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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08年,大唐帝国内忧外患。藩镇割据势力愈来愈强,宦官掌控神策军的兵权,朝中大臣政见上分化严重,已有结党营私之嫌,满朝上下没有一件事能让唐宪宗省心。
唐宪宗下决心举行一场“高级职称考试”,用非常规的办法培植亲信,这场考试被称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也就是问问官员们,国家问题出在哪?如何解决?
国家弊端在哪?这是一个不问自明的问题,关键是出了这么多问题,怨谁呢,怨皇帝?大家暂阶段还有没有谋反的计划;怨宦官?神策军把控牢固,不可能轻易夺过来,还是别找事了;怨藩镇?前不久宰相刚被藩镇刺杀,再说了,藩镇也不是轻易可以解决的问题。
那怨谁呢?对,就怨自己的直接上级,宰相李吉甫,这小子人缘一直不太好,看似权力很大,实际上是个纸老虎,他家一起抱怨,一定能奏效的。
再想想皇帝为啥要弄这么一个考试,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尽情吐李吉甫的槽。这个老臣仗着自己资格老、地位高干了不少皇上不喜欢的事,宪宗皇帝才干了两年,就对这个老头深恶痛绝,找个由头把他整下去。
大家也很给力,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等人在试卷中暗指李吉甫,奸臣误国,人品极差,这个宰相不合格。
这样的吐槽宪宗皇帝很满意,给了这几位吐槽官员很高的评价。
社会上还流传着不同的说法。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等人向皇帝提出建议,由于建议的调子比较高,而且大家声音相同,让宪宗皇帝对其产生了怀疑。又经佞臣谗言,指出李吉甫才是幕后黑手,宪宗皇帝大怒,使君臣出现嫌隙。
这两种说法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正如大史学家冯承基说言:使人不得不怀疑李吉甫就是他们要打的活靶子。
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对这群大臣恨之入骨,也为日后的报复计划埋下了伏笔。无论哪种说法,李吉甫一定是大臣们的打击目标,这也在13年后李德裕的报复中得到了应验。
821年,春,有人秘奏皇上,上一年的科举存在舞弊行为。皇帝虽怒,但是知道科举不就是互走关系吗!舞弊,能有怎么舞弊。(唐代科举还不成熟,走关系的事情经常发生。)无奈,元稹、李绅、段文昌等重臣坚持上奏皇上,要严查此案。皇上知道,真正幕后的势力是李德裕。
这一查,还真是捞上不少大鱼。李宗闵的女婿、副考官的弟弟、裴读的儿子等等,全是关系户。皇帝下令,重考一次。这次主考官是尽人皆知的大诗人——白居易。
这次考试下来,结果大跌眼镜,之前中试的考生,只有一个再次中试。这样一来就将考试舞弊坐实。李德裕对牛党人进行的报复,严重影响了牛党人的仕途及子嗣仕途。
不久河北的战事,让事情发生了变化。
河北战事,急需有经验的官员前去坐镇,裴度时来运转。元稹与裴度素来不睦,在大战之时,屡次上奏朝廷希望可以剥夺裴度的军事指挥权。裴度则状告元稹想要刺杀自己。这件事让新皇帝穆宗很是厌烦。
不久裴、元二人皆被降了官职,牛党幕后实际操控着李逢吉顺势登上相位。李逢吉将自己在御史台的好朋友牛僧孺提拔成自己手下,这也切断了李德裕的升迁之路。牛党人大权在握,又向宦官献媚,想方设法巴结宦官领袖王守澄,也深得穆宗欢心。牛党大胜。
李德裕离开长安,前往浙西谋求一时安稳,蛰伏自己,一去就是7年。
公元824年,敬宗即位,这个心浮气躁的少年天子挥霍更是超过历代天子。他喜怒无常的性格更是得罪了一众官员及宦官。也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以河渠工人和算命术士为首的100余人发动暴乱,直扑皇宫而来,竟然闯关杀将,杀到皇帝寝宫。险些生擒了敬宗皇帝。这是神策军迟迟赶来,平定叛乱。
从暴乱发生到过关杀将,一群乌合之众闯皇宫如无人之境,本身就已经匪夷所思。再加上神策军迟迟赶到,更让人不得不怀疑其中的阴谋。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加细思极恐。这个喜怒无常的少年天子没有责罚保护他的神策军,而对带兵而来的宦官大肆封赏。宰相牛僧孺对敬宗皇帝产生了十足的戒心,也去了南方暂求安稳。
没多久,宦官无法忍受这位皇帝,竟秘密杀害......
李德裕代表的李党尚在浙西,牛党也南下自保,这样的权力真空期,宦官们是不会错过的。以王守澄为首的宦官集团拥立了文宗上台。文宗战胜了敬宗幼子及自己的叔父,究其原因还是王守澄势力对其他妄图即位的势力进行了碾压式的攻击。
17岁的文宗皇帝给了朝中士大夫不切实际的希望。他遣散了宫中多余的宫女,崇尚文化,甚至恢复了上朝的制度。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用人方式一直被后世诟病。要么文宗是一个容易听信谗言的涉世未深的小皇帝,要么文宗就是一个心怀的志的少年天子。
文宗对于宰相的任用,基本是2到3年就更换势力。827年牛党实际领袖李逢吉罢相,将权力转给老臣裴度;830年裴度罢相,将相位重新转给牛党李宗闵、牛僧孺;832年,牛僧孺罢相,将相位转给回京不久的李党领袖李德裕。这也是李德裕第一次登上相位。
文宗皇帝恨透了王守澄为首的宦官,他知道敬宗皇帝是怎么突然驾崩的。在仇恨中,他孤注一掷,独自培养中间势力,既没有拉拢李党,也没有拉拢牛党,独自面对宦官这个恐怖且庞大的黑暗团体。
甘露之变失败后(关于甘露之变可看表哥《甘露之变背后的恐慌》一文),文宗皇帝抑郁寡欢。
在文皇帝生命的后期,他担心自己被宦官篡改历史,留下千古骂名。839年文宗皇帝提出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被宦官拒绝,郁闷至极,饮酒,大醉,大骂:古代君主受制于诸侯,而朕受制于家奴。
这就将甘露之变中与宦官矛盾公开化进一步加深,也加速了自己的死亡。随着文宗皇帝身体的恶化,皇位继承问题上,发生了百年中最复杂的矛盾冲突。
而复杂的本质在于,宦官、牛党、李党已经将权力瓜分,相互制衡,不分上下。
文宗的太子在838年被文宗所杀,究其原因也无非是太子生母已不得宠,太子又心浮气躁顶撞皇帝。而新太子的人选又体弱多病;除了新太子,另外两位候选皇位继承人都是文宗皇帝的弟弟。一是后宫中最有权势的杨贤妃之子安王溶,在安王溶背后除了杨贤妃,还有牛党宰相杨嗣复的支持;另一人选是颖王,他得到宦官集团和神策军的支持。文皇帝对此无能为力,在文皇帝病重期间,颖王被推为摄政王,并顺利即位。
对于其他两派的后宫支持者,宦官集团想方设法将其除掉。
宦官集团同样想要除掉支持安王溶的牛党宰相杨嗣复与李珏,武皇帝依仗宦官登基,自然在这件事上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表哥猜测,武皇帝内心对于杀牛党领袖,也是不同意的。原因很简单,宦官便可一家独大,缺少制约的力量。武皇帝期待着大臣们的仗义执言,结果令他失望。
终于,与牛党作对几十年的李党领袖李德裕三次向武皇帝请求对牛党人开恩。这里不得不佩服李德裕的政治眼光,这样的举动保证了自己的安稳,也保证了大唐的安稳。
武皇帝故作姿态,表示:特为卿等释之。这个时期,李党是长安主宰一切的政治人物。李德裕在甘露之变前,受到排挤,去了南方任职,甘露之变失败后,又依仗与仇士良的关系,于840年回到京城,拜为宰相,知道846年去世。牛党、李党、宦官仍然并存朝堂。
李德裕与武宗皇帝之间,产生了令后世臣子羡慕的君臣关系。李德裕出身士族名门,极具魅力,又能言善辩,精于算计。武宗皇帝极为信赖李德裕,两人之间从未产生过让对方难堪的事情,李德裕虽位极人臣,却给足皇帝面子。
李德裕对宦官的态度也极为细致。一方面,他拉拢仇士良,并处分了想限制仇士良私权的官员;另一方面,待李德裕羽翼丰满深得皇帝信任的时候,给予宦官集团最沉重的打击。
武宗皇帝与其他被宦官扶持的皇帝一样,心中充满了对宦官的仇恨。
842年,官员们建议武宗加尊号,并宣布大赦。仇士良怀疑这是李德裕的阴谋,认为李德裕计划用大赦限制自己的权力。他组织宦官在宫内公开反对这次大赦。
关键时刻,武宗皇帝给予李德裕最大的支持,公开批评了宦官,说:自己是天下的主人,是自己要求大赦的。仇士良威信大减,并在皇帝和李德裕的要求下隐退,知道一年后死去。李德裕趁机削弱了宦官除神策军外所有军权,并削减部分财源。
李德裕牛就牛在明白什么叫适可而止,他将政治火候掌握的极为精准。李德裕并没有向宦官全面开战,而是适可而止的削弱其势力。自此,宦官集团再也不像之前那样肆无忌惮了。
一个平衡的朝政是稳定的基础,宦官好打,而面对随之而来的权力中空,对于这个国家,带来的可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灾难。
服用丹药是李唐王朝皇帝的死穴。武宗皇帝的早逝与过度服用丹药有直接的关系。武宗皇帝的驾崩,让李德裕失去了权力的保护伞,新登基的宣宗皇帝极为厌烦与其侄儿(武宗)穿一条裤子的李德裕。这位晚唐重臣终于被左迁海南,当了一个县令。于公元850年,死于海南。
宣宗大用牛党,牛党人恢复了在长安的权力。而牛党领袖牛僧孺于847任官太子少师,同年卒。
白居易的之子白敏中为相时,想再借党仇为自己谋利,但是朝堂之上故人皆去,早无党争。宣宗皇帝成为毫无大势力制约的权力拥有者。
牛李党争自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