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内总管的四种角色

在汉朝，尤其是东汉，朝廷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外朝，三公九卿就属于外朝；一个是内朝，皇帝的秘书机构尚书台就属于内朝。第三个就是后宫大内。这个划分，在后来的朝代里有各种变形，名称和属性都有改变，但其精神实质却保留了下来。

大内属于皇帝私人生活空间，严格说来跟朝廷是两回事，但事实上，大内对政局往往有着决定性影响。因此，大内总管这个角色非常微妙。它也是打开中国政治制度奥秘的一个重要钥匙。通过对它的梳理，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帝国的权力聚于何处、分于何地，又散于何方，明白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里，到底谁在控制，谁在服从，而谁又在制衡。

盟友

最早的时候，王家即政府，政府即王家。大内总管和政府首脑差不多是一回事。比如宰相的“宰”字，就是宰杀牲畜之意。钱穆说过，“宰职虽高，实兼治膳。”诸葛亮要兼干御膳房总管海老公的差事。到后来，政府和大内渐渐区分开来，诸葛亮是诸葛亮，海老公是海老公，但是外朝和内朝还没分。

汉朝初期，丞相还是内外一把抓。再往后，官僚机构日益复杂，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就分化为外朝、内朝。外朝以三公为名义上的首领，内朝以大将军为首。外朝呈上的奏章，皇帝下发的旨意，都要通过内朝的尚书台。简化地说，就是三公带着一群官僚在外朝，大将军带着尚书台在内朝，皇帝带着一群太监在大内。

东汉史读起来相当枯燥，因为它就像按了循环键的播放器一样，讲的总是同一个故事。一开始是小皇帝登基，他的嫡母让娘家哥或娘家爹来当大将军。多年后，小皇帝长大了，跟身边的宦官联合起来杀掉大将军，然后宦官们风光一阵子，接着皇帝驾崩，上面这个故事重讲一遍。有点程序死循环的感觉。

唯一能打破这个死循环的办法是让皇帝多活几年，别让儿子太小登基。但颇为神奇的是，东汉中后期的所有皇帝，除了婴儿期早夭的以外，统统很准确地在27-35 岁之间死掉。只有汉献帝靠心宽来养生，打破了这个局面，但可惜那时已经没什么用了。

东汉名义上的大内总管是少府，这是一个外朝的文官职位。但实际上，在权力斗争中，少府就是个打酱油的。他只是名义上的大内总管，实际上的大内总管叫中常侍。中常侍是宦官头领，经常有几个十几个之多，他们通过一种复杂的方式分享权力，往往会有两个中常侍做他们的总首领。

文官系统不喜欢外戚，但要非在外戚和宦官中二选一的话，他们还是会选外戚。有了宦官的衬托，大将军和外朝的矛盾就成了人民内部矛盾。东汉后期，士大夫和宦官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著名的党锢之祸是其高潮。

在士大夫眼里看，宦官们简直是十恶不赦，但是在皇帝眼里呢？在皇帝眼里，他们是盟友。汉桓帝策划诛杀跋扈将军梁冀的时候，就真的和五个宦官啮臂为盟。当然，皇帝怕疼，没舍得咬自己，而是伸嘴咬了一口宦官单超的胳膊，但结盟这事本身可不假。皇帝自然会想：你们说宦官这不好那不好，可是在我最危急的时候，你们又在哪里？

东汉时候文官系统和大内总管的斗争很奇特。按理说，太监嘛，没有家庭，没有后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但是汉朝宦官好像是例外，经常拖家带口弄一大家族的人，有时候儿子儿媳一大堆。也不知道是领养的，还是进宫前生的，反正社会关系比一般人家还复杂。

家里出了能人，家族里肯定要沾点光，升点官占点地，欺点男霸点女。反宦官的官员们就从这些外围下手。所以斗争模式总是这样：官员们在地方上整理罪状，杀宦官的家属；宦官们到皇上前一通哭诉；皇帝龙颜大怒，处罚官员。

而且官员们对大内总管们好像也不怎么惧怕，下手特别狠。有的时候人家犯罪是在大赦之前，按理说不能杀了，可照样杀；动不动还几十上百的杀。就像张俭不但杀了中常侍侯览的亲妈，又诛杀全家的宗族宾客。有跑得快逃到了外地，以为这就安全了，谁知外地官员闻讯大喜，组织围捕将他们一网打尽，全部杀掉。宦官们当然也狠毒，但他们好像很少主动进攻，多半是防御性的，或报复性的。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是东汉的士大夫有抱团精神，一方面则是宦官权力终究有限。宦官集团得势，也不过是大内占据优势而已。宦官们既没有完整地控制内朝，更没有牢牢控制军权，这一点和唐、明时期的情形不同。

中常侍们也很委屈。是，我们贪污腐化，我们干了坏事，但是别人就没干么？说不定干得比我们还多还坏呢。中常侍王甫就曾骂太傅陈蕃：“皇上刚死，大将军窦武有什么功劳，一家封了三个侯。他从掖庭里取宫女，陪他们喝酒作乐。一两个月的功夫就搞了上亿的钱，你是国家栋梁，为什么跟他勾结？”是啊，跟大将军比，我们那点事儿算得了什么？凭什么就揪着我们不放？《后汉书》是范晔写的，所以把宦官写得非常非常坏，好像当时就数他们最腐化。如果这书是司马迁来写，肯定就会是另一个版本了。

在内外朝和大内的斗争中，这个王甫是焦点人物之一。他靠斗争而崛起，又因斗争而覆灭，其一生命运就像那场斗争的缩影。

王甫起家是靠诛杀大将军窦武。当时窦武联合外朝，想杀掉所有掌权的宦官，结果很不幸，奏章在内朝传达的过程中泄露了。宦官们情急之下推举王甫主持反攻。宦官们手上的王牌就是小皇帝。他们让小皇帝拿了一把宝剑，做欢欣踊跃状，在他身边还配了一个奶妈以拱卫陛下。

王甫打着皇帝的招牌，以武力控制了尚书台。他还逮捕了外朝首领陈蕃，就是在这个场合，他发表了上面那些正义言论。窦武逃到了外面的军营，无奈手下士兵不愿和皇帝作战，结果宣告覆灭。从这里不难看出，在关键时刻，能否抢先控制内朝是胜败的关键。政变之后，王甫被提拔为中常侍，和曹节并列，成为真正的大内总管。

王甫当然招权纳贿，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渤海王悝事件。刘悝是汉灵帝的叔叔，因为犯法被贬了，后来积极谋求复国，搭上王甫的路子，答应事成之后给他五千万钱。这个事儿最后确实成了，但跟王甫没什么关系。

刘悝觉得这个交易吃亏了，就没掏这笔钱。王甫的报复极其凶悍。他控告渤海王悝谋反，结果刘悝被迫自杀，全家灭门。能灭藩王满门，他的权势好像很骇人，但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他的权力根基并不稳固。等到外朝反扑时，王甫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当时有一个叫阳球的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有京师周边的检察权，还控制着洛阳狱，对大臣贵戚有一种潜在的威慑力。而阳球是外朝反扑宦官的急先锋，公然声称自己当司隶校尉的真正目的就是打倒宦官。

阳球整理了王甫的黑材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王甫派门生贪占了七千万钱的国有资产。他静静等待着机会。一等到王甫休假，阳球就跑到皇帝面前，揭发了王甫的罪状。结果皇帝一念之差，王甫连通党羽一起被抓，关进了洛阳狱。由此可见，对于依附皇权的宦官来说，世上最可怕的危机就是四个字：不在现场。日后张永斗倒大太监刘瑾，用的也是这一招。

大内总管一进文官控制的洛阳狱，就等于羊入虎口，猪进屠门。人家早就支着架子等着了。宦官系统也有自己的监狱，那就是北门诏狱。当年王甫在那里审问过文官范滂。范滂一通慷慨陈词，深受感动的王甫下令解开所有犯人的桎梏。现在可没人会对他发善心。王甫和他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还是名义上的大内总管少府）被极刑拷打。王甫的儿子大喊：你当年侍奉我们父子就像奴仆一样，现在你敢反你的主人！今天你收拾我们，明天就轮到你了！

阳球用土堵住他们父子的嘴，活活用乱棍打死。死了也不算完，阳球又把王甫的尸体寸磔，高挂在城门上，旁边写上“贼臣王甫”。这是外朝系统对宦官们最成功的一次反扑，是如此的鲜血淋漓，如此的充满恨意。

这场纠缠几十年的斗争，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袁绍他们血洗皇宫，宦官几乎被斩尽诛绝。紧接着是董卓入京，东汉王朝走向覆灭。大内和内、外朝的战斗至此才告终。

虎豹

经过一个漫长的混乱时期，中华进入第二帝国时代——隋唐时期。此时政治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尚书台从内朝走到了外朝，中书、门下两省成了新的内朝。唐朝早期，宰相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控制着内朝，同时又有对外朝的指挥权，兼两朝权力于一体。相比之下，大内总管的权力就相当受限了。

但在中唐之后，帝国危机不断，皇帝们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们的本能反应是把更多的权力交给最信赖的人，也就是太监。于是，皇帝改组内朝，设立了两个枢密使，和宰相对掌内朝权力，到唐末甚至发展出“贴黄”权，就是中书门下的文件要枢密使“贴黄”，才能生效，这就是明朝“批红”的雏形。

此外，唐德宗还做了一件更严重的事情。他把禁军交给了太监掌管。这支禁军叫神策军，从此，太监系统又多出了两个神策军中尉。这事最后酿成滔天大祸，但其实也不能全怪唐德宗。唐德宗曾一度流亡，很多文官都叛变了，但是宦官们始终忠心耿耿，护驾随从。换上你是唐德宗，你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冲动。他只是没有充分意识到其中的危险：时间一长，神策军就成了太监们自己的武装。

大内出了四个总管，两个枢密使，两个神策军中尉。他们分享了内朝的权力，又握有禁卫军军权。其权势之大，达到整个宦官史上的巅峰。和他们一比，王甫、魏忠贤简直像老绵羊一样温顺无害。唐朝的大内总管们成了卧在皇帝身后的虎豹，随时可能吞噬主人。他们也确实这么干了。从唐德宗之后，宦官们杀了两个皇帝，废了一个皇帝，立了八个皇帝。

在这些大内总管里，仇士良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皇帝对太监们的最大一次反抗，就是被他镇压下去的。当时唐文宗非常担心自己豢养的这些虎豹，他联合了一些官员，准备铲除宦官势力。这些密谋者把文官系统的零星士兵拼凑起来，制定了一个离奇的计划。他们打算宣布左金吾后院的石榴树夜降甘露，非常吉祥，然后把仇士良这些大内总管骗到后院查看，在那里把他们杀掉。等太监们群龙无首，皇帝就下令冲进后宫诛杀他们。

这个计划有点愣，但也未必完全行不通，可是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纰漏。仇士良他们确实被骗进去看甘露了，谁料负责下手的左金吾大将不争气，还没动手就开始紧张，开始淌汗，结果被仇士良看出破绽，这些大内总管们都是人精，马上拔腿就跑，埋伏的士兵跟在后面紧追。仇士良直奔大殿，让太监们抬起皇帝就往禁宫里头跑。有大臣拉着轿子不让走，有个太监一拳把他打倒。据说仇士良自己也撸袖子干，跟挡路的大臣撕扯在一起，摔倒在地，差点让人拿刀捅了。

整个场面像是狗血宫廷剧里的情节：太监们抬着皇上跑，大臣喊着不让抬，士兵们追在后面杀太监。轿子里的皇帝当时表情一定很丰富，可惜史书上没有记载。跑得慢的太监被砍死砍伤十几个，但是皇帝还是被抬走了。禁宫的大门死死关上。

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门都充满不祥地关着。等到它忽然打开的时候，从里面冲出一千名神策军士兵，见人就杀。从宰相到金吾卫士兵，吓得一窝蜂地往皇宫外跑。不一会皇宫的大门也关上了，没来得及跑掉的六百多人全被杀死。大内总管紧接着对文官系统做了一次大清洗，报复极其血腥。三位宰相被腰斩，抄家灭族，妻女没为宫奴，共计几千人死于这场屠杀。这就是著名的甘露之变。

被抬走的皇上呢？他参与了这场阴谋，所以日子也极不好过。仇士良死里逃生后，当着皇帝面痛骂他，皇帝“惭惧不复言”。从那以后，唐文宗就不停被欺负，有一次他对大臣哭着说：“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诸侯，我受制于家奴，我比不上人家啊！”

在历代大内总管里，仇士良可算是一个异数。他打倒了一个皇帝，立了一个皇帝，前后杀了二王、一妃、四宰相。他在其他地方也有彪悍之处。宋朝的童贯身为太监，彪悍地长出了胡子，成为太监界的传奇；仇士良比他还要彪悍，彪悍到了生儿子的地步。

据《仇士良神道碑》记载，他娶了御史大夫的女儿胡氏，亲自生了五个儿子。他曾要求按惯例，给一个儿子“荫官”，引起了给事中李忠敏的警惕，他质问仇士良身为太监，凭什么有儿子？仇士良非常愤怒，但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等到他扶立的唐武宗登基后的第三年，仇士良和皇帝产生了种种矛盾，很不愉快地退休了。退休之际，他还对送行的太监们上了一课：“不能让天子闲着，得让他不停地玩，这样他就顾不上别的事儿了。千万别让他读书，别让他跟读书人接近。他知道前代兴亡，就会感到害怕，疏远我们。”这就像交代怎么对待《黑客帝国》里的尼奥，千万别给他吃揭示真相的红药丸，要给他喂蓝药丸啊。

仇士良在危机时候能拥立天子、杀死宰相，但这种权力也有脆弱之处。否则，他就不会在新皇帝登基三年后就被撵走了。读唐史会发现一个怪事：在宦官们的阴影下，皇帝和宰相依然能有所作为，唐武宗就是个有为之君，他的宰相李德裕更是数得着的一代名相。

这一切为何会发生呢？也许这跟唐代宦官的权力结构有关。他们虽然拥有可怕的权力，但却并没有把这种权力日常化、系统化。宰相仍旧控制着外朝，依旧影响着内朝，皇帝仍旧和宰相保持着密切联系，而“贴黄”权直到唐朝末期才出现。

在仇士良的时代，大内、内朝、外朝的链条并没有断裂。宦官的武力只能偶尔使用，而人家的权力链条却能每时每刻地发挥力量。这就像宦官们手握权力的核武器，而皇帝和大臣们则掌握着常规武器，双方在对持中都有点老虎吃乌龟，找不到下嘴的地方。到了明朝，太监们才系统性地渗透进了这个链条，获得了一种压倒性的日常权力。

蟒龙

明朝的中枢制度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朱元璋废掉了宰相。后来虽然产生了内阁，但内阁大学士不同于唐朝的宰相。大学士只负责内省，理论上并不能直接指挥外省六部。内省和外省出现了永久性的断裂。少数权臣可以绕过这个障碍，但这属于不正常现象，严格来说属于违法乱纪。

还有一点就是帝国运转越来越自动化、越来越公文化。明朝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和大学士没有面对面的联系，帝国照样运转。各地公文汇总到内阁，内阁做票拟起草处理意见，司礼监按票拟审阅批红，文件就生效发回。

大家都说明朝皇帝懒惰而清朝皇帝勤快，其实这不光是性格问题，更多是制度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明朝太监有批红权，而清朝没有。清朝皇帝如果懒惰，系统就会崩溃掉。

明朝管理宦官的机构是二十四衙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司礼监。司礼监掌印太监就相当于大内总管，其副手是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般来说，秉笔太监负责具体批红，掌印太监负责最后审核、在上面盖印。按制度规定，他们只能按皇帝的意思批红，主动权还不如内阁的票拟。

但如果皇帝懒惰，他们的权力就会变得相当惊人。在外省、内省、大内这个权力链条里，他们身为大内总管，又能控制内省的最上游，所以才会培养出魏忠贤这样的权阉。

魏忠贤的性格很有意思，奸险之中不乏憨傻天真。在崛起之前，他的绰号就是“傻子”。而崛起之后，他的很多表现也有点憨。比如有个心腹无意中说了一句：“外官都是在诳哄老爷”，魏忠贤就深受刺激，揣着一颗受伤的玻璃心长吁短叹：“原来他们夸我都是假的！原来他们都在哄我！”一连好几天称病不起。据说他在宫里看戏，一看到秦桧出场，他就马上对号入座，表现得坐立不安。其实这跟他有啥关系？

至于他的治国方略，也颇为古怪。有次前线吃紧国库空虚，魏忠贤就想出一个主意。按照惯例，皇帝可以特殊恩准某些人“宫中骑马”，有这个特权的人每逢年节要献匹马。魏忠贤就一下子赏给几百个太监宫中骑马权，然后让他们缴马。这就是讹人啊。人家其实不想宫中骑马，但没办法，让缴马就缴吧，也都是些老马病马，往辽东送的时候，“随到即死”，士兵只好当伙食吃。魏忠贤这也算是憨人想出的笨办法。

这么一个人物能压倒文官系统，无非是因为他侍奉的主子是所有明朝皇帝里最懒惰、最无知的一个，所以他获得的代理权最完整。靠着这种权力，他能对权力链条进行日常性的细密掌控。

此外他还占了一个便宜，明朝没有能够指挥外朝的宰相，内省和外省出现断裂，更加无法和他抗衡。所以魏忠贤有极多的文官党羽，也就是后来说的阉党。唐朝宦官力能废立天子，却从没有在文官系统中有这么大的渗透力。这种现象绝对不能仅从士风颓靡的角度来分析。

阉党们对魏忠贤的奉承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留下不少笑话。就像当时到处给魏忠贤建生祠，立魏忠贤的雕像，有一个雕像把脑袋做大了，帽子做小了。木工只好拿刀把这个脑袋削小点，有人就冲上去抱着魏忠贤的脑袋痛哭：你敢削我的厂公！太仆少卿曹钦程被削籍为民，还不忘向魏忠贤表忠心“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结果让厂公啐了一脸。这些轶闻趣事历史上记载了很多，看久了会产生错觉，好像魏忠贤已经控制了整个国家。

其实魏忠贤的权力架构里缺失了重要的一环：军权。仇士良有军权却无行政权，魏忠贤有行政权却无军权，各有各的软肋。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奇怪：魏忠贤为什么不能控制军权？魏忠贤当然可以想办法撤换军队领导。但发动军队反皇帝，可不是撤换几个领导能解决的事儿。

唐朝宦官们能对神策军如臂使指，靠的是世代积累沉淀出的力量。魏忠贤做不到。等崇祯要收拾他的时候，他居然束手无策。其实他唯一的机会，就是乘崇祯刚入宫、立足未稳之际，谋杀掉他。

这个机会其实也很渺茫，何况崇祯非常小心，不肯吃宫里的食物，甚至还在案头摆着宝剑。不久崇祯的心腹接管大内，魏忠贤就连这一点机会也丧失了。他像纸糊的房子一样坍塌了。可见大内总管们哪怕掌握了日常性的、制度性的行政权力，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孕育出军权，他们依旧只能是皇权的附庸。

据说，魏忠贤的内衣上都绣着蟒龙，上面只比藩王的蟒龙少一个爪。魏忠贤替皇帝拿起那些奏折的时候，他真的就像绣在内衣上的那条蟒龙，虽然酷肖天子真龙，但终究不是。

鬣狗

清朝依旧没有设立宰相，但是却取消了司礼监，这样皇帝的工作量就变得非常大。他必须不断批读奏折，必须不断接见军机大臣。制度逼着他们变成了行业里的劳模。

清朝的大内总管并不是太监，而是内务府大臣。这个官职有点像汉朝的少府，但实际权力要更大一些。理论上来说，他有对所有太监的管辖权，比如他手里的慎刑司就有对太监的司法权。

内务府大臣如果由权臣兼任的话，确实可以凌驾在太监之上。比如和珅就当过内务府大臣。他对太监很严厉，有个太监背后提到大臣梁国治的名字，让和珅听见了。其实说起梁国治这个人，和珅也看不起，经常当面损他，甚至曾开玩笑拿佩刀剃他的头发。但和珅自己欺负他可以，太监提他的名讳那可不行。和珅把太监杖责几十棍，让他向梁国治磕头认错，罪名是身为太监居然敢提大臣名讳，大大不敬。

不过这多少是因为和珅的特殊身份。内务府这个机构本身权力并不算大，就是皇帝生活秘书而已。不过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捞钱。皇上要花钱都要通过内务府，很快就把内务府养成了一个老鼠窝。窝里肥老鼠成精，只要沾上钱，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历史上有很多跟内务府有关的轶事，比如最著名的道光皇帝吃鸡蛋的问题。据说内务府给道光皇帝采购的鸡蛋，五两银子一个。道光皇帝听说大学士曹振镛每天早上吃四个汆水鸡蛋，连连惊叹曹爱卿的早点实在太奢靡了。类似掌故很多，虽然未必个个可靠，但折射出的贪腐问题却是真的。正所谓“树矮墙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那里本就是出产暴发户的所在。

清朝太监地位非常低。明朝大臣见了太监都客客气气，有时候还要抢先行礼，但是清朝皇帝就明令规定，太监们见了朝臣，不管对方品级如何，一律要低头让道。道儿让大臣们走着，钱让内务府贪着，文件让皇帝自己批着，说起来清朝太监真是好可怜啊。

但话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以内务府和太监们的关系为例，内务府是采购端，太监们位于消费端，内务府总有求着他们的时候。五两银子一个鸡蛋，要是没有御膳房太监的配合，也不好顺利送进皇帝的口腔里。

太监也能敲诈内务府。同治皇帝结婚的时候，有个太监就往玻璃上贴了根头发，找到内务府的人说：这大喜的日子，你们买的玻璃怎么是裂的！这是什么兆头？这是什么含义？内务府的人不经宣召不能上丹陛，远远一看，吓得魂儿都掉了，只能赶紧送上一笔银子，才化解了这个事情。

内务府和太监们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和珅当大臣的时候，可以不把太监放在眼里，但是到了慈禧时代，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说到这里，大家都会想到一个人：李莲英。虽然名义上李莲英还归内务府管，但立山那样的内务府总管跟他称兄道弟，唯他马首是瞻。李莲英倒成了真正的大内总管。

关于李莲英，存在很多误解。其实李莲英很有人格魅力，完全不是电视里那种阴调调的形象。按照当时记载，李莲英身材高大，性格温和诙谐，跟人聊天的时候笑话段子不离口，跟他接触过的几乎没有不喜欢他的。

李莲英也很低调，非常会做人。既讨好慈禧也不得罪光绪。比如光绪庚子年跟慈禧一起逃难，刚回京的时候，慈禧太后的住处非常华丽，光绪屋子里连个被子都没有，谁都不管他。李莲英见后跪下大哭，把自己的被子抱过来给皇上盖。光绪日后还说：“没有李谙达，我活不到今天。”

李莲英的权力又有多大？说起来还真没多大，很多关于他的情形都是夸张出来的。他没有任何制度上的权力，不过是靠离慈禧太后近，可以得到一些情报，施加一些影响。

他确实卖官。白云观的高老道就是李莲英的掮客，想走李莲英门路的人都到那里烧香。袁世凯、庆亲王奕劻这些大臣也都买他的账。但要像百家讲坛里那样要破解“大太监李莲英掌控清朝政权50年之谜”，就太离谱了。根本没有那样的谜。李莲英在朝廷上连一个真正的心腹党羽都没有，退休时波澜不惊。

对李莲英来说，只有交易者，没有依附者。这样的人能说是掌控政局？就算交易，规模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庞大。他当了近三十年总管，攒下了三百万两银子，说起来好像不少，其实连庆亲王奕劻的一个零头都不到。这是为什么？有一部分原因是李莲英做事不敢过分，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李莲英没有任何制度化的权力，他不过是靠着慈禧太后指缝间漏下的一些权力渣渣为食，说到底就是皇权下的食腐动物而已。如果说魏忠贤是只蟒龙，那么李莲英不过是条鬣狗。不要说仇士良、魏忠贤，恐怕就是王甫都会哀叹李莲英没有出息。（《国家人文历史》）（阿尔法工场，微信公众号：alp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