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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大民
来源：乐亭文化研究会《读乐亭》杂志
题图来自网络，仅为配图
李大钊烈士的第一部文集《守常文集》，正式出版于1949年7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到现在已经整整60年（编者注：本文发表于2009年）。集前扉页有烈士的遗像，遗像上端有张仲锐先生的题记一则。略云：“李大钊先生生时不喜欢拍照，故遗像流传极稀，此帧为狱中所摄，英烈之气，奕奕如生。余得之于先君子簧溪公日记夹页中，遂付装池，赠诸北平历史博物馆珍藏。”文集一册分上下两卷，上卷收《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12篇，下卷收《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等18篇，全集共收文30篇，大都为到北大任教以后的著述或课堂讲义，像早年的《青春》、《国民之薪胆》等均未收入。书前有鲁迅先生的序文一篇，文不长，约1500字左右，写于1933年5月29日，距大钊烈士灵柩公葬（33年4月23日）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时鲁迅先生在上海，未能亲自参加李大钊的公葬仪式，但仍为葬仪捐了款，并为这本《守常文集》写了序言，寄寓对这位“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的无限哀思。
鲁迅和李大钊属于同一时代的人，他们在一起战斗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从早年开始，共同的革命理想就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十月革命的号角，催发了中国人民的觉醒，跟着爆发了“五四”运动，更把这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推到了斗争的前沿，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所以他们之间的友谊是淳朴而深厚的，这些，他们从鲁迅序言开头的几句话中，便可以感觉到：
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仁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这些毫无夸饰的语言，充分反映了他与李大钊初次相会时的良好印象。他们后来的交往，也大都以文学创作和文化改革为契机。事实上，《新青年》已是鲁迅先生最早发表革命文学的一块阵地。这从他的《<自选集>自序》里可以得到证明。他说：“我做小说，是开手于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鲁迅所说的“热情者”和“战士”，显然指《新青年》编辑部的同仁，自然包括大钊同志在内。随后，鲁迅在1918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期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发出了为革命文学助威的第一声呐喊。接着，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李大钊轮值编辑）发表了小说《药》和《来了》、《圣武》等四篇随感。另据史料记载，“五四”运动之后在北京出版的《晨报副刊》，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进行改革，很快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相继在这里发表作品，鲁迅的《一件小事》发表于1919年12月的《晨报纪念增刊》，稍后，他的名著《阿Q正传》也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这一时期，鲁迅与李大钊的交往十分紧密，这在《鲁迅日记》里也有记载。自1919至1921年载入《日记》中的书信（含寄稿）往来竟达8次之多。友谊之深和丧友之痛触动了鲁迅先生的心灵，他在《守常文集》的序言中沉痛地说：
这回听说在北平公然举行了葬式，计算起来，去被害的时候已经七年了。这是极应该的。我不知道他那时被将军们所编排的罪状——大概总不外乎“危害民国”罢。然而仅在这七年中，事实就铁铸一般地证明了断送民国四省的并非李大钊，却是杀戮了他的将军！
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距公葬仪式举行对头算来已事隔七年。其时日本关东军已强占东北。时间的流逝凝固了烈士的鲜血，但丝毫没有冲淡革命斗士的愤怒，鲁迅先生的笔锋直指那些屠戮烈士的刽子手，毫不留情。序言最后说：“血是流得太多了……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他的遗文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今年（编者注：本文发表于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读60年前出版的这本文集和鲁迅先生的序言，深感新中国来之不易，缅怀那些在黑暗中苦斗乃至献出生命的英烈先哲，应更加珍惜和爱护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努力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就如大钊烈士在《青春》一文中所预言的那样：“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选幸福，以青春之自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人生境界到此当无愧矣！
（作者赵大民，乐亭县毛庄乡前黑王庄村人，一级编剧，曾任天津戏剧研究室副主任、剧本创作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