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大唐朝发生了一起十分严重的科场舞弊案，在当时，这只被看做是又一场激烈的朝堂争斗，但时过境迁，大家才发现，正是这次争斗，引发了此后四十年的朝局死结，甚至影响了大唐国运。

大唐盛世

当年，礼部侍郎钱徽做了科举主考官，也就是所谓的“知贡举”，右补阙杨汝士为考官，两人一正一副，主持当年科考。

科举被认为是朝廷的抡才大典，历来为皇帝所重视，但碍于起步时间短，制度不完善，唐朝科举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其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主考官权力过大，几乎是一言九鼎，经常是考试尚未开始，名次就已经定下，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请托办事的大有人在。当年，宰相段文昌和翰林学士李绅（锄禾日当午那位）就找到钱徽，要求录取两个关系户。

钱徽看到两位大人的担保信，既没有说答应，也没有说不答应，但放榜之日，段文昌和李绅推荐的候选人一个都没中，反倒了大臣李宗闵的女婿苏巢、杨汝士的弟弟杨殷士以及宰相裴度之子裴撰等金榜题名。

堂堂宰相，被人这么打脸，自然不能善罢甘休，段文昌直接找到穆宗皇帝，弹劾钱徽录取不公，穆宗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那位）、李绅，他们也都说段文昌揭发是实情。穆宗派人复试（复试主考官是大诗人白居易），结果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

司马光认为，这件事情是“牛李党争”的开始！“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

“牛”是牛僧孺，“李”是李德裕。

说起“牛李党争”，又不得不说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制举案，在这次科考中，考生牛僧孺、李宗闵等人，针砭时弊，史书记载他们：指斥时政之失，言甚硬直，无所回避。宰相李吉甫认为这件事情是举子们故意针对自己，跑到唐宪宗那里哭诉，宪宗也认为此事有影射朝局的嫌疑，于是将主考官免职，牛僧孺、李宗闵也不受重用。这件事情被看做是“牛李党争”的起源，但此时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初入官场，羽翼未丰，争斗尚未开始。

七年后，李吉甫去世，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开始受到重用。 长庆元年，李宗闵做到中书舍人，大家都认为他前途无量。与此同时，又有一位青年才俊崭露头角，年纪轻轻已经是翰林院学士，他就是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

年轻的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被看做是新一代朝堂领袖，以他们的才学，如果勠力同心，共谋社稷，中兴大唐也未可知，但元和制举案的旧恨加上长庆科举舞弊案的新仇，让双方你来我往，斗的不可开交，直到公元850年李德裕病死崖州（今天的海南海口）。

此前四年，李德裕从宰相的位子上，被连续贬官五次，从繁华的长安城到天涯海角的崖州，花甲之年的他再也受不住折腾，一病不起。李德裕的死，标志着旷日持久的“牛李党争”彻底结束。

“牛李党争”究竟争什么，该如何看待这场争斗，一直是后世唐朝历史研究者争论的焦点，学界往往以出身论来作为这场斗争的分野，认为牛李党争是新兴的官僚阶层与传统士族阶层的一次争斗，也有人认为，双方的斗争与出身无关，完全是一场权斗，孰是孰非，日慕乡关带大家捋一捋！

（1）牛李派系构成

“牛李党争”之所以被认为是庶族士子与士族子弟之间的争斗， 与双方领军人物的出身有很大关系，牛党领袖牛僧孺出自安定鹑觚，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灵台人，寒门子弟，进士出身，进士在唐朝科举中录取率非常低（每次录取三十个左右，录取率约为百分之一），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摸不到进士门槛，所以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牛党另一位领袖李宗闵同样是进士出身，不同于牛僧孺，李宗闵出自李唐皇室，其先祖李元懿是唐高祖李渊之子，但由于年代久远，家道早已中落，说是寒门子弟也不为过。

李党的代表人物李德裕就幸福多了，他出身赵郡李氏，祖父是御史大夫李栖筠，父亲是当朝宰相李吉甫，可谓含着金汤勺出身，李德裕自幼便胸怀大志，苦心攻读经史，尤精《汉书》、《左传》，但不喜欢科举考试，《旧唐书.李德裕传》记载他：“耻与诸生同乡赋，不喜科试”，后以门荫入仕。

所谓门荫入仕，就是凭借祖先的功勋循例做官，本质上是魏晋时期贵族政治的遗留产物，大唐开国后，推崇科举，面向天下读书人开科取士，但几百年积淀下来的政治传统，非一朝一夕所能完全改变。李德裕不管水平如何，总是沾了祖先的光。

由于入仕途径不同，后世据此认定，“牛李党争”是一场出身差异导致的庶族科举子弟与士族门荫子弟的斗争，这种说法看似合理，其实并不科学。

据统计，牛党的核心人物的确皆为进士及第，但李党除李德裕、郑覃外，其成员亦基本上是进士出身。单单从入仕途径区分，并不具有说服力。而据《剑桥中国隋唐史》记载，牛党 41 人中郡望出身者 20 人，非郡望出身者 5 人，而李党共 22 人，其中郡望子孙 12 人，非郡望出身者 7人，双方的出身也都类似，认为牛李党争是寒门士子与士族子弟的斗争好像也站不住脚。

（2）牛李党争的焦点

四十年的争斗，最集中的一点，就是科举！

唐朝的科举制度源于隋朝，其目的在于面向天下选拔人才，尤其是太宗皇帝继位后，深感士族势大，长期以往，尾大不掉，因此对科举制度十分重视，但在考试科目的设置方面，却依然沿袭了六朝以来的文风，崇尚骈俪文风，追求文词华美。这种文风，对于治世理政毫无帮助，但其时大唐风调雨顺，国力强盛，纵然科举方式有些偏差，也不至影响国本，还诞生了李白、杜甫等震铄古今的诗坛巨匠。

安史之乱以后，社会动乱，民生凋敝，朝廷急需军国人才。 科举尤其是进士科作为朝廷选用人才的重要途径, 必然要求去华务实，改革就变得迫切起来。

士族出身的李德裕，对旧有的科举制度抱有天然的敌视态度，在他看来，以“诗词歌赋”为主的进士考试华而不实，对为官治世毫无帮助，还助长了读书人浮躁轻薄的不良风气，所以屡次上书，要求改革科举考核方式，但文宗皇帝对李德裕的建议态度暧昧，不敢轻易动刀，“甘露事变”后，夸夸其谈的李训被斩首，险些酿成大祸，逃过劫难的文宗皇帝有所醒悟，但依旧犹犹豫豫。

武宗即位后，李德裕得到重用，他的许多设想也都有了付诸实践的机会，不仅改革了科举，还把士子考试和选官分割开来，有效避免了进士不愿意去地方做官的老传统，除此以外，李德裕还花大力气打击进士圈子文化。

说起圈子文化，还要多花些笔墨。

诞生于隋朝的科举，延续到唐朝产生了两种看似奇怪，实则影响深远的社会关系：座主与同年。所谓座主，就是当年的主考官，要说封建社会，考生读书都是自学成才，考官不过是考试过程中的一面之缘，说不上深情厚谊，但唐朝科举腐败到家，人为操作太多，许多考生开考前都要先行到大臣府上投稿，以换取推荐支持，而主考官，更是考生追逐的焦点，发榜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会考官。

白居易晚年写了一首名为《重题》的诗: “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岂止形骸同土木，兼将寿夭任乾坤。胸中壮气犹须遣，身外浮云何足论。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这里的高家门馆，指得就是他的座主高郢，大诗人尚且如此，社会风气可想而知。

而座主也把这种关系发挥到极致，例如唐宪宗时，崔群任宰相，他的老婆李氏劝谏他趁着在位，赶紧置办庄园田地，为子孙后代着想，崔群笑着答道: “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在天下，夫人复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 群曰: “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良田耶？”

而同年，指的就是同年参与科考并登榜的举子，这种关系与今天的同学类似，但紧密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一家子，肺腑亲弟兄”，每年科举发榜后，高中的举子们都要遵循旧例，搞一场声色犬马的“曲江宴”，这种诞生于玄宗年间的宴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官方发文的形式允许士子嫖妓，大诗人孟郊46岁那年中了进士，挥笔写下“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他要看的，可不是长安的花花草草！

士族出身的李德裕，对日渐糜烂的科举深恶痛绝，为了打击进士圈子文化，他不仅禁止考生感谢座主，还于任上，取消了“曲江宴”，除此以外，李德裕还改良了科举考试方式，加大经学比例，在他看来，以“诗词歌赋”为主的进士考试华而不实，对为官治世毫无帮助，还助长了读书人浮躁轻薄的不良风气，发展到后来，他甚至极端的建议朝廷不再使用寒门士子：然朝廷显贵，须是公卿子弟何者? 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自熟也。

而牛僧孺李宗闵之流，对李德裕的做法极力反对，在他们看来，“进士为士林华选”，李德裕的仕途来的太过容易，所以他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于这些寒门出身的士子而言，没有大臣的支持，没有座主的提携，没有同年的帮助，官场之路举步维艰，多了一个助力，就多了一个活命或者升迁的机会，这种沟通感情的做法是李德裕等士族子弟无法体会的，在不改革朝廷制度的前提下，将板子打到考生身上，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让寒门学子失去了唯一的翻身机会。

况且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才取得今时今日的地位，如果按照李德裕的改革方案，他们数十年的努力将大大贬值，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

除了科举，在其他方面，牛李两党也是各持己见，试举一例!

唐文宗大和五年，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举城请降，维州大概位于今天的四川汶川，是大唐与吐蕃交锋的前哨，吐蕃苦心经营多年，才将维州夺去，并据此窥视成都平原，唐朝多次派兵，试图夺回维州，都以失败告终，悉怛谋主动献城，可谓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外放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大喜过望，赶忙收容了悉怛谋及维州百姓，占领了维州城，并飞章奏闻京城。文宗召集百官商议，朝臣多支持李德裕的做法，唯有宰相牛僧孺不以为然，他进言文宗：“吐蕃之地地阔万里，维州之失并不能动摇吐蕃王朝的根基，而唐蕃立盟未久，便首先失信，与国无信，非大国所为。况且，现今吐蕃数万精兵牧马蔚茹川，若吐蕃向东发兵，不三日就可抵达咸阳桥，一旦长安危急，得到百千维州又有何用？”

文宗认为牛僧孺说的有道理，责令李德裕将维州和悉怛谋及其部属皆送还吐蕃，吐蕃也没客气，就在交接地，将悉怛谋及降唐的百姓，全部屠杀，这便是血腥的“维州事件”。

（3）争斗的实质

牛李党争看似只是政见不同的朝堂之争，实则隐含了深刻的利益取舍，李德裕出身士族，无论是入仕途径还是升官难度，都大大弱于进士出身的牛僧孺，所以他更多把注意力放在治国理政上，而牛僧孺李宗闵之流，出身寒门，官场的每一步都来之不易，他们需要快速编织圈子来支撑自身的权力需求，这才是是双方对待科举不同态度的真实原因，当然，李德裕也不是不明白寒门子弟的难处，他曾在任上提出“奖拔孤寒”的口号，以拉拢那些出身低微寒门士子，在他死后，寒门士子对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时有“八百孤寒齐落泪，一时回首望崖州”的诗句。

如果说科举还牵扯到双方的身世背景，那么其他问题，就是完完全全的权力之争，例如前文提及的“维州事件”，牛僧孺力主放弃，看似理由充分，但十八年后， 牛党完全掌控权力，牛僧孺又开始筹划收复维州，可惜此一时彼一时，维州地势险要，哪是你想要就有的。

再比如说河北三镇事件，作为安史之乱的发源地，朝廷上下都知道河北三镇地位的重要性，当河北藩镇自愿献出幽州，归附朝廷时，牛僧孺却说: 即使河朔藩帅自愿献地归朝，亦有害无利，不如不纳，可代为捍边。表面上看，牛僧孺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其实是害怕由李党中人收复河北三镇，壮大威名，影响了牛党在朝中的地位。

这种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处事方式，让本就混乱不堪的晚唐朝政更加腐败，一方获胜，立马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践，等到另一方得势，又把前任的政策完全推倒重来，来来回回，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造就了无数烂尾工程，让底层官吏百姓无所适从！

一直到宣宗继位，总算分出了个胜负，这位以装傻充愣著称的皇帝，是个“进士迷”，私下自称“ 乡贡进士” ,他一上台，就废掉了李德裕，牛党获得了全面胜利，延续四十一年的“牛李党争”画上了句号。

“牛李党争”结束了，但这场争斗中所涉及的问题却没有得到任何改观，科举依旧是上下腐败的游戏，朝廷政策仍然是摇摆不定，一切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

三十一年后，一个叫做黄巢的落第考生，自称冲天将军，兵进长安，于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建元金统，并大肆屠戮唐朝宗室百官。

这可以看做是“牛李党争”的尾声！

参考：《旧唐书》《资治通鉴》《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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