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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家王朝，明末的各种话题一直以来都是“大热门”，戚家军更是如此。谈起戚家军，应该是无人不晓的，相较演义色彩浓厚的杨家将，戚家军更具历史的真实与厚重。而说到戚家军，大多数人所熟悉的，是他们如何在东南沿海驱逐倭寇，至于他们北上援朝，在万历平壤之役第一阶段中大放光彩，接着支援沈阳城，抗击南下的建州女真之事则所知甚少。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戚家军还没在东北战场上延续他们的神话，就在浑河血战中几近全军覆没了。然而，翻阅史料我们会发现以戚家军为代表的南兵，作为明末单位战力最强的部队之一，之所以如此轻易覆灭，其间的真相，或许远比我们所知的残酷。
随着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闽广海寇首领吴平的大败，困扰着大明王朝东南沿海二十三年的海寇之乱终于得到平息。两年之后，戚继光受朝廷之命前往明朝北疆的九边军事重镇——蓟镇。
对于此时的大明王朝来说，蓟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备蒙古。对此，戚继光在《辨请兵议》就写道，“且鸟铳一技，乃战虏长器。北人不习北匠造亦不如法，此为南兵惯熟。”也就是说作为当时大明王朝最为先进的武器—鸟铳，南兵（戚家军）使用无疑比北兵具有更多的优势，而由熟悉的南兵来训练北兵，也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基于这些考虑，隆庆元年，戚继光带着一些原戚家军老将和先头部队共三千余人赶往蓟镇，余下的戚家军则在扩招中又收进了一些义乌周边的处州（今丽水）兵，之后也赶赴北方征战，前后共两万余人。由于明显的地域特征，在北方征战中他们又被称为“浙兵”或“南兵”。可是，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戚家军从此一去不复返。
平壤之役从1592年大明出兵到1593年第一阶段告终，可以说是以戚家军为首的南兵大放异彩的时候。而所谓的“光彩”，正是戚家军对日勇猛作战，在与北方官兵（北兵）的对比中凸显出来的。朝鲜人在《朝鲜宣祖实录》中如此评价南兵：“南兵不顾生死，一向直前，吴惟忠（戚家军老将，浙江义乌人，蓟镇南兵主将）之功最高。”“游击吴惟忠领南兵进攻密德牡丹峰土窟，其军力战，死伤尤多。”不仅如此，平壤之役时，辽东总兵李如松许下诺言，此役首功（率先登上城墙）者赏银300两。而朝鲜人李时发的《碧梧先生遗稿》有“吴副总惟忠，浙江金华府义乌县人也。癸巳之役攻平壤，先登功最。”也就在吴惟忠喜滋滋地准备等着领这头功赏钱时候，却不想人祸悄然而至……
万历二十三年的十月二十日，对于蓟镇三协南兵营所有因为东征朝鲜结束而提前撤回来预防倭寇的三千三百多名南兵来说，注定是一场做梦都没有预料到的悲剧。当蓟镇总兵官王保把他们召集到演武场后，等待而来的不是关于为何“长久拖欠南兵军饷”的说法，而是无数自己人（北兵）的屠刀。这就是《朝鲜宣祖实录》里记载的，“建昌营调南兵三千留养……钱粮不加，含忿谋作乱。事觉，杀三千三百余口”,史称“万历二十三年蓟州兵变”。
为什么会发生这次兵变？据《经略复国要编》所载，当初兵部侍郎、蓟辽经略宋应昌定下的南兵东征军饷普通士兵达年薪43两余，而大明通行的募兵年薪仅为18两。而随着宋应昌援朝结束被撤回京，接着便解职隐居杭州西湖孤山之后，所欠下的一部分军饷自然便无法兑现。再加上南兵主将吴惟忠的首功赏银同样也未能兑现，他最后只拿到20两了事。于是由此引发了兵变。
但事实上，这一事件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不仅仅是大明边关拖饷欠饷情况严重，更有大明朝政中的地域党派斗争，是之前一系列“蓟州变兵”所积攒下来的南北地域冲突所致。
原本戚家军因剿倭寇战功卓越，又是先头部队来到蓟镇训练北兵，不免有些孤傲。可自戚继光因党争而南下，南兵就成了蓟镇中的“刺头儿”，频繁因为欠响问题“鼓噪”。对此，御史马经纶上书曰：“南兵屡噪乃蓟镇痼疾……今则渐成逆乱，若复过为姑息，不行尽数驱逐，贻患必深。”因此，南兵虽仍驻守蓟镇，但在政治上一直遭受打压，大小将领升职无望。而马经纶此举，正是其作为北官针对南官的暗斗。
从张居正去世到戚继光南调，其后首任蓟辽经略浙江人宋应昌归隐西湖，到最后南兵蓟镇被屠，吴惟忠被黜……最后虽然有给事中戴士衡和御史汪以时两位南官为南兵鸣不平，可在大明错乱复杂的党争中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甚至连《明史·神宗本纪》中都未有相关记载。
为什么会发生这次兵变？据《经略复国要编》所载，当初兵部侍郎、蓟辽经略宋应昌定下的南兵东征军饷普通士兵达年薪43两余，而大明通行的募兵年薪仅为18两。而随着宋应昌援朝结束被撤回京，接着便解职隐居杭州西湖孤山之后，所欠下的一部分军饷自然便无法兑现。再加上南兵主将吴惟忠的首功赏银同样也未能兑现，他最后只拿到20两了事。于是由此引发了兵变。
但事实上，这一事件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不仅仅是大明边关拖饷欠饷情况严重，更有大明朝政中的地域党派斗争，是之前一系列“蓟州变兵”所积攒下来的南北地域冲突所致。
原本戚家军因剿倭寇战功卓越，又是先头部队来到蓟镇训练北兵，不免有些孤傲。可自戚继光因党争而南下，南兵就成了蓟镇中的“刺头儿”，频繁因为欠响问题“鼓噪”。对此，御史马经纶上书曰：“南兵屡噪乃蓟镇痼疾……今则渐成逆乱，若复过为姑息，不行尽数驱逐，贻患必深。”因此，南兵虽仍驻守蓟镇，但在政治上一直遭受打压，大小将领升职无望。而马经纶此举，正是其作为北官针对南官的暗斗。
但事实上，这一事件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不仅仅是大明边关拖饷欠饷情况严重，更有大明朝政中的地域党派斗争，是之前一系列“蓟州变兵”所积攒下来的南北地域冲突所致。
原本戚家军因剿倭寇战功卓越，又是先头部队来到蓟镇训练北兵，不免有些孤傲。可自戚继光因党争而南下，南兵就成了蓟镇中的“刺头儿”，频繁因为欠响问题“鼓噪”。对此，御史马经纶上书曰：“南兵屡噪乃蓟镇痼疾……今则渐成逆乱，若复过为姑息，不行尽数驱逐，贻患必深。”因此，南兵虽仍驻守蓟镇，但在政治上一直遭受打压，大小将领升职无望。而马经纶此举，正是其作为北官针对南官的暗斗。
从张居正去世到戚继光南调，其后首任蓟辽经略浙江人宋应昌归隐西湖，到最后南兵蓟镇被屠，吴惟忠被黜……最后虽然有给事中戴士衡和御史汪以时两位南官为南兵鸣不平，可在大明错乱复杂的党争中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甚至连《明史·神宗本纪》中都未有相关记载。
然而，更不幸的是，蓟州兵变尚且不是结局。
蓟州兵变之后，南兵在北疆最大的惨案是沈阳一役中四川4000余“白杆军”和3000多南兵先后被努尔哈赤的数万清兵所围，川浙联军几乎全军覆没。清代思想家魏源称之“为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也即天启元年的“浑河血战”。这场战争之所以如此惨烈，以至于戚家军就此湮没于历史之中，究其原因，这场惨败也是祸起萧墙。
自起兵攻明以来，努尔哈赤对于时局的把握可谓有如神算，特别是明朝第一位投降后金的边将、抚顺千户所游击将军——李永芳的效忠。自小在辽东长大的铁岭人李永芳不仅对大明军政相当熟悉，更在边关有着诸多人脉。
据《辽广实录》所载，沈阳参将贺世贤吃空饷亏口极大，就在上司察觉之际，他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好友李永芳以及他背后的努尔哈赤。为了掩盖自己私吞军饷的事迹，贺世贤连发数封密信给李永芳，希望他可以引清军攻打沈阳城，自己则在城内做接应。
而此时恰逢原辽东经略熊廷弼去职，而代理经略袁应泰则因为收留了大量从蒙古各部到关内投靠的灾民而令大将尤世功、童仲揆心生不满，他们认为这些灾民中难保会夹杂着敌方奸细。沈阳城内发生的这一切，对努尔哈赤来说可谓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李永芳便答应跟贺世贤合谋攻打沈阳城。
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十二日，期盼已久的贺世贤果然看到努尔哈赤兵临沈阳，而原本就军心不齐，加上城内的蒙古灾民果然同后金部队内应外合，大开城门，以至于袁应泰的各种防御措施几近虚设，沈阳城在后金铁骑之下一触既溃。《三朝辽事录》里载，“降夷内应开门入贼，尤世功没于乱军”。
听闻沈阳城被攻，原本在城外一带活动的女将秦良玉带领着4000余白杆兵，连同陈策和童仲揆的3000南兵，火速推进到沈阳城外的浑河，准备同城内明军两路夹击努尔哈赤。然而他们没有料到沈阳参将，即逃跑出来的贺世贤会出现在浑河岸边，更没料到的是，他居然一个照面就杀害了前来迎接总兵的陈策。正是《三朝辽事录》中记载的“贺世贤突至，策开营纳之，逐被所杀”。此举彻底激起了川浙联兵的愤怒，在得知沈阳已然城陷的情况下，他们依旧决定夺回沈阳。于是白杆军率先往北岸的沈阳城推进，南兵则在浑河南岸阵守，以防夹抄。
白杆军作战英勇，努尔哈赤一度调兵支援前线，然而据《辽广实录》记载，“李永芳购炮手千金，以沈城大炮击川兵”，在被自己人数轮大炮的轰击下，白杆军终于抵挡不了人数众多的八旗兵，最后全军覆没。而解决了白杆军之后，努尔哈赤的援军也已然奔赴现场，对面里外数重包围的后金骑兵，浑河血战成为了戚家军在历史上的最后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