加猖獗，窦武、陈蕃被害，六七朝臣被囚监、杀戮或流放，有的被株连五族，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自此，东汉王朝的朝中精英被杀之殆尽，宦官势力绑架了朝廷。历史进入“十常侍作乱”时代。这为东汉王朝敲响了丧钟。为了解决宦官势力，外戚何进邀军阀董卓进京，袁绍进宫诛杀宦官，曹操、孙权、刘备陆续崛起，从而历史进入后汉三国时代。

牛李党争，使唐朝走上了下坡路

牛李党争最初发生在唐宪宗李纯执政时期，牛是指牛僧儒为首的官僚集团，李是指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事情的起因是，牛僧儒、李宗闵、皇甫湜等士人参加科举考试，“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而这时的丞相名叫李吉甫，也就是李德裕的父亲。士子说丞相的不是，自然引起丞相父子的记恨。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但李吉甫和李德裕父子没有那肚量。于是本期科举不但牛僧儒等人未考上，就连欣赏他们的主考官也被罢免了。

但风水轮流传，牛僧儒有朝一日也当了宰相，于是他报当年之仇，将李德裕排挤出朝。这样，以牛僧儒为首结为一党，以李德裕为首结为一党，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斗争。这两个“党派”不分是非，凡是你认为对的，我就坚决反对。就连几任皇帝也无可奈何，发出“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的哀叹。

牛李党争

客观地说，不管是牛党还是李党，都是有一定才能的，所以能为朝廷所用。但他们的德行又都一般，都属于睚眦必报型。李德裕的父亲是宰相，所以以他为首的官僚集团反对科举，认为朝廷官员应从士族里面提拔；而牛僧儒是科举出身，有真才实学的，所以认为提拔官员应从科举士子中选出。从这一方面看，牛僧儒这一方是对的；但对待藩镇的态度上，李德裕主张用兵，消灭造成国家分裂的祸源，而牛僧儒等人则反对用兵，姑息放任。从这一方面看，李德裕的眼光是英明的；在对待吐蕃的问题上，李德裕主张积极防御，且多次用兵击败吐蕃，而牛僧儒则妇人之见，主张罢兵；在对待佛教问题上，李德裕主张禁佛，而牛僧儒则持相反态度。

牛李二党，对待朝政大事，本着一己之私的态度，而不是国家的利益思考问题，这大大削弱了唐朝廷的执政能力。牛李党争是藩镇割据、宦官干政之外，唐朝走入下坡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旧党争，使北宋改革归于失败

北宋时期有两次改革，一次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一次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前者是宋仁宗支持，范仲淹主导的改革，措施是“答手诏条陈十事”。因为改革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遭到不少朝臣的反对，其中最重要的反对派是宰相夏竦、监察御史梁坚等人。改革派则有范仲淹、富弼、王拱辰、欧阳修、余靖等人。朋党之争使改革措施的执行力大打折扣，而范仲淹、富弼、王拱辰等人的辞职更使改革无法推行下去。身为宰相的夏竦竟然诬蔑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是欲行“伊、霍之事”，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名，使人不寒而栗。因此范仲淹主导的所谓“庆历新政”，因为朝廷意见不和，宋仁宗没有大力推行无疾而终。

王安石变法

接下来是王安石变法。不得不说，王安石是比范仲淹勇气更大的改革急先锋，有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且还有着宋神宗的撑腰，但反对变法的朝臣力量也很强大，有名臣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哪一个拿出来都是和王安石同重量级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不是一般大。王安石的改革派阵营，包括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有的当时就被认为是小人，有的被认为是奸臣。两相比较，王安石用人不淑，再加上宋神宗左右摇摆，最好改革也归于失败。两次改革的失败，使北宋陷入了亡国的危机，最终遭遇了靖康之耻。

淮西、浙东党争，被朱元璋巧妙利用

明朝的党争一直存在。朱元璋开国时代有以李善长、胡惟庸为首的淮西党与刘伯温为首的浙东党之争，明朝中期有以严嵩父子为首的“严党”与徐阶、高拱、夏言、仇鸾、沈炼、杨继盛为代表的“清流”党之争，明朝末期党争更加严重，党派林立，有以顾宪成、李三才、左光斗、邹元标、赵南星为代表的东林党，以沈一贯、方从哲、姚宗文为首的浙党，以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为首的“楚党”，以亓诗教、周永春为代表的“齐党”，以国子监祭酒汤宾尹为首的“宣党”，以顾天峻为首的“昆党”，以王国、王图兄弟为代表的秦党，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争。这些所谓的党系，并非有共同的信仰，而是有共同的利益，于是他们结党营私，并非为国家谋，为朝廷谋，而是为自己这一个小圈子的利益而谋。

刘伯温

可以说，朋党之争削弱了明朝的执政力量，最终使明朝政府成为一个没有执行力的政府，导致被农民军和清军共同灭亡。朋党之争碰到朱元璋这样的皇帝，各打五十大板，借助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基本上将淮西党诛杀殆尽，数万人被屠杀。而浙东党的代表人物刘伯温虽然急流勇退，也难逃抑郁而终的下场。朱元璋巧妙地利用朋党矛盾，大搞平衡战术，使其两败俱伤。不过，嘉靖皇帝、万历皇帝及以后的天启皇帝、崇祯皇帝可没有朱元璋那么英明，这几位皇帝面对朋党之争，可说是束手无策，最后连皇帝都指挥不动这些朝臣们，东林党人最后大多当了汉奸，就是血淋淋的事实。

明珠与索额图党争，康熙借以巩固皇权

清朝时也有朋党之争，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康熙时期的几个辅政大臣们。康熙有四位辅政大臣，索尼、鳌拜、苏克沙哈、遏必隆，这几位大臣并不是齐心为国，而是各怀鬼胎，形成党派势力，为自己的权利谋服务。鳌拜想一家独大，独揽朝纲，孝庄皇后便联合索尼斗鳌拜，苏克沙哈和鳌拜也有争主考官的利益之争。而明珠与与索尼的儿子索额图，也为了自己在朝中的权力地位，既有合作又有矛盾。

康熙皇帝

康熙大帝是一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之所以能在少年时就挫败权臣鳌拜，正是利用这些朝廷大臣们的朋党之争，夺回了皇帝的实权并巩固了皇权。康熙一生，生擒鳌败，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亲征噶尔丹、保卫雅克萨，可说是功绩大大。并非是他有三头六臂，而是因为他有一颗睿智的头脑，能够利用权臣们各自的私心，大搞平衡战术，借力打力，从而实现掌控皇权的目的。从这一方面讲，康熙与朱元璋、朱棣是一个层次上的皇帝，要知道，只要有朝廷，就会有矛盾，而巧妙地化解矛盾，利用矛盾，便是驭人之术，统治之术。（陆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