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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梵尘/文
牛李党争始于对宫廷权力的分享
凡是有政治生活的地方，就会有党派之间的斗争。尽管在《论语》中孔子提倡“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不党”，但也只是提倡而已，后世的政治生活中照样有党争，伴随着整个人类的政治生活，还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中国古代社会中，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开始，几乎每个时代都有党争。
唐代的“牛李党争”，就是传统社会中党争的一个典型。它是分别以牛僧孺、李德裕为两派政治首领的党争，贯穿着晚唐政治生活几十年。
早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的科举考试中以“对策”选官，对策就是对当代政治状况进行评论。举人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等三人，在对策中严厉批评当时的时政，认为朝纲败坏，时弊丛生。他们的对策深获当年的主考官杨於陵和韦贯之的欣赏，准备上奏朝廷要优先录用他们。宰相李吉甫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他们的对策太危言耸听，是对朝廷的污蔑。于是他上奏宪宗请求以判卷不公之罪罢免杨於陵、韦贯之以及复审官等人的职。对于皇帝而言，谁也不想听到别人把自己的政绩评价得一塌糊涂，加上那些事前通过请托考官想照顾自己亲友的人没能得到照顾，这是也在上告，于是唐宪宗没加核实，就准了李吉甫的奏折，罢免了杨於陵、韦贯之等人的官，并把他们发配到地方任职，自然这牛僧孺三人也未被录用。
牛僧儒
这件事发生后，朝廷像是炸了锅似的。群臣们纷纷，都在为牛僧孺打抱不平，责备李吉甫是妒忌贤能，败坏朝廷讲真话的风气。唐宪宗看风向不对，为了按抚另外一批人，就罢免了李吉甫宰相的职务，贬他为淮南节度使，召回被流放的翰林学士裴垍，任他为宰相。
这件事就这样，看似摆平了，但是在朝廷的官僚队伍中却形成了裂痕，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从此以后，在对待很多国家的大事上，都会有党派相争的色彩。
公元820年，唐穆宗即位。这个时候牛僧孺、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都进入了统治集团的高层，担任着重要职务。老辈们的观点和积怨都被继承了下来，以二人为中心的“牛、李”党争更加激烈了。两派的相争集中在科举取士、对待削藩和边疆少数民族等主要问题展开的。
公元821年，这年主持进士考试的是牛党的重要人物钱徽和杨汝士。考试的结果是录取了十四名进士，这十四个人中有牛党老资格的要员李宗闵的女婿、主考官杨汝士的弟弟、宰相裴垍的儿子，其余十几人也都是有家世背景的官二代。结果榜单一公布，引起人们议论纷纷，认为考试过程中有明显的营私舞弊现象。这时的李德裕担任翰林学生一职，他本人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对那些舞文弄墨之人本来就什么好感，对作弊就更深恶痛绝。唐穆宗向李德裕了解情况，李德裕认为营私舞弊是肯定的。其他几位翰林学士如李绅、元稹等人也都持有和李德裕同样的看法，都对这种舞弊行为表示愤慨。唐穆宗于是派人重新复查，结果是最初入选的十四人中，除了三个人勉强合格外，其余的都没能及格。查明真相后总是要有人负责的，于是主考官钱徽、杨汝士和参与作弊的李宗闵都被贬官流放。
李德裕
通过这件事，牛党自然对李党的人恨之入骨。从此二党对立的阵线也更加分明了，几乎每个官员和士人都要站队，一方的任何观点和政策对方都要挑刺或说个反的。
唐穆宗在位不久就去世了，即位的唐敬宗在位时间同样也只有短短三年，这时已是唐文宗在位。这是李德裕主要在地方任职，牛僧孺在朝中担任宰相。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吐蕃的一个统帅悉怛谋打算把他在“安史之乱”中乘乱占领的维州（在今四川汶川西北）归还给唐朝。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立即派兵进驻维州，正式管理当地行政，同时上奏朝廷提出了一整套维护西北边境安宁的方案。而在朝廷上很多衙门也都同意李德裕的方案，但牛僧孺则大加阻止，他认为唐朝和吐蕃既然已经签定了和约，就不应该因为一个统帅悉怛而背盟，破坏双方关系，那样就会因小失大。唐文宗听取了他的意见，下诏让李德裕已经进驻的部队立即撤出维州，并把已经归顺的吐蕃统帅悉怛谋遣返回吐蕃。唐与吐蕃的关系历来是唐朝与边疆的主要问题，也是个很敏感的问题。这件事的结果在李党看来，不仅损害了朝廷利益，也让他李德裕本人显得言而无信了，因此，李党对牛党的憎恨又增加了一层。
到840年，支持牛党的唐文宗因病去世，支持李党的唐武宗即位。牛党渐渐失势，李德裕被征召回朝担任宰相，从此进入到了李德裕权力全盛的时期。唐武宗对李德裕言听计从，李德裕对武宗的一切想法也都极力支持。唐武宗信奉道教，主张灭佛，李德裕就积极安排拆庙，驱逐僧徒，并令他们还俗务农。这件事情对于加强农业生产、增加朝廷财政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李德裕还在平定藩镇叛乱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同时，手握大权的李德裕此时的作风却显得独断专行，在打击政敌方面也不手软，不仅招到了牛党的忌恨，也得罪了宫中的宦官势力。而以前的宦官，却是两党都在争取的力量。
牛李党争寸步不让
六年后的846年，唐武宗又去世，唐宣宗即位，李德裕的好运终结了，厄运开始降临。宣宗对李德裕的做法早就看不顺眼，上台伊始就免去了李德裕的宰相之职，将他贬为东都洛阳留守，随后把朝臣中的李党成员尽数清除。改任牛党成员令狐绹、崔铉等人为宰相，牛党领袖牛僧孺也再次入朝为官。人们都再一次看到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世相，感叹着世态炎凉。
倒霉的李德裕在东都洛阳留守的位置上也没有呆多久，就被贬为潮州司马，又被追贬为崖州（在今海南省三亚崖州）司户，官是越做越小，真是晚景凄凉，一年不如一年。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李德裕因病死于被贬之地。随着李德裕的去世，前后持续四十年多年的“牛李党争”也基本就结束了。党争虽然结束，但伴随党争内耗带来的影响还没有消除，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也进入了极端衰弱的晚期。
无谓之争让大臣们无所适从
随着时光岁月的流逝，后人看待唐代的“牛李党争”会比较客观些。平心而论，牛僧孺和李德裕个人都是很有才华的人，二人的周围也都积聚着当时众多有才华的士人，本质上也都忠于朝廷，想为国家做事业，也都为官清廉。但是由于双方的出身、仕进之路、政见、师承等不同，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在政见上产生了分歧。在政治生活中，这种分歧导致的冲突一旦不断积累和叠加，误解、积怨乃至仇恨就会越来越深，以致拉帮结派，无情打击。作为都当过宰相的人，谁也没有宽宏大量，做到“宰相肚里能撑船”。双方更多的时候都是意气之争，不是争是非，而是争敌我，真正是“凡是对方拥护的我就要反对，凡是对方反对的我就要拥护”。这样的党争，败坏了政治氛围，分散了人们治政的精力，实非社稷之福。
党争的现象既然历来就有，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就可以控制的，所以有句话人们比较信服，叫作“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甚至，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在某种程度上，还支持这种党派形式的存在，以便于自己对各种政治力量的控制。到了宋代，新的党争也同样兴起，在这种背景下，欧阳修还曾经写过一篇《朋党论》的论文，这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关于朋党的文献。
宋代欧阳修写《朋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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