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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总332期
据报《记忆星尘——纪念周海婴诞辰九十周年摄影艺术展》2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开幕式。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特发10年前的稿件一篇，以此怀念周先生。记忆清晰，先生捧着那部《镜匣人间》时说的一句话：“好大一个家伙！”
周海婴作为鲁迅之子的身份为人尽晓，而他作为一位摄影师的身份却鲜为人知。日前，他从七十年间拍摄的两万张照片中精选二百余幅结集公布于世。鲁迅提倡一种观察社会、认识社会和保存历史的方法，叫做‘立此存照’，就是为历史作证。周海婴的摄影正是对这一思想的实践。
七十年长镜头，周海婴抓拍人间百态
作者：关捷
走进周海婴先生的家， 先生没有多少改变，还是十几年前那样的矍铄。气色依然健康，谈吐依然敏捷。令人吃惊的是，80高龄的他，会那么自如地使用电脑，敲字、聊天，发电子邮件，用photoshop处理图片。
很快，老先生拿出大型影集《镜匣人间》。《镜匣人间》上有两百幅照片，有新闻片，也有艺术片，但两者互相渗透，新闻片有艺术价值，艺术片有新闻性，记录了七十年的中国历史，北京、上海、沈阳等地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断面，在《镜匣人间》里都可以找到。
周先生1938年10月拍摄生平第一帧照片；1943年11月正式开始学习摄影；1944年11月拥有第一部照相机；1948年11月拍摄第一帧彩色照片；1952年第一次自己冲洗彩色胶卷、照片。70年来共拍摄照片两万余张，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反映了时代前进的脚步。他拍到了许多摄影师没有拍到的照片，图像中体现的敏感与活力，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态和人们的生存环境，是中国现代摄影史上一部别具特色的《史记》
10岁在西湖边拍下第一张片子
周海婴现 在回想起来，他特别感谢自己的父母亲。很小的时候，他把缝纫机、锁、钟拆来拆去，想看个究竟。有时候连自行车也要拆，甚至还在家里做化学实验。面对这种种“不端”父母亲从没有干涉过。他说：“父母对我很宽松，没有觉得你应该学什么、干什么。”这种科学的家教方法，使周海婴能够不断拓展自己的兴趣范围。他学过财会，上过无线电夜校，在辅仁大学社会系念过书，后来转到北大物理系，最终选择了科技的行当。摄影，是他广泛兴趣中最成功的一项。
出生后的100天，鲁迅就抱周海婴去上海知名照相馆拍了照片。这是他第一次与相机见面，他与摄影的不解之缘似乎也就从此开始。
1936年秋末，鲁迅过世之后，悲痛中的母亲许广平身体每况愈下。1937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她的好友蔡咏裳从杭州专程来看她。
蔡咏裳建议许广平去杭州休养，蔡女士认为疗养至少有助于减轻失去亲人的哀伤。许广平想了想，同意了，决定带着8岁的周海婴去杭州。许广平带周海婴去，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当时她认为自己可能病重了，悲观地想到了后事，她要让儿子和蔡咏裳相识，如果一旦自己走了，那就把他托付给蔡咏裳。少年周海婴并不知道母亲的心事，他一面牵着母亲的手，一面想着杭州的样子。他那时还不知道，正是这位蔡阿姨把他带上了摄影之路。
蔡咏裳是1926年的燕大毕业生，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在鲁迅五十诞辰那天，和许广平结识，从此成莫逆之交。在杭州，少年周海婴盯上了蔡阿姨手中那只频频闪光的黑色蔡司牌小相机。蔡阿姨一边领着周家母子逛西湖，一边不时地拍些风景。她那按快门的奇妙动作，让年幼的海婴看了贪婪。很快，蔡阿姨发现了他的渴望。周海婴趁机左缠右磨，最后总算允许他按了几次快门。他当时拍下了今生的处女照——“渔夫撒网”但由于蔡阿姨地下工作者的特殊要求，当时不能保留底片。所以，“渔夫撒网”也就飘逝进了历史的深处。
从此以后，周海婴拍照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照相机、底片价格的昂贵是今日无法想象的。鲁迅逝世后，周家的日子变得艰难起来。因此，面对他的渴望，母亲也一筹莫展。
1943年11月的一天，母亲一位比较富裕的朋友借给周海婴一只小方木匣镜箱，他高兴极了。由此他正式开始学习摄影了。
周海婴先生拍的早期照片都用几本厚厚的黑卡纸老式相册珍藏着，那时母亲帮他细心粘贴，页面上有很多母亲的亲笔题字，有些用了三角形相角。
记录大事件大人物的瞬间
在周海婴先生的两万张照片中，有相当一批具有重大人文价值。
有一张是郭沫若、许广平、侯外庐拍摄于“华中号”轮船上的照片。如今不但是他个人的珍宝，也是国家的文物了。
这幅照片有着重大历史背景。
1948年，党组织指令香港地下党安排他们分途北上。 地下党还送了几百元钱让他们母子买防寒衣服。喜欢摄影的周海婴这时提出想买一架相机，母亲考虑了一下，最终决定去价格低廉的旧货市场购买二手衣服。就这样，周海婴省下了800多块港币。于是，酷爱摄影的他买了一台低价的“禄莱”相机，又买下20多个胶卷。
当年11月底，周海婴和母亲许广平乘坐悬挂有葡萄牙国旗的“华中轮”离港北上。同船的还有郭沫若、马叙伦、陈其尤、沙千里、许宝驹、侯外庐、翦伯赞、冯裕芳等知名人士。周海婴先生当时19岁，当时他的思想核心是——“去解放区，参加新中国建设，用科学来强国。”并且，他要记录下这次伟大的北上。那天，在轮船甲板上，郭沫若、侯外庐、沈志远和党的领导连贯同志正在看风景谈新中国的未来，周海婴端起相机，不失时机地抓拍下这幅著名的“爱国图”今日看起来竟是如此宝贵。
12月3日一早，船在安东附近“大王岛”抛锚，一行人员改乘小船上岸。中共中央东北局派负责同志前往迎接，并护送到哈尔滨。正在这时候，得知沈阳已解放，于是又改乘火车抵达沈阳。在沈阳市的铁路宾馆大会议室内，民主党派开始了热烈的讨论。周海婴把镜头对准了会场。当时是冬季，下午室内光线不足，他勉强用慢速拍了两帧，虽然清晰度差，又不是广角镜头，但能够留下这历史的瞬间，周海婴先生感到非常满足。1948年，民主人士从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的事情对外严格保密，没有摄影记者跟随。所以，他的这几帧照片应该算做见证历史的“孤本”了。
此外，周海婴先生还拍下了《华中轮抵达丹东》、《民主人士讨论新政协的召开》、《土改后的喜悦》、《淮海路发大水》、《二、六轰炸》等历史瞬间。在这些影像里，我们看到了许广平、郑振铎、茅盾、巴金、宋庆龄等老一辈人珍贵的影像，
特别是“二·六”轰炸的照片，尤其令人震振。1949年初夏，周海婴先生从华北大学短期学习结束，廖承志建议他补习高中文化课程后，第二年去苏联求学。这样，周海婴就返回上海旧址霞飞坊寻师重新学习。不久，抗美援朝开始。那天，周海婴先生在三楼阳台听到飞机投弹轰炸声，他看到了窜天的浓烟，这便是“二·六”轰炸上海卢湾区。他拍下了那滚滚的浓烟。隔了一天，周海婴先生又和表兄马永庆赶去拍摄残存废墟。进入现场时，他们被警卫拦住，亏得那时候他们不知天高地厚地自己印了名片，叫做“海马摄影社”，凭这枚小片子，才得到许可进入警卫圈内。进去后他拍到了一批炸毁的废墟，还有伤亡家属悲痛欲绝的镜头。
抓拍平民百姓的生活片段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多数摄影家的作品都镶上观赏镜花水月的金属画框，罩上一层唯美主义的色彩，玩自己风花雪月的情感。周海婴却不同，他的镜头侧重在社会民生上面，具有纪实摄影的品质。他对被摄者不是居高临下的猎奇，而是情感上的走近，来表达他们真实、形象的生存状态。其实这正是鲁迅先生的精神所在。
“为什么我特别留意于难民、战患、市井风貌等？主要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当年他对底层人民的关爱，特别是替受伤的黄包车夫包扎伤口等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这种潜意识中的教育对我影响极为深广，可以说是父亲教我怎样去拍照，使我懂得如何用平民的视角去关注社会和关爱大众。“周海婴说。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平民意识还跟他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人们认为他是鲁迅的儿子，肯定过着很阔的生活，实际上家里也是比较困难的。由此，周海婴对下层百姓的生活就比较留心，注意的多了，拍的照片自然也多了起来。
集子中的第九张，便是上世纪40年代拍摄于上海街头的乞讨“难民”。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镜头里多了温暖的色调和现代的气息。我们能看到《熟食小贩》、《修鞋匠》、《南货担子》、《高跷队》、《街道读报》的社会百态，也有邻里间的寻常友谊。
上海是鲁迅先生度过人生中最后岁月的地方，周海婴也是在这座城市出生、成长。他在不海搞影展时，很多老邻居老朋友都赶来道贺。夏伟琴老人原是周海婴在淮海坊时的邻居，她指着照片上那个穿大衣烫着头发的时髦少女说，那就是我，拍照那年才16岁，在复兴公园。现在，整整60年过去了，相片的容颜已然改变，皱纹代替了光洁的额头，但她的笑容依然灿烂。
专家们认为，四五十年代平民市井生活照在当今的历史影像库里非常难得，因为当时的摄影记者主要拍政治或新闻事件，而一般平民又买不起相机，加上建国后发生的几次政治震荡，这类照片就变得更加稀少。
七十年的努力终成正果
七十年来，周海婴先生的摄影兴趣不减。
周海婴说，“我拍摄的题材以人为主，也有随机的景物，我喜欢遇到机会抓拍性地留影，对摆拍没有好感。”数码时代来临了，相机发生了重大革命，电子代替胶片，photoshop的技术可以弥补拍摄条件限制导致的相片缺陷。周海婴对科技时代的照相技术发展脉络十分熟悉，他也开始用新型的摄影器材，最近常用的是佳能数码机，有1000万像素。这些年来，他添置了好几款数码相机，但还是喜欢使用传统胶卷。他认为，数码相机的优点就是快，不过目前来说，从创作角度考虑，胶卷是要高于数码的。在周海婴眼里，数码照片后期制作，是不属于摄影范围的。另外，周海婴特别看重底片在表达照片品质上的价值。
对于摄影，周海婴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他说：“我觉得当下流行的‘玩照片’说法不对，摄影是一门艺术，也是创作。我曾想过当专职摄影工作者，但最终从事了与摄影毫无关系的工作。我喜欢抓拍，把所经历的历史瞬间用相机记录下来。”
两年前，周海婴向儿子周令飞提出，趁记忆还很好时，把以往的照片整理一下。在整理过程中，他们萌生出一个想法，从两万张照片中，海选出800张，再选120张做个展览及汇编成册。结果很难割舍，最终选中的照片共有400多张。周令飞介绍说：“当时，父亲觉得自己是业余摄影，不想办展览，但有许多专家都希望他把摄影展办出来。父亲曾有几本相册，重要的照片都被撕掉了，因为担心文革中的运动。幸亏底片都被父亲偷偷保存下来，而且从上海运到了北京。北京气候比较干燥，这些底片保存得很好。”
这样，就办了影展，并且出了书。不料，竟轰动了摄影界，观者如堵，好评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