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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制相传起叔孙，咸阳天子始知尊。
当年早见高堂礼，绵蕞区区何足论。[①]
这是清初诗人、新泰知县卢綋（1610～？）的七言绝句《过苗庄谒高堂先生墓》，诗中所咏的“高堂先生”即高堂生，是西汉初期礼学宗师、中华礼学的传承者。新泰市龙廷镇龙廷村是高堂生的故乡。本文以历代正史与新泰方志资料相结合，对高堂生的郡望籍贯、传礼始末、重要影响、后世传人诸方面的情况略加梳理。
望出齐郡 籍贯新泰
“阀阅齐郡，启姓高堂。”“姓启春秋祖脉远，望出高堂苗裔长。”——这是高堂家族祠庙里常用的堂联。高堂之姓，起源单一，出自春秋时期齐国卿士高傒之后。
高傒之先是齐国宗亲，齐文公之子公子高封于高邑，其后遂以高为氏，高傒乃文公孙辈。高傒，号白兔，谥敬仲。史书中多称之为“高子”，为齐之上卿。[②]高傒迎小白于莒，有立国之功。《史记·齐太公世家》载：“乃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高傒立之，是为桓公。”桓公即位，高傒权居三分。《管子·小匡》载：“国设三军，有中军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国子之鼓。”《国语·齐语》云：“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韦昭注：“国子、高子，皆齐上卿，各帅五乡，为左右军也。”
高傒不仅在内主军、主政，对外并曾代表桓公安乱，称盟诸侯。《国语·齐语》载：“鲁有夫人、庆父之乱，二君弑死，国绝无嗣，桓公使高子存之。”《公羊传》同载：“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存鲁……鲁人至今以为美谈，犹望高子也。”对此，《榖梁传》评曰：“高子能深执忠臣之义，勉其君以霸。因事制宜，立僖公而盟之，鲁国遂安。以此见，权在高子。高子之为人臣，忠也，从义不从命矣。”
高傒平鲁乱立僖公而安鲁，是奉命行事，但盟会以礼当是诸侯国君主间或由君主授权人的事，高子未得桓公授权，“立僖公则盟之”，与盟是违礼的。对此，《榖梁传》并没有指责他违礼，而称之谓“因事制宜”，这样做对安鲁更有利，并能睦邻，是“从义不从命”之举。从这里我们既看到了高子在齐国内位之高、权之重，又能理解他“深执忠臣之义”之心，从而得到了桓公的信任和国人的拥护。
高敬仲的食邑在高堂。高傒去世后，子孙世袭为齐国上卿，其后人有的遂以邑为氏，称为高堂氏。[③]东汉应劭撰《风俗通义》五《氏姓下》：“高堂氏。齐卿高敬仲食采于高堂。因氏焉。”[④]《史记》一二一《儒林传》“高堂生”《索隐》：
谢承云“秦氏季代有鲁人高堂伯”，则“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汉已来儒者皆号“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⑤]
鲁人高堂伯，也就是高堂生，正是高堂氏之传人。
姓氏研究者发现：高堂姓早期活动于山东一带，汉代以来在山东中部形成郡姓望族，以齐郡（今山东淄博临淄城北）为郡望。[⑥]高堂生，后世或尊称为高堂先生、高堂公。三国时期魏国名臣高堂隆是其后人，《三国志·高堂隆传》称“泰山平阳人，鲁高堂生后也”，即泰山郡平阳县人，高堂生之后。可见，高堂生家族在西汉初期播迁于泰山郡平阳县，即后来的新泰县。
明天启《新泰县志》卷之六《人物·乡贤·汉》：“高堂生，博士。详见《传》。”卷之六《人物·乡贤列传·汉》：“高堂生，鲁人。汉兴，为博士，以礼书十七篇授瑕丘萧奋，奋以授后苍，苍以授梁人戴德、戴圣，凡后世言礼者咸宗之。”后附考证文字《高堂生考》：
按《通志》：高堂生，鲁人，而新泰九州属兖。又按十七史及《通志》高堂隆传云新泰人，高堂生之后。据此，则生为新泰人明矣。而《通志》止云鲁人者，岂非姑指其州而未及考其县耶？
清康熙二十二年《新泰县志》卷之五《人物志·汉》：“高堂生，汉兴，为博士，以礼书十七篇授瑕丘萧奋，奋授后苍，苍授梁人戴德、戴圣，后世言礼者咸宗之。龙廷庄有墓，知县卢綋立碑表之。”清乾隆《新泰县志》卷十六《人物·文行·汉》载：“高堂生，汉兴为博士。以礼书十七篇授瑕丘萧奋，奋授后苍，苍授梁人戴德、戴圣。后世言礼者，咸宗之。龙亭庄有墓。祀（文庙）东庑。”高堂生的具体居住地则是今新泰市东北龙廷镇龙廷村。
清代初期，新泰龙廷的“高堂生墓”曾出土“汉礼经博士高堂生”墓砖。清顺治年间，新泰知县卢綋到任之后，拜谒墓前，曾有过调查和讨论。“新泰县治东北龙廷庄西有先儒高堂公之墓在焉”，“余初疑其既失封识，亦莫辨为公茔，而邑庠刘生四聪为余言：数年以前，斯冢适陷，内有石椁，骨骸尽露，状甚奇伟，绝不类今人，椁旁有砖，硃镂其上，云‘汉礼经博士高堂生’……则斯冢之为高堂公，固断断无疑矣”[⑦]。可见，高堂生之墓在新泰，曾经有过较早的实物证据。
继绝表微 言礼最本
高堂生是西汉传授《礼》的开创者，今文礼学的最早传授者。秦始皇焚书后，《礼》已不传，只有高堂生能背诵，并有专门研究。现存《仪礼》17篇就出自他的传授。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⑧]有学者指出：“‘今’字说明司马氏写作《史记》时高堂生其人尚在世。可断定高堂生是武帝时期的《礼》博士。”[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汉初立高堂生《礼》博士。”其后贾公彦《仪礼疏》卷一《士冠礼》第一：“《汉书》云鲁人高堂生为汉博士，传《仪礼》十七篇。”贾说引自《汉书》，今本无。这说明唐初的《汉书》传本还有高堂生为博士事。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提出：“高堂（生）与田（何）不可考，似乎是生于周末。”[⑩]有学者指出：“他为了强调今文经的可靠，把高堂生的在世年代大大提前了，但是并未提出证据。”[11]寻绎文献，可能是据《史记·儒林传》“高堂生”《索隐》引谢承云“秦氏季代有鲁人高堂伯”。
《史记》的文字是高堂生传礼的最早记载。此后，历代正史记述多本于《史记》，十分明确。
《汉书·艺文志》载：“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12]《汉书·儒林传》载：“汉兴，然后诸儒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诸学多言礼，而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汉书·儒林传》载：“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13]
《后汉书·儒林传》载：“《前书》鲁高堂生，汉兴传《礼》十七篇。”[14]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对高堂生传礼之始末亦有详细的梳理。《宋史》卷二百二《艺文志一》载：“《仪礼》十七篇（高堂生传）、《大戴礼记》十三卷（戴德纂）。”
正是有了高堂生的传述，才为中华文化保存了《仪礼》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高堂生之后，《仪礼》的传承有“五传弟子”之说。但是，文献的记载似乎有不尽吻合的地方。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之后，接着说：“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15]《汉书·艺文志》载：“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后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16]
《汉书·儒林传》载：“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亦以颂为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为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诸言《礼》为颂者由徐氏。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
《后汉书·儒林传》载：“后瑕丘萧奋以授同郡后苍，苍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德为《大戴礼》，圣为《小戴礼》，普为《庆氏礼》，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17]
当代礼学家彭林先生分析说：“一般认为，高堂生把《仪礼》传给萧奋，萧奋传给孟卿，孟卿传给后苍，后苍传给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这就是汉代的《礼》学的所谓五传弟子。但是，《史记·儒林传》所记，在萧奋之前还有徐氏，萧奋之《礼》当得自徐氏，徐氏与高堂生的关系不详。”[18]汉初今文经学主要在地方上传授，按其性质而言，属于儒家私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其所立博士均属于今文经学，标志着今文经学由民间私学转变为朝廷官学。此后，在两汉时期，今文经学基本上也就是博士经学或太学经学。汉武帝所立的五经博士，实际为五经7家博士，《礼》也不例外，大、小戴及庆氏3家也都是今文经学，其中大、小戴列于学官，庆氏不立于学官。[19]
高堂生传礼“最本”，乃言其礼学之传未失古经原旨。南朝宋义熙十四年（418），太祖以新撰《礼论》付与太常傅隆讨论。傅隆在上表中说：“……汉兴，始征召故老，搜集残文，其体例纰缪，首尾脱落，难可详论。幸高堂生颇识旧义，诸儒各为章句之说，既明不独达，所见不同，或师资相传，共枝别干。”[20]
高堂生“颇识旧义”，是说他的传述与古礼原本最为接近。当然，由于前代文献残略，高堂生传礼在某些具体条文方面也不尽完整，引起了后人的讨论。例如：唐代圣历初期，学者张柬之与王元感围绕“三年之丧”展开的讨论便是一例。当时，弘文馆直学士王元感著论云：“三年之丧，合三十六月。”柬之著论驳之曰：“《仪礼·士虞礼》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礼周公所制，则《仪礼》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此四验者，并礼经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岂得以《礼记》戴圣所修，辄欲排毁？汉初高堂生传《礼》，既未周备，宣帝时少传后苍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台记》，以授弟子戴德、戴圣、庆溥三人，合以正经及孙卿所述，并相符会。列于学官，年代已久。今无端构造异论，既无依据，深可叹息。”[21]柬之所论，固非虚言。
《汉书·儒林传赞》云：“武帝立五经博士……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田）、《春秋》公羊而已……”有学者指出：“武帝时期，《书》、《易》、《礼》、《春秋》四经大体都形成了影响较大的一派。”“至于《礼》经，情况稍有不同，高堂生虽为传《礼》之祖，但《礼》在他手中并未形成什么完整的东西，直到后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才成为体系完整的一家之言。即后氏《礼》，其影响大大超过了武帝时的高堂生，所以班固以宣帝增立博士为界，未举高堂而举后氏。[22]
垂于国胄 配享孔庙
高堂生传礼的贡献为后世所公认。唐代，高堂生配享孔子庙。唐太宗李世民诏令其书“垂于国胄”，其人更被配享于孔庙。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李世民下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榖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元凯、范甯等二十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学，可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23]
这个21人名单的确定，体现了此一时期唐代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的大力推崇。《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传上》引录此诏之后，修史者大发感慨：“于是唐三百年之盛，称贞观，宁不其然。”“鲁高堂生传《士礼》，今文礼学从此起。”[24]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体现了最高统治者趁机弥合今古文经学分野的努力。[25]
高堂生诸人从祀孔庙，为后世儒家先贤异代同祀开了先例。“至圣文宣王。唐开元末升为中祠，设从祀，礼令摄三公行事。朱梁丧乱，从祀遂废。后唐长兴二年，仍复从祀。周显德二年，别营国子监，置学舍。宋因增修之，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庑之木壁，太祖亲撰《先圣》、《亚圣赞》，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赞之。”[26]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泰山（1008），诏以十一月一日幸曲阜，备礼谒文宣王庙。内外设黄麾仗，孔氏宗属并陪位，帝服靴袍，行酌献礼。……二年五月乙卯，诏追封十哲为公，七十二弟子为侯，先儒为伯或赠官。亲制《玄圣文宣王赞》，命宰相等撰颜子以下赞，留亲奠祭器于庙中，从官立石刻名。既以国讳，改谥至圣文宣王。”[27]户部员外郎周起奉敕撰莱芜伯《高堂生像赞》，明《永乐大典》载其文：“秦历告穷，炎灵启祚。笃生令人，允贞王度。名教斯崇，礼文有素。勒封告成，式昭余裕。”[28]
宋熙宁七年（1074），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请春秋释奠，孟子宜与颜子并配。这一提议引起争论。太常杨杰与少卿叶均及博士盛陶、王古、辛公佐认为：凡配享、从祀，都是孔子同时之人，现在却以孟轲并配，不恰当。[29]礼官反驳说：“唐贞观以汉伏胜、高堂生、晋杜预、范宁之徒与颜子俱配享，至今从祀，岂必同时？……请自今春秋释奠，以孟子配食，荀况、扬雄、韩愈并加封爵，以世次先后，从祀于左丘明二十一贤之间。”这个意见得到了皇帝的支持，诏如礼部所议。
咸淳三年（1267），高堂生被追封为莱芜伯：“咸淳三年（1267），诏封曾参郕国公，孔伋沂国公，配享先圣……东庑，金乡侯澹台灭明、任城侯原宪……莱芜伯高堂生……凡五十二人，并西向。”[30]
明嘉靖十年（1529），国子监建启圣公祠成，尚书李时提出：启圣公祠春秋祭祀，与文庙同日。这一提议得到认可。高堂生位列两庑，从祀先儒之中。其具体仪节是：“笾豆牲帛视四配，东西配位视十哲，从祀先儒程晌、朱松、蔡元定视两庑。辅臣代祭文庙，则祭酒祭启圣祠。南京祭酒于文庙，司业于启圣祠。遂定制，殿中先师南向，四配东西向。稍后十哲……两庑从祀：先贤澹台灭明……先儒左丘明、公羊高、榖梁赤、伏胜、高堂生、孔安国、毛苌、董仲舒……许衡凡九十一人。”[31]
清顺治二年（1645），“定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春秋上丁，遣大学士一人行祭，翰林官二人分献，祭酒祭启圣祠，以先贤、先儒配飨从祀。有故，改用次丁或下丁……西庑从祀：先贤澹台灭明……凡六十九人；先儒公羊高、榖梁赤、伏胜、孔安国、毛苌、后苍、高堂生、董仲舒……凡二十八人。”高堂生列西庑从祀先儒。[32]
同治二年（1863），更订增祀位次，各按时代为序，高堂生列西庑，并绘图颁各省。[33]
声传华夏 芳存故里
作为西汉礼学宗师，高堂生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声名也传诵华夏，而其遗芳也在故里代代传承。
高堂生去世后，葬于故乡龙廷。清康熙二十二年《新泰县志》卷之五《人物志·汉》“高堂生”载：“龙廷庄有墓，知县卢綋立碑表之。”清乾隆《新泰县志》卷十六《人物·文行·汉》“高堂生”载：“龙亭庄有墓。祀（文庙）东庑。”卷三《山川》载：“玉皇山，县东北三十五里，在龙堂山下，有高堂生墓。”[34]这一抔故园丘垄寄托了乡人无尽的追怀。
明嘉靖四年（1525）十一月，龙廷乡贤崔文奎（1451～1534）从南京回到故乡新泰苗庄，开始了致仕生活。应时任新泰知县魏河之请，崔公为新泰儒学撰《科贡题名记》，记述了新泰儒学创制“科贡题名记”碑的起因、经过及意义。崔公深情地写道：“窃惟吾邑历代人物，皆各有所为，以自见于世，在鲁则有高堂生以礼经鸣，在晋则有羊叔子以功业显，至宋则有孙明复以道学闻，是皆先哲之表表于当时，擅名于异代者也。自是代有其人，不能缕书。”[35]
羊叔子，即羊祜（221～279），字叔子，西晋泰山平阳（今山东新泰）人。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36]孙明复，即孙复（992～1057），北宋初期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但孙复曾居住在今新泰境内的新汶街道办事处孙村，故后世常引为新泰乡贤。[37]与胡瑗、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为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崔公在文中标举先贤高堂生、羊祜、孙复，作为故里的骄傲，显示了新泰人对高堂生这位先贤由衷的景仰之情。
清代顺治时期，新泰知县卢綋锐意兴复文教，致力表彰先贤，高堂公之墓进入了他的视野。卢綋认为：“按《史记》：汉武帝初即位，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时诸儒相望辈出，天下学士靡然鄉风，今考所产之地，咸不出齐鲁数百里内。其殆亲炙洙峄遗徽，俾六经之学薪传不息，虽秦灰以后，而老师宿儒窜伏山薮，咸能以心记口诵，继绝表微。迨儒术既彰，人持所学以应天子明诏。如高堂公，初以《士礼》十七篇授瑕丘萧备，奋以授后苍，苍以授梁人戴德、戴圣，而《礼经》之传从兹日盛。至今从祀庙享，洵攸宜矣。”[38]
卢綋对高堂公传礼的贡献是非常推许的，他认为高堂公配享孔子庙堂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为此，他对寻找到高堂公之墓非常欣慰：“按新泰境内大冢有十，考其制，疑皆古诸侯王，而亦无可辨识，独公墓封树虽微，人人至今犹能指述，莫谓稽古之报不为永也。”他同时对公墓长期失修感到悲凉：“于今阅千年，楚人卢綋来令新邑，访先贤名迹，既得公墓，只睹荒土一抔，枕山带汶，墓表无复有存，凄然有感。”[39]
儒风邈邈自千年，草覆荒丘宿冷烟。
石碣无人摩姓字，空从十七问遗篇。[40]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驱使下，卢綋决定重修公墓。
其实，就在卢綋任官新泰之前的数年，高堂公墓曾经塌陷，新泰乡贤、遗民学者张相汉与新泰庠生牛苏等人“为醵金舁土重瘗之”，并有立石撰记的打算，但是没能实现。[41]如今，在崔公后人的支持下，卢綋的愿望得以实现：“有明崔司空苗裔，自言高氏乃其外家，愿刻石为公墓表。余嘉其志，且为请诸直指使者，求立冢户数家，置祀田数亩，不允，仅得立石以表其墓。”[42]按照卢綋的设想，还准备为高堂公设立建立冢户，配置祀田，但未得到上层的许可。
乾隆时期，高堂公墓得到了故乡人再次重修。这是一个叫刘昆的普通人：“刘昆，居龙亭庄，西有汉高堂生墓，复有二十余冢，昆朝夕培土皆隆起。”[43]刘昆更为非凡的举动，是建修高堂生祠堂。众所周知的是：既然高堂公已经配享文庙，那么普天之下的文庙都有其位置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作为专祠，却未能建立。这个使命落到了故乡新泰人的肩膀上。[44]清乾隆《新泰县志》记载：刘昆在修墓的同时，“又约举人纪元复、生员陈有伦、刘儒范等建修高堂生祠堂”。[45]清乾隆《新泰县志》卷六《寺观》载：“高堂生祠，在龙廷庄西。”墓与祠相距不远。
其后，新泰知县江乾达拜谒高堂公墓、祠之后慨然写道：
玉皇山下树蒙茸，遗墓丰碑气郁葱。
汉诏特隆经自授，秦灰历劫礼偏崇。
苔封马鬣三秋雨，月照龙池万古风。
晋谒祠堂精爽在，篇留十七启洪濛。[46]
当江乾达重修《新泰县志》的时候，于《人物》一门，其《述例》云：“龙廷高堂，羊流叔子之二贤者，人人仰止。邦彦硕人，砥砺廉耻。匪躬蹇蹇，凡百女士。述人物第二十九。”时任泰安知府任溥为之撰序，有云：“我朝升泰安为府，县专隶焉。历代英贤辈出，如汉之高堂生、晋之羊叔子，其最著者。”江氏自序中有云：“他如艺文之非有关于政治名教者，概不录，即士大夫家传及墓志碑铭，已有《人物》专门，亦例不得载。唯周师旷、汉高堂生、晋羊太傅先人墓碑，其人为一邑冠，其文又复雅驯，故特录之。”表彰之意，正在其中。
此一时期，礼学家凌廷堪（1755～1809）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高堂生墓》五古中写道：
七雄既龙斗，礼坏不可收。况经秦火后，无复纤豪留。
堂堂高堂生，斯文守姬周。淹中十七篇，保护同琳璆。
逸礼三十九，已共烟云浮。先王制作心，赖此悬千秋。
奈何后之儒，排击来相讐。置之不立学，宋人乃其尤。
六籍缺其二，谁复加研求。割记以配经，兹论亦谬悠。
我过新甫山，高坟峙松楸。再拜不能起，涕泪涔涔流。
议礼如聚讼，折衷知无由。回首骊山下，金棺狐兔游。[47]
100多年过去了，高堂公之祠渐渐破敝。“岁月迁流，祠渐颓坏，久将湮没于荒烟蔓草，后人欲讲求礼制，景仰先儒，其何从焉？”[48]显然，重修公祠是必须提上日程的。
这次重修的发起者是时任新泰训导陈其赐[49]，并得到了时任新泰知县李溱[50]、太学生刘兰圃的支持。“同治己巳（八年，1869）秋，任城孝廉陈公其赐秉铎兹土，见公祠慨然，议修葺。时邑侯为宝坻进士李公，莅新四年，美政相属，尤殷殷于好古，遂捐廉为之倡；而太学生刘兰圃，即旧《志》示公冢之刘君四聪裔也，亦欣然任其事。于是约廪生崔淑身、刘均时等，醵金募修，邑人皆踊跃以助。取石于崎崯之上，求木于连卷之中，剋日兴工，为石柱、石壁、重檐、复瓦，期其坚久，以妥先儒灵。凡资粮料物，皆兰圃躬经营之。经始于辛未（十年，1871）二月，迄十月竣，丹垩一新，旧观顿复。”[51]此次重修之役，还重镌了卢綋《高堂生墓表》，并附以卢綋及江乾达谒墓之诗。此碑目前仍存于高氏宅中。
清末光绪年间，高堂公墓再次重修。今存重修碑述其始末云：“轮，日用所不可或阙者。天不欲斯理之湮没，故特生高堂生，诵而习之，以得之己者授诸人，存经典于灰烬之余；举唐虞三代诸圣人之制作，而所谓天理、节文、人事、义则，赖斯人以不绝。而后代之议礼，以及后世之言礼者，皆得有所取法焉。则其功伟矣！其德远矣！其所以不朽者，即在是矣。千秋之俎豆常新，固亦礼之所宜然耳。但历年即久，祠宇倾颓。应有同邑郭克恭、崔世璞、徐慎典、刘元昇、刘逢玉、刘崇学等倡其始，偕好义诸君子，协力捐资，鸠工庀材，以藏斯事。功德之所感，岂有既乎！”[52]新泰县儒学教谕艾象丰沐手撰文，庠生崔受和沐手书丹。崔受和，字世璞，清末民初新泰龙廷苗庄（今新泰市龙廷镇苗西村）人。崔文奎裔孙。
对于高堂公墓，当地人称为“高堂陵”。据传，高堂公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五。直到今天，当地还流传着这样的习俗：平时，谁家孩子升学、嫁娶，都先到高堂公墓前焚香告拜。从年除夕到二月十五，高堂公墓上更是香火不断。《大小黛著礼记在龙廷》的传说，至今仍然广泛流传。[53]
汉武雄心但慕仙，名宗儒术亦徒然。
汶阳原在宫山下，御跸何曾访故贤。[54]
当年，重修公墓的卢綋曾经对来到新甫的汉武帝为何不到高堂故里拜访公庐而感到困惑：“所可异者，汉武帝名为重儒，方封禅岱宗时，作离宫于新甫山麓，去龙廷仅六十里耳，不闻求贤人之庐而表异之，所谓崇儒重学者安在也？然按《志》，高堂自传《礼》而外，事迹别无可考，官亦仅至博士，或者公当显名时，年已近髦，惟知闭门授徒，雅意恬退，虽天子临其境内，亦不求式闾以为荣欤？布敛而葬，悬棺而封，儒素宜然，亦奚足为公憾也！”[55]卢綋的自问自答，自寓有其身世之感，也有其一番道理。
传礼世家 儒宗门风
高堂生之后高堂隆（？～237），字升平，三国时期魏国泰山平阳人，也是有名的礼学思想家。
高堂隆黄初年间为堂阳长。精通天文，曾参与修订汉历。明帝即位后，官散骑常侍，任内多次上疏言事，尤善以“天象示警”来劝诫明帝。明帝尽管是扶不起来的皇帝，也对高堂隆心怀敬畏。有一件事可说明此点。当时，“明帝愈增崇宫殿，雕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皇奇伟之兽，饰金塘、陵云台、陵霄阙。百役繁兴，作者万数，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握土以率之。而辽东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没民物”。看到这种情况，高堂隆上疏切谏，予以劝阻。“书奏，帝览焉。谓中书监、令，曰：‘观隆此奏，使朕惧哉！’”[56]
高堂隆病重，明帝下诏说：“生廉侔伯夷，直过史鱼，执心坚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阴德，疾除而延寿。贡禹以守节，疾笃而济愈。生其强饭专精以自持。”[57]《三国志·高堂隆传》称其“学业修明，志在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忠矣哉”。
高堂隆官至光禄勋。其子高堂琛亦是魏臣。清乾隆《新泰县志》卷十四《选举下·世袭·三国魏》载：“高堂琛，侍中太史令隆之子，魏明帝时袭封。”
高堂隆著有《集》10卷，惜已散佚，今存文章数十篇。[58]高堂隆疏奏中曾经指出：“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应该说这是十分可贵的。高堂隆在历法、机械工程方面也有自己的见解，英国的中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两次提到过他。[59]
颇为有趣的是：高堂隆的墓碑无从查找，而后世竟然出现了针对“高堂隆墓志”的造假行为。这方伪造的高堂隆墓志，其假称的时代为“魏青龙二年”。[60]
故乡新泰没有忘记这位先贤。清代顺治时期的新泰知县卢綋在《高堂公墓表》中曾经说：“后公之孙有高堂隆，仕魏为名臣，其谏飨大钟、禳灾、改朔诸疏，风烈犹不失先儒秉礼之遗，其墓碑当亦在兹土，而求莫可得。”[61]同治八年，陈其赐发起建修高堂公祠，高堂隆得以配享其中：“诸生等偕礼法中人，春秋享祀，而以公裔魏名臣隆配焉。谒斯祠者，仰慕仪型，束身轨物，旷百世而相感，热瓣香以告虔，其所兴起，岂浅鲜也哉？”[62]
高堂生、高堂隆后先相继，传承礼学，成为高堂家族的骄傲。高堂家祠的堂联常常把二位先贤并举：“勋迁光禄，爵赠莱芜。”“儒宗传戴礼，帝惧上疏言。”“谏主而勋迁光禄，传礼而爵赠莱芜。”[63]
宋王应麟撰《姓氏急就篇》卷下载：“高堂氏：秦有、鲁又有高堂伯，又汉有高堂生、高堂芝，魏高堂隆，晋高堂冲。”[64]高堂氏后来多被简化为高氏。唐代以后已不多见。目前，高堂姓人口没有进入全国前300位，仅在山东、辽宁、台湾等省有少量分布。当代台湾实业家高堂燕便是高堂家族的著名人物之一。[65]
新泰知县卢綋重修公墓之时，“询之土人，云其后今已失传。向犹有高姓者，族虽不甚盛，尚得嗣为公后，今并斩然绝矣。”[66]这个说法是不够准确的。清光绪三十四年编纂的《新泰县乡土志·氏族》“高堂氏”云：“高堂氏，《风俗通》云：齐卿高恭仲食采于高堂，因以为氏。秦汉间，高堂生居鲁平阳。高堂隆为魏名臣，子琛袭爵；冲参晋机密。后裔无传。或云今之高姓者即其后。”
而今，在高堂生故里新泰仍然聚居着高堂生后人。今立于新泰市翟镇唐立沟（旧称棠棣沟）的《高氏族谱》序碑明确记载了其家族之由来：“治西高佐庄高氏，汉礼经博士高堂生裔也，有明天启，家星散，始祖昆季三，长守仁迁河南郡；季守智迁进家桥，复归故里；仲守义迁高家村，因外患故，迁棠棣沟，遂家焉，二百余年来，瓜瓞绵衍，颇称蕃盛，虽口无缙绅，不废读耕。”[67]翟镇九顶皇山旅游区新建的“新泰九贤台”为高堂生树立雕像。宫里镇和圣旅游区复建的“和圣庙”，配殿奉祀新泰乡贤，其中便有高堂隆的铜像。一代礼学宗师的风教德业至今仍然不绝如缕。
虽然高堂作为姓氏已经失去了当初的盛势，但是高堂家族的文化传统却激励了一代代高堂后人。“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堂堂正正，风貌不凡。”这一新的高堂家祠联语正是对古老门风的继承和发扬。实际上，高堂家族传播礼学的伟大贡献已经远远超越了家族的范围，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长廊的巍巍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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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清卢綋：《过苗庄谒高堂先生墓》（三首）其一，载氏著《四照堂诗集》卷八，清康熙汲古阁刻本，第33页B面～34页A面；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22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56～557页。第一、三首又见于清康熙二十二年《新泰县志》卷之六《艺文·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9页B面，题为《谒高堂先生墓怀古》，题下署“蕲州卢綋”。又见于清乾隆《新泰县志》卷十九《艺文·下·诗下》，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第36页B面，题为《谒高堂先生墓怀古》，题下署“国朝·卢綋”。
[②]《左传》僖公十二年“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杜预注：“国子、高子，天子所命为齐守臣，皆上卿也。庄二十二年，高傒始见《经》；僖二十八年，国归父乃见《传》。归父之父曰懿仲，高傒之子曰庄子，不知今当谁世。”
[③]宋郑樵撰《通志略》卷一《氏族略》“以邑为氏”，王树民点校本第14页，中华书局，1995。
[④]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四十应劭八《风俗通义》五《氏姓下》。末注：“《通志·氏族略》、《通鉴注·魏纪五》。”又，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之《风俗通义佚文·姓氏》：“高堂氏，齐卿高敬仲，食采于高堂，因氏焉。”末注：“《通志·氏族略》、《类稿》五七、《通鉴注魏纪五》。”
[⑤]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传》，点校本，第3118页，中华书局，1959。
[⑥]《千家姓》说：高堂家族在齐郡。
[⑦]清卢綋：《高堂公墓表》，载清康熙二十二年《新泰县志》卷之六《艺文·墓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59页B面～第61页B面，题下署“卢綋”。又见于清乾隆《新泰县志》卷十九《艺文·下·记》，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第29页A面～第31页A面，题下署“卢綋”。
[⑧]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传》，点校本，第3126页，中华书局，1959。
[⑨]张汉东：《秦汉博士官的设置及其演变》四、关于《礼》博士的设置问题，载《史学集刊》1984年第1期。
[⑩]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2年第3卷第2号。转引自《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14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1]张汉东：《秦汉博士官的设置及其演变》四、关于《礼》博士的设置问题，载《史学集刊》1984年第1期。
[12]《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13]《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
[14]《后汉书》卷七十九下《儒林传》。
[15]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传》，点校本，第3126页，中华书局，1959。
[16]《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17]《后汉书》卷七十九下《儒林传》。
[18]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第七章《贯串生死的人生礼仪——〈仪礼〉》三《〈仪礼〉的传授与研习》，中华书局，2004。
[19]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第七章《贯串生死的人生礼仪——〈仪礼〉》三《〈仪礼〉的传授与研习》，中华书局，2004。
[20]《宋书》卷五十五《傅隆传》。
[21]《旧唐书》卷九一《张柬之传》。
[22]张汉东：《秦汉博士官的设置及其演变》四、关于《礼》博士的设置问题，载《史学集刊》1984年第1期。
[23]《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上》：“二十一年，又诏曰：‘……’其尊重儒道如此。”唐吴兢撰《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收录，文字略有不同。《全唐文》卷八收录，题为《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庙诏》，文字略有不同。另外，《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系以二十一年二月壬申，并略述其意。同书卷十五《礼乐志五》：“显庆二年，太尉长孙无忌等言：‘《礼》：“释奠于其先师。”若《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卷二十四《礼仪志四》亦有引录。
[24]黄玉顺：《中国哲学史诗》之《咏今文礼》，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zhxshsh/yongjinwenli.htm。
[25]参看庞朴主编《中国儒学》第1卷《儒学地位的提升与统一》，东方出版中心，1997。
[26]《宋史》卷一百五《礼志八（吉礼八）》。
[27]《宋史》卷一百五《礼志八（吉礼八）》。
[28]《永乐大典》卷之一八二二二（十八漾。原藏蓬莱慕氏·像）。题下云：“【庙学典礼本末】莱芜伯高堂生，汉博士。”其后即为“像赞”。
[29]《宋史》卷四百四十三《文苑五·杨杰》。唯所记陆长愈言在元丰末年，未知孰是。
[30]《宋史》卷一百五《礼志八（吉礼八）》。郑麟趾《高丽史》62卷《礼志·吉礼中祀·文宣王庙》也有“莱芜伯高堂生”。
[31]《明史》卷五十《礼志四（吉礼四）》“至圣先师子孔庙祀”：“嘉靖九年……明年，国子监建启圣公祠成。从尚书李时言，春秋祭祀，与文庙同日。笾豆牲帛视四配，东西配位视十哲，从祀先儒程晌、朱松、蔡元定视两庑。辅臣代祭文庙，则祭酒祭启圣祠。南京祭酒于文庙，司业于启圣祠。遂定制，殿中先师南向，四配东西向。稍后十哲……两庑从祀：先贤澹台灭明……先儒左丘明、公羊高、榖梁赤、伏胜、高堂生、孔安国、毛苌、董仲舒……许衡凡九十一人。”
[32]《清史稿》卷八十四《志五十九·礼三（吉礼三）》：：“顺治二年，定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春秋上丁，遣大学士一人行祭，翰林官二人分献，祭酒祭启圣祠，以先贤、先儒配飨从祀。有故，改用次丁或下丁……西庑从祀：先贤澹台儒林传灭明……凡六十九人；先儒公羊高、榖梁赤、伏胜、孔安国、毛苌、后苍、高堂生、董仲舒……凡二十八人。”
[33]《清史稿》卷八十四《志五十九·礼三（吉礼三）》：“同治二年……是岁鲁人毛亨，明吕棻、方孝孺并侑飨。于是更订增祀位次，各按时代为序。乃定公羊……列东庑，榖梁赤、高堂生、董仲舒、毛苌……列西庑，并绘图颁各省。”
[34]清乾隆《新泰县志》卷十六《人物·文行·汉》“高堂生”。
[35]明崔文奎：《科贡题名记》，载明天启《新泰县志》卷之九《艺文·记铭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天启刻本，第42页B面～第45页A面，题下署“尚书崔文奎”。又见于清康熙二十二年《新泰县志》卷之六《艺文志·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18页A面～第19页B面，题下署“邑人崔文奎”。又见于清乾隆《新泰县志》卷十八《艺文·上·记》，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第14页A面～第15页B面，题下署“明·崔文奎，邑人”。民国《新泰崔氏族谱》卷一《康简公文集》据清乾隆《新泰县志》载录，第53页A面～第54页A面，题下注明：“见《县志·艺文篇》。”诸本文字略有不同。原碑已佚。
[36]详看马东盈著《羊祜年谱：西晋国家统一进程编年史》，第十七届诸葛亮学术研讨会论文，湖北襄樊，2010。
[37]今新泰和圣园复建和圣庙，配殿亦祀以孙复铜像。详看马东盈：《柳下惠的事迹与和圣庙塑像简介》，载夏庆奉主编《柳下惠风和——第二届国际和圣柳下惠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5页，青岛出版社，2012。
[38]清卢綋：《高堂公墓表》，载清康熙二十二年《新泰县志》卷之六《艺文·墓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59页B面～第61页B面，题下署“卢綋”，“济南伏生”作“济南”。又见于清卢綋著《四照堂文集》卷十六。又见于清乾隆《新泰县志》卷十九《艺文·下·记》，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第29页A面～第31页A面，题下署“卢綋”。又见于清吴翌凤辑《国朝文征》卷三（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之《清朝文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15页）“至今从祀庙享”，原文“至”字漫漶，据《国朝文征》补。清乾隆《新泰县志》作“从祀庙享”。
[39]清卢綋：《高堂公墓表》，载清康熙二十二年《新泰县志》卷之六《艺文·墓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第59页B面～第61页B面，题下署“卢綋”，“于今阅千年”作“自今阅千年”。又见于清乾隆《新泰县志》卷十九《艺文·下·记》，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第29页A面～第31页A面，题下署“卢綋”。
[40]清卢綋：《过苗庄谒高堂先生墓》（三首）其三，载氏著《四照堂诗集》卷八，清康熙汲古阁刻本，第33页B面～第34页A面；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22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56～557页。
[41]清卢綋：《高堂公墓表》，载前揭书。
[42]清卢綋：《高堂公墓表》，载前揭书。
[43]清乾隆《新泰县志》卷十六《人物·义行·国朝》刘昆传。
[44]清光绪《新泰县志》卷三《学校·增》有明确的记载：“先师庙供奉各神位次……西庑从祀先儒：榖梁赤（鲁人）、高堂生（汉博士，即邑人，传《仪礼》）……”
[45]清乾隆《新泰县志》卷十六《人物·义行·国朝》刘昆传。
[46]清江乾达：《谒高堂先生墓》，载清乾隆《新泰县志》卷十九《艺文·下·诗》，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第36页B面～第37页A面。
[47]清凌廷堪：《高堂生墓》，载氏著《校礼堂诗集》卷四“壬寅”，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道光六年张其锦刻本，第5页B面；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48]清刘慎徽：《重修高堂公祠碑记》，载清光绪《新泰县志》卷十九《艺文·下·增》，第4页B面～第5页A面。
[49]清光绪《新泰县志》卷八《职官·增·训导》：“陈其赐，济宁，壬子（咸丰二年，1852）举人。同治八年（1869）任。”
[50]清光绪《新泰县志》卷八《职官·增·知县》：“李溱，字荐堂，顺天宝坻（今天津市宝坻区）咸丰己未（九年，1859）恩科举人、同治乙丑（四年，1865）进士，同治六年至十年（1867～1872）署任。为政明察，吏不敢欺，倡办积谷，小民尤蒙惠恤。庚午年（同治九年，1870）倡捐巨款重建平阳书院，并捐廉备膏火俾士子，咸励于学，至今赖之。
[51]清刘慎徽：《重修高堂公祠碑记》，载清光绪《新泰县志》卷十九《艺文·下·增》，第4页B面～第5页A面。
[52]清艾象丰：《重修高堂公祠碑》，本书已收录。
[53]《大小黛著礼记在龙廷》的传说，载《新泰市民间文学集成》（一），第101页，新泰市民间文学三集成办公室编印，1988。讲述者：刘乃聪；搜集整理者：徐西军；流传地区：岙阴乡。
[54]清卢綋：《过苗庄谒高堂先生墓》（三首）其二，载氏著《四照堂诗集》卷八，清康熙汲古阁刻本，第33页B面～第34页A面；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22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56～557页。
[55]清卢綋：《高堂公墓表》，载前揭书。
[56]《三国志·高堂隆传》。
[57]《三国志》卷二十五《魏书》二十五《高堂隆传》引，无题。又见于《全三国文》卷十，题为《报高堂隆疾笃上疏诏》。
[58]详看马东盈编纂《高堂隆生平与著述编年》，待刊。
[59]分别见中译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十九章《数学》第三节，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十七章《机械工程》第三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60]赵超整理《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附：伪志（包括疑伪）目录”列此伪志之目，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61]清卢綋：《高堂公墓表》，载前揭书。
[62]清刘慎徽：《重修高堂公祠碑记》，载清光绪《新泰县志》卷十九《艺文·下·增》，第4页B面～第5页A面。
[63]高堂姓宗祠对联，参看《姓氏联典·高堂》，载http：//www.fpe95.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981。
[64]宋王应麟撰《姓氏急就篇》卷下“东楼高堂”条，《四库全书》本，第14页B面。
[65]高堂燕（1915～ ），台湾基隆人。国民学校毕业。1951年辞公职经营福美煤矿。后承购中福、隆基、福恩等煤矿，并开设五福煤矿，引进现代技术，开采煤矿。1956年起，兼营嘉义中福纸厂、大峰渔业公司，均任董事长。1963年涉足航运业，率先开辟台湾至东南亚定期航线。任永大海运、久展陶艺工业、宝大陶瓷工业、乔朗矿业、原大实业等公司董事长，南港轮胎、启业化工两公司常务董事，国产实业公司董事。曾任台湾煤矿公会常务理事。
[66]清卢綋：《高堂公墓表》，载前揭书。
[67]《〈高氏族谱〉序》，本书已收录。
资料来源：新泰民间文艺家协会 马东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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