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霞飞

“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国存在只有三年时间，但它的产生极为特殊，结束也极为特殊。

“五人小组”的设立和撤销

1963年，毛泽东从对苏联情况的认识和对中国政治情况的估计中，已经确认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当时他认为文化界的情况特别严重，决定从文化界入手，发动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这年的12月12日，他在中宣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写下的一则批语，口气极为严厉地提出了文化界的修正主义问题，并且有“死人”统治,“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等极重的话。

毛泽东的批语下发后，引起了中央特别是文化界的高度重视，并且决定文艺界整风。但毛泽东认为文化界动作的速度和程度不符合他的预期，1964年6月27日他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又说了更重的话：“文艺界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毛泽东这两个批语基本否定了前一段时间文化界的整风。

1964年7月2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以及各协会重新整风,并决定成立一个小组。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均没有给这个小组命名，只是称之为“小组”,其职能，是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领导下,指导全国文艺界整风。对于这个“小组”的成员，毛泽东事先也没有过细考虑。他是在7月2日政治局会议不久提名确定由五个人组成这个小组的。

最后，由毛泽东确定的这个小组的成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按照毛泽东的意思，组长由彭真担任,陆定一任副组长，其他三人为组员。由于这个小组只有五个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习惯上就称之为“五人小组”。从现在的材料看，当时的“五人小组”还有下设机构：学术批判办公室，进这个办公室的人，都是当时中央的“大笔杆子”，有胡绳、许立群、吴冷西、姚臻、王力、范若愚等人。尽管如此，这个机构人数还是很少的，真正是“小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江青、张春桥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年，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等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真正负责学术批判的“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对此很不满意，曾质问上海市委“党性到哪里去了？”与此同时，这篇文章也引起了文化界的大讨论。从中央、地方领导部门、文化界中，反对的意见占绝大多数，有些意见很激烈。在此情况下，“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3日开会研究了以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为发端的全国文化理论界情况，拟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提纲先提交给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后表示同意。8日，彭真和康生等赶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未表示异议。12日，彭、康到上海将《提纲》给江青和张春桥看了，他们均表示同意。23日，《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党。

这个提纲上报前，姚臻在原标题前加上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八个字，文件标题便成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文件传阅过程中，每个中央领导人对此没有表示异议。这样，“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便自然在中央叫开了。

但是，事情却起了变化。1966年3月下旬，康生向毛泽东打“小报告”说，彭真曾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去了？还添油加醋地说：“这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毛泽东听后说：“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 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毛泽东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此时，毛泽东尚称之为“五人小组”。3月31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又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在此情况下，中央书记处贯彻毛泽东谈话精神，对彭真进行了批评,彭真也在会上作了检查。4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还作出两个决定：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所拟《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此时，中央书记处会议称“五人小组”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但是，这个小组刚刚被中央正式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时，就被撤销。4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他再次批评了《二月提纲》。这次会议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五人小组从成立到撤销，存在的时间不到两年。

从“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既然要撤销《二月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就要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早在1966年3月底康生回北京向第一线中央领导同志和书记传达毛泽东的谈话时，就同时向设在钓鱼台的中央写作班子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这个写作班子原本是中苏两党进行理论论战时成立的，其成员都是理论根底深厚、文笔极好的“笔杆子”。康生是这个写作班子的负责人之一。康生在向这个写作班子传达毛泽东谈话时，安排写作班子成员王力起草一个中央通知。王力觉得起草这样一个传达中央两项具体决定的通知很容易，很快就写出一个初稿。初稿中只写明，宣布《二月提纲》作废，撤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初稿拿给毛泽东看时，毛泽东认为过于简单。此时，毛泽东已经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王力起草的这个初稿不满意，显然是因为这个稿子没有把他在南方几次谈话的精神、特别是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体现出来。毛泽东指示，由陈伯达主持，另起草一个中央文件。

陈伯达已经了解毛泽东的意图：起草这个文件，不止是批判《二月提纲》和宣布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而是要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思表达出来，因此，这样的文件非同小可，这可是一个关系共产党方针政策大转变和决定中国命运的文件啊！有一定政治经验的陈伯达不想一个人承担这样重的担子。他建议成立一个起草中央文件的班子。毛泽东同意陈伯达的意见，要陈伯达组织这个班子。陈伯达拟了一个起草班子人员名单，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陈伯达初步拟的班子名称是“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由于毛泽东提名他组织班子，自然由他任组长。陈伯达提议，由在上海搞文艺座谈会纪要的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小组名单报毛泽东同意后成立，办公地点仍然在钓鱼台。实际上，“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就是在原来中苏论战时的文章起草班子以及在上海搞文艺座谈会的一些人的基础上建立的。江青任副组长，实际上为她后来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做好了铺垫工作。

“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边建立边承担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务。当时，这个小组由陈伯达和康生各带一拨人，分别起草两份中央文件，一份是陈伯达、王力主笔的《中共中央通知》,一份是以康生为主编选的该《通知》附件《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重点是前一份文件，康生也参与这份文件的起草，他主要是根据他听到的毛泽东谈话精神，对文件主要内容进行修改、审核。陈伯达也不能不听他的。实际上，前一份文件是康生、陈伯达、王力三个人起草的。

◆（前排左起）贺龙、周恩来、毛泽东、彭真、陈毅、李先念、谭震林会见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出人员。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件起草工作。陈伯达和康生负责起草的《中共中央通知》和附件要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在此后的时间里，“起草小组”每写完一稿，立即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完后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又急返“起草小组”修改。当时，陈伯达、江青、刘志坚、张春桥、王力等都在上海，康生则南北两边跑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实际上“起草小组”主要成员都在上海，而毛泽东则住在杭州。文稿就在上海和杭州两地间传送。毛泽东对文稿的修改极认真。举一例：在毛泽东已经认可文稿后，“起草小组”已经在开回北京前最后一次会议时，会开到一半，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又打电话到上海，要求在文稿上加进了毛泽东的一些话。

毛泽东审阅文稿时，重点看的是《中共中央通知》。他在审阅这份文稿时亲笔写下的话中，有这样一句：“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句话表明，毛泽东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了较多考虑。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步，是要在中央设立一个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会议完全贯彻了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主要成员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列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决定解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定为“阴谋反党集团”外，最重要的是于5月16日通过了由“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通知稿（原来拟定标题为《中共中央通知》，发出时标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这个通知是5月16日通过的，后人称之为《五一六通知》。

这个通知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用极严重的话指责该文件及其作者“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通知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这些话，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

十分引人注意的是这个通知中有这样的话：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样，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件事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也以此次会议为标志，自然解散。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最初成员名单的确定

其实，在这次会议前，毛泽东即考虑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并且经和一些人酝酿后基本确定。毛泽东在考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时，“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主要人物进入他的视野，他的基本意图，就是在“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基础上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组长是陈伯达，毛泽东即提名由陈伯达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是毛泽东身边第一大笔杆子，深受毛泽东信任，在毛泽东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时，陈伯达是紧跟的，又是“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组长，《五一六通知》也是以他为主起草的，所以毛泽东提名他担任组长。

但陈伯达却对毛泽东提议他当“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心怀忧虑。他一是忧虑自己无法经受风口浪尖上的冲击。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深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在即将到来的激烈的“文革”风暴中，一不小心自己就有可能摔跟头。二是忧虑与江青无法相处。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提名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陈伯达十分清楚，毛泽东就是要在“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基础上建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江青已经是“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副组长了，顺理成章要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而且江青在这一段时间来，为贯彻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也出力不小，毛泽东不会不让她担任副组长的。陈伯达忧虑的是：江青身份特殊；江青这个人也难以相处。于是他向毛泽东提出，自己不适合当组长，推荐由江青当组长。但毛泽东不同意陈伯达的意见。陈伯达大约向毛泽东讲过多次，毛泽东仍然没有动摇。毛泽东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职十分看重，他为了做通陈伯达的工作，还派周恩来与陈伯达谈，请陈伯达当组长。于是，周恩来同他谈过两三次话,要他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都坚持说自己不能胜任。谈了两三次，陈伯达仍然表示不能担任，脾气一向非常好的周恩来也有些动气了。当周恩来再同陈伯达谈此事陈伯达仍然不接受时，周恩来严肃地对陈伯达说“难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陈伯达听周恩来这样说，一时无言。但他还是不愿意当组长。过了几天，毛泽东回到北京时,陈伯达又向毛泽东直接提出:“我是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陈伯达，只是幽默地说：你可以把“书生”两个字去掉。熟知毛泽东性格的陈伯达再也无话可说了，只好担任。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

当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后周恩来要陈伯达列一个“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名单时,陈伯达首先想到的是江青。根据陈伯达自己回忆，当时他想，这件事既然是毛泽东的意思,现在江青又在轰轰烈烈地搞“样板戏”,日益受到中央的重视,便首先把江青的名字列入,并找机会再次向毛泽东表示:“让江青同志当组长,我当她的助手。”毛泽东不同意，仍然要陈伯达当组长，但同意让江青当副组长。其他组员由陈伯达定。陈伯达想到，近期毛泽东要他拟文件时，时常指示他，去找关锋、戚本禹、王力合作拟文件草稿，便把王力、关锋、戚本禹列为组员。陈伯达还考虑，从1965年到1966年，康生深受毛泽东信任，毛泽东许多话是对康生讲再由康生传达给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陈伯达便把康生列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

陈伯达按照毛泽东在“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为基础建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意图，拟定新的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在此过程中，他又对“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人员作了选择。原来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共有11人：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陈伯达把吴冷西删去。这样，陈伯达拟出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初稿是：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组员：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陈伯达将拟出的小组名单交给周恩来后，由于江青要当副组长，周恩来自然要拿这个名单去征求江青的意见。江青看了名单后，立即提出，春桥同志应该进入小组，并且担任副组长。这个意见经陈伯达、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基本同意。但毛泽东提出，要将名单中的陈亚丁换成谢镗忠，因为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而谢镗忠是部长，把陈亚丁列为组员，不列谢镗忠，不合适；倘两人都列入，则总政方面的人太多。因此，删陈亚丁，加谢镗忠。毛泽东还认为，康生任组员不合适，便把康生列为顾问。此外，毛泽东增加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增加刘志坚，是因为他参与了江青在上海搞的《纪要》的起草。增加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除了因为王任重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经常以笔名“龚同文”发表不少杂文外，更由于他1966年1月24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上关于政治挂帅的讲话，颇受毛泽东重视，不久前（1966年4月10日）刚刚经中共中央批发下达全党。

于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基本确定。

另据陈伯达回忆，名单基本确定后，还有这样一个插曲：当这些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名单的成员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成立会议时,江青在会上又突然提议，要增加姚文元为组员。陈伯达当即反对,说：“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自己一贯强调阶级路线的江青无法否定陈伯达的意见，便说：这件事，我请示一下主席。第二天,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了,于是姚文元也进入了中央文革小组。

1966年5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了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5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通知列出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另准备在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再选四人,名单确定后再通知。

至此，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最初的成员名单确定，并且向全党公布。说这是最初的名单，是因为后来这个名单不断变化，有的人被清除，也有新的人加入。

中央文革小组地位的上升和权力的扩大

毛泽东建立中央文革小组，目的就是要借这个小组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一开始就给予其很高地位。《五一六通知》规定：这个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意思非常清楚，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管不着它。虽然中央文件如此规定，但中央文革小组最初建立时，从中央到地方对它的地位并没有特别重视。党内高级干部一般都把它看作是政治局常委的参谋秘书班子，甚至有许多人还认为它是归刘少奇、邓小平领导的。由于这个小组就是在“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基础上建立的，其成员绝大多数就是原来那个起草小组中的人，办公地点也仍然在“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原办公地点——钓鱼台十四楼，没有任何变化。因此，最初就是在中央文革小组许多成员的观念中，也只把它看作是一个与“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一样的中央秘书班子。

这个小组在中央的作用，一开始也仅仅是向中央反映情况，并没有对怎样开展运动提出措施。而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却在正常工作着，他们工作的内容中也包括指导运动发展。各中央机构还在正常运转，发挥作用。因此，这个小组虽然有办公地点，却没有办公机构，也没有编制。小组成员编制仍然在他们各自原单位，由原单位开工资。即使是向中央反映情况，小组也是通过组长陈伯达找小组成员、《光明日报》总编穆欣，借该报的内部刊物向上报。小组本身没有直报中央的机构和渠道。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之初，机构极简单：钓鱼台十四号楼的常务工作人员只有三人：组长陈伯达、办公室主任穆欣，另有收发文件的机要秘书一人，是一个真正的“小组”，组长、办公室主任都是兼职的。机要秘书的编制也在其原来单位，只是长期在小组工作。小组的这个状况显然不适应发动和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不久，这个小组就有了变化。

1966年8月2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同日，中央补发通知，重新通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小组成员共十四人：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

此后，按照原来建立小组的设想，又补充了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于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东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张春桥兼任。这时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正式成员共有18人，是它的“全盛时期”。

但“全盛时期”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央却没有起多大作用。它没有指导运动的任何宏观意见，也拿不出措施。中央第一线领导仍然正常工作。

◆1966年6月，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北大学生宿舍，鼓动学生起来“造反”。

1966年6月，首都和地方一些高校开始乱了起来。在中央第一线领导同志的领导下，中央和地方开始派工作组指导运动。工作组的建立和下派都没有通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它是“靠边站”的。6月下旬，江青从上海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要积极活动，支持“造反派”，直接去看大字报，不要让原来的机构控制运动。得知毛泽东的这个意见，陈伯达、康生等才比较重视小组的工作。

陈伯达和康生虽然重视，但他们还是按照他们的老观念，把小组作为参谋秘书机构运作。他们的重视，无非是加强向中央反映情况的频度和起草中央文件工作。在他们领导下，这个小组一方面直接向毛泽东反映文化教育界“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一方面负责重要文件、报刊社论的起草，并支持造反派斗争大批老干部。在如何领导运动的问题上，它与中央一线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在它的挑动下，学生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不断增多。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连续几天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工作组问题。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负责人的康生、陈伯达也被请去参加了会议。虽然他们都在会上提出不派或撤出工作组的意见，但被中央一线领导否决。这说明，当时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央说话是没有分量的。组长陈伯达会后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在上海的江青，江青说“你们文革小组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江青说了这个话后，陈伯达等仍然执行不利。

7月中旬，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目的是抓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设。她一回来，就对小组的现状表示了强烈不满。陈伯达等自知毛泽东对前一段时间小组工作不满意，现在江青回来，要抓建设，她又有特殊身份和副组长的地位，就乐得放开手，全权交给江青抓小组建设。

7月18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汇报，严厉批评中央派工作组，指出工作组阻碍运动，要撤回工作组。他提出，要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名义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并指定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参加起草。他要赋予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的意图十分明显。

与此同时，回到北京的江青也集中力量抓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机构建设，并且搭了一个很大的架子。

江青在抓中央文革小组机构建设时，还找人和总政商量，调一百名团以上政工干部筹办《快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产生的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前身。这些人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记者的名义到各地了解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江青还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抓了制度建设，确定建立有小组全体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这时刘少奇主持的怀仁堂会议只是讨论一般性问题，实质性问题都逐渐由中央文革小组解决。但这个时候的中央文革小组还只是“文化大革命”的执行机构，组织也不健全，碰头会也不算决策机构，原因还是它的地位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确认，不稳定。与此同时，中央一线领导还在发挥作用。因此，中央文革此时在各地煽动或者在北京串联，以及在此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口号，大多数被中央一线领导、各级党委、社会各界抵制而行不通。这样，“文化大革命”的进展，难以按照预定方案进行，也难以令毛泽东满意。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决心对“文化大革命”再作发动，并赋予中央文革小组更大的权力。

◆1966年7月2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到北京大学，挑动学生反对工作组。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了话。刘少奇的讲话列举了自十中全会以来的在国际、国内方面的一些工作，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会议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子恢、薄一波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宋任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书记；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中央委员的有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

这次全会最引人注目的，一是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列席了这次全会并且参加了各组的活动。中央文革小组的两个领导人陈伯达、康生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加上不久也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当顾问的陶铸，中央文革小组中，有三个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虽然没有在中央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但她既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是毛泽东夫人的特殊身份，也增加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分量。二是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规定：各级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三是中央文革小组得到毛泽东、林彪的高度赞扬。毛泽东在会上称赞:前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他还说：“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林彪在全会召开期间的8月8日奉毛泽东之命接见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林彪在讲话中说：你们这些同志，这几个月起了作用，今后还要起更大的作用；文化革命小组不是临时的，要长期存在；毛主席是统帅，你们作战斗员，进行全国的大战斗，任务很大。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文革小组的职能扩大了，地位上升了，已经成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与此相应，中央文革小组从有关单位调来一些人充实机构。到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真正成了一个中央权力部门，几乎取代了原来中央书记处的职能,不仅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问题,也参与日常的党政事务。不久，中央文革小组相继代替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成为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的组成部分，成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力量。中央文革小组在1967年之内陆续成立了文艺组、理论组、宣传组、档案组等职能机构。

就在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根本变化时，江青在中央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起了变化。最后她实际取代了陈伯达，真正成了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太上皇”。而且她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地位最后也得到了中央文件的确认。

1966年8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住院。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这个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此时的江青已经掌握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权力，成为实际上的组长。待陈伯达病愈出院后，虽然他仍然有组长之名，但已经成了“刘盆子”（ 江青等送给他的称号，即傀儡的代名词）。

中央文革小组“寿终正寝”

中央文革小组地位上升、权力扩大后，起着煽动夺权、打倒一切、搞乱全国的作用。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几乎全被冲垮，党的基层组织停止活动。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中央文革小组也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自居。“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发生的一切重大动乱和夺权事件，背后都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影子。

到1968年，中央筹备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时，中央文革小组都起到了中央权力部门的作用。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公报》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予以确认：

全会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讲话，都是正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决定”。

在党的九大前后，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只剩下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五人。通过党的九大，他们都进入了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连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叶群、吴法宪、黄永胜、谢富治等，也成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占政治局成员人数的一半。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矛盾开始发展、激化。在它的权力走到顶峰时，它的命运也走到了尽头。毛泽东开始限制它的权力了。

毛泽东设想，召开党的九大，选出新的中央机构，中央工作走上正轨了，中央文革小组就可以停止活动了。早在九大召开前夕的1969年3月，毛泽东在讨论九大文件时就说：“中央文革不要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毛泽东还当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的面说:“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也是在九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在一封要求选江青为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并应成为政治局常委兼中组部部长的来信上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毛泽东还几次提出“不准江青进入政治局”。

但江青等仍然不甘心中央文革小组的消亡，在九届一中全会后，仍然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过中央文件。在九大刚刚开过三个月的1969年7月，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中央国家机关精简方案设想。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人占中央政治局一半，使这个精减方案设想中还有拟保留中央文革小组的内容，虽然毛泽东在这个精减方案设想上批示“原则同意”，但毛泽东当时的基本思想是：“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应该按照他1967年7月的设想，在1968年春天，或者稍迟一点结束“文化大革命”，接着开九大。他还几次说过，要尽快把老同志解脱出来，以便把他们选为九大代表或进入中央委员会，整个运动进入斗、批、改阶段。九大后，就要开始“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并且在适当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制定新的宪法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把局势逐步纳入正轨。因此，取消中央文革小组，早就在他的计划中。

正是按照毛泽东这个思路，九届一中全会后，中央不再设这个机构了，其原有成员也进入中央政治局，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活动了。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以没有任何中央文件明确宣布的特殊方式，寿终正寝了。

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原创

转载请联系《党史博采》

侵权必究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dangshiboc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