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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杨炯《从军行》
这首诗的作者杨炯，按照传统的排名顺序，在“初唐四杰”中，杨炯位居第二。他的主要成就是在五律方面，《从军行》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篇。它是一首用乐府旧题写成的五言律诗，也是一首初唐时期最为出色的边塞诗。
这首诗大约写于高宗咸亨元年（670）仲夏，杨炯二十一岁尚“待制”弘文馆期间。初唐时期，外族入侵频繁，边防急待加强。本来，唐朝经过高宗四境用兵，先后平定了突厥、百济和高丽，在取得节节胜利的基础上，已开始形成四面归顺、八方来仪的稳定局面。没想到就在杨炯写这首诗前的那年四月，在高宗封泰山，禅梁父，朝野上下欢庆圣功卓绝的当儿，西北边庭，烽火骤起，吐蕃骑兵，以迅雷闪电之势，很快就攻占了唐属白州等一十八州，“又与于阗合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安西四镇。”（《旧唐书·高宗纪》）这对唐王朝无疑是一次非常突然而又十分沉重的打击。
在一般人的心理上自然也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在此情况下，朝廷急派曾武功显赫，所向披蘼的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任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军五万讨伐。一批雄心勃勃的武士和怀才求遇的文人自然也想通过这一机会，报国立功。“四杰”之一，已逾天命之年的骆宾王，就是于当年夏秋之间，高唱着“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从军行》）的壮歌，离京赴边的；作为一名抱负不凡正急待破土而出的青年诗人杨炯，也同样受到这次吐蕃寇边的冲击波的激荡，而跃跃欲试，萌发了投笔从戎、立功边塞的宏愿。《从军行》一诗就是在这种社会时代背景和个人思想前提下写出来的。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诗的开头两句先从边警紧急，义愤填膺写起。首句“烽火照西京”，“烽火”，古代从边防前线到京城，沿途按照一定地理间隔修筑高台，遇有敌情，要在台上白天举（称烽），夜间举火（称燧），作为报警信号，通称峰火。唐制，按照敌情缓急程度，逐级増加烽火炬数，最高四炬，两炬以上均须须传至京城。平安无事时仍点一炬，称“平安火”。“西京”，指唐朝京城长安。句中“照”字用得特好。第一，照，为照达，照照亮之意，它清楚地表明、烽火不仅传到西京，而且把京城都给照亮了，从亮度判断，至少是三炬乃至四炬同时点燃，可见敌情十万火急，形势非常严峻；第二，它还形象地显示，既然是烽火照达西京，自然可以断定是先由敌人挑起边衅，入侵唐地。
这就顺理成章地引出了二句：“心中自不平”。“心中”，这首先是指诗人自己，同时也包括全国上下所有人的心中。“不平＂”，不能平静。而“自”字，此处意在强调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则明白无误地宣示：在强敌入寇、国难当头之际，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地激起了诗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赴边杀敌，当仁不让的爱国热望，引发了全国上下，万众一心，抗击侵略，同仇敌忾的无比义愤。
“牙璋辞风阙，铁骑绕龙城。”这这三、四句则从正面描写唐军奉旨出征，直捣敌巢。三句“牙璋辞凤阙”＂，“牙璋”，古代发兵的一种符信，系由两块合成，分别由朝廷和主帅执掌。因其嵌合处呈牙锯状，故名。请注意，这三、四两句写唐军从奉旨出征到直捣敌巢，其间如何行军、如何临阵，如何交战，本来有很多情节可写，但一概从略了，而只上句刚说大军奉旨出发，下句即迳落到已把敌营团困围定，笔墨尤其简洁，这种所谓“点击”型的大幅度跳跃式的描写实在是一种十分高明的艺术处理：它不仅节约了篇幅，更造成节奏快捷和气势豪壮的特殊效果。而其节奏之快捷，适与上联所写边报紧急相关联；其气势之豪壮，又恰与上联所写义愤填膺相照应，从而，也就强调地向人们昭示出唐军御敌，分秒必争，正义之师，所向披靡的总体态势。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作为全诗结穴的这七、八两句，是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投笔从戎的热切愿望。百夫长为下级军官。 “书生”，指儒生，读书人，即后来所谓文人。这两句特意将“百夫长”与“书生”对举，并分别别配以“宁为”与“胜作”前后紧相呼应，构成一个斩钉截铁式的选择复句，说是甘心情愿到军中当一名百夫长之类的下级军官，总比待制弘义馆，只落一个舞文弄墨的迂腐书生要强得多。
读这首诗，熟悉唐诗的人倒很容易联想到稍后盛唐时期大诗人王维的《少年行》其二：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请看，杨诗是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诗则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那种充溢于字里行间的驰骋疆场，报效国家的少年俊杰的沸腾的热血和勃勃的英气，何其相似！读着这样的诗句，谁能不深深地为之感动，对之钦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