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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1929-2011)是鲁迅和许广平先生的独子。作为名人后代,很长一段时间,他鲜少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几年前,一张酷似宋小宝的人物照片曾在网络盛传,拍摄这张照片的人正是周海婴先生。与父亲鲁迅选择将文字作为武器,笔锋犀利、敢于直言、针砭时弊不同,周海婴则将他对世事民情的看法都放进了照片里。
他镜头里的面孔都非常精美,那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面容
周海婴1929年在上海出生,鲁迅先生于是为他取名“海婴”,意为在上海出生的婴儿。出生100天,他被父亲抱去上海知名照相馆拍照留念,于是有了下面这张一家三口的合影。10岁时,周海婴第一次接触到相机,最初只是摁摁快门,14岁时正式学习摄影,从此便没有再放下。
周海婴自幼体弱,鲁迅在日记中至少有上百次带儿子到医院就诊的记录。他笑言,扯大这个儿子,自己都要成“二十五孝”父亲了。他还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尽管朝夕相处的时间只有七年,但周海婴回忆说,自己一直是在非常温馨、平和的家庭氛围中长大。
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的第二天,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他的遗嘱,有一条是留给周海婴的:“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当时,周海婴只有7岁。长大后,他谨遵父亲遗嘱,“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成为一名无线电专家,但对摄影的兴趣和喜爱却经年不减。
周海婴的拍摄题材以人为主。将军李济深、作家巴金、戏剧明星言慧珠,邻居父子、修鞋匠、踩高跷的队伍……他的镜头没有居高临下,照片里,人物的神态都自然平和。批评家张念曾说:“他镜头里的面孔都非常精美,我们中国曾经有这样一种精神面容现在看不到了。”
他喜欢抓拍:“我经历过旧社会,对社情民意很敏感。我的照片中有解放前的难民和乞讨者,也有解放后的所见所闻。我不为‘猎奇’,只希望证明时事。”
周海婴不是记者,拍摄纯粹出于自己的兴趣,而那个年代普通人拥有相机的很少,所以这些以“平民视角”拍下的社会景象,自然变成十分珍贵的历史记录。
1948年后,周海婴跟随母亲许广平离开香港北上,与一批民主人士前往东北解放区。地下党送了几百元钱让他们买防寒衣服,喜欢摄影的周海婴提出想买一架相机,母亲便只买了几件旧衣服,用省下的钱让他买了一架照相机。
这次北上严格保密,也没有摄影记者跟随。于是,不到20岁的周海婴拍下的所见所闻,就成为了历史见证的“孤本”。
1948年,“华中号“轮船抵达东北解放区,民主人士登陆后合影。左起:翦伯赞、马叙伦、宦乡、郭沫若、陈其尤、许广平、冯裕芳、侯外庐、许宝驹、连贯、沈志远、曹孟君、丘哲、中共丹东地区领导人
“等人动起来以后再拍,我对摆布没有好感”
周海婴先生一生中留下数万张底片,他的摄影展现了广阔的社会图景。从不知名的底层流浪、逃荒的人,小商小贩,到社会知名人士;从风景画似的乡景到城市被轰炸、发洪水等情景;从玩耍的孩童到垂暮的老人;从守旧的遗老到时髦的青年;从家庭到社会;从个人到集体,应有尽有。
比起宏大的历史场景,周海婴镜头里那些活生生的人物和生活瞬间更加动人。他常常在有意无意间拍摄照片。周海婴的长子、曾做过摄影记者的周令飞说:“他反对摆拍,要求真东西。他不喜欢为了拍照而去拍照。他不常拍坐在那里等待摆拍的人,而是等人动起来以后再拍。”比如打酒、摇煤球、街道读报、小贩走街串巷兜售自己的商品,孩子们在公园回廊下专心地下象棋……这些生活场景既让今天的我们感到陌生,又无比亲切。他的照片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感,是真实生活的汇聚,质朴、平实、可爱。
“雪痕鸿爪”“大地蹄痕”——母亲许广平曾在周海婴的初学摄影簿上亲笔题写下这样的内容。
摄影从不为“猎奇”,“只希望让它们证明时事”
与摄影结缘70余年,周海婴先生从来没有发表过摄影作品。直到2008年,当过摄影记者的长子周令飞帮助父亲整理底片并筹办摄影展,当做送给父亲80岁生日的礼物,周海婴先生还一直担心这些照片拿不出手,给鲁迅丢脸。他说不知道这些照片有无价值,是否值得拿出来给大家看。他摄影从不为“猎奇”,“只希望让它们证明时事”。他不是专业摄影师,所做的事情,只是结影以告慰历史,并深藏一份与过去的联系。
“我是在一个‘人场’的环境下长大的,就像磁场,我被这个‘人场’控制着,父亲一直在鞭策着我,也给我压力。”2001年,他出版《鲁迅与我七十年》,希望让世人了解一个更凡人的、生活中的鲁迅。但对于自己的身份,周海婴一方面很淡然,另一方面很回避。
中国美术馆近日开幕的展览“记忆星尘——纪念周海婴诞辰九十周年摄影艺术展”展示了周海婴先生70年摄影艺术生涯各时期的代表性作品百余件,从鲁迅家族的珍贵影像到民国时期上海弄堂和建国后北京胡同里的民生百态,更有众多历史、政治事件的场面和细节,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成为中国旧、新社会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介绍,周海婴先生的摄影作品,有几个部分引起了专家和摄影爱好者浓厚的兴趣:一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生活,包括中产阶级家庭和弄堂生活;二是民主人士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的照片;三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的生活,包括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的大量照片。这些照片,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