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青年时代的诗歌什么样？

本文作者黎风(1922—1998)，原名黎文星，男，江西吉水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创办或编辑多个诗刊，出版诗集《彩色的画像》，是泥土社成员。195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56年夏，因受胡风事件牵连，被调到陕西师范学院任教，后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一、初露反封建的思想锋芒

鲁迅青年时代的诗歌，据现在看到的材料，有《别诸弟三首》两篇（分别写于1900年和1901年）、《莲蓬人》（1900年）、《庚子送灶即事》（1901年）、《祭书神文》、《惜花四律》（1901年）、《自题小像》、《宝塔诗》（1903年）、《哀范君三章》（1912年）。这些诗是鲁迅在二十岁到三十二岁之间写的。它们的数量并不多，但加以研究，对于深入理解鲁迅青年时代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及其作为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成长过程，对于了解鲁迅诗歌创作的发展，是必要的，有益的。

当鲁迅写作这些诗歌的时候，正是清王朝反动腐朽、走向灭亡的时期，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兴起,取得胜利而又转向失败的时期。限于鲁迅当时政治上尚未成熟和社会斗争实践的深度、广度不够，他的诗歌并没有充分反映那个历史时期的伟大变革，也没有直接深入地表现民族的苦难和人民的痛苦与反抗斗争。但是，他的诗歌并没有和现实生活隔绝，游离于时代之外，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相反，青年鲁迅通过对个人生活遭遇和生活感受的抒写，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现实社会的黑暗，表现了对反动统治的不满，显露了对自由解放的追求。因此,鲁迅青年时代的诗歌，初步地露出了反封建的思想锋芒，为我们写下了作为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成长历史的第一页。

现在有些论者在研究鲁迅青年时代的诗歌时，往往要谈谈它的局限性。是的，我们对待鲁迅青年时代的诗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但是，不能把不是局限性的看作局限性。例如，有的同志在分析《别诸弟三首》两篇诗的时候，不适当地把其中表现的离情别绪，看作与鲁迅“所出身的阶级烙印和封建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因此，认为诗中的思想境界反映了“封建文化的影响”，打上了封建士大夫“的阶级烙印”(倪墨炎：《鲁迅旧诗浅说》)。我认为这种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

谋生无奈日奔驰，

有弟偏教各别离。

最是令人凄绝处，

孤檠长夜雨来时。

还家未久又离家，

日暮新愁分外加。

夹道万株杨柳树，

望中都化断肠花。

从来一别又经年，

万里长风送客船。

我有一言应记取，

文章得失不由天。

别诸弟三首·辛丑二月并跋

梦魂常向故乡驰，

始信人间苦别离。

夜半倚床忆诸弟，

残灯如豆月明时。

日暮舟停老圃家，

棘篱绕屋树交加。

怅然回忆家乡乐，

抱瓮何时更养花？

春风容易送韶年，

一棹烟波夜驶船。

何事脊令偏傲我，

时随帆顶过长天。

仲弟次予去春留别元韵三章，即以送别，并索和。予每把笔，辄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邮寄之。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第一，“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轼：《水调歌头》)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定时期，也是“难全”的。十年浩劫期间，多少老革命和善良的人们被“四人帮”迫害得妻离子散，经受了生离死别的巨大的悲伤。难道这可以把它归之于“封建文化的影响”，打上了“阶级烙印”吗?显然不能。因此，对于古往今来人们存在的离情别绪、忧伤与痛苦，要做具体的分析，得出适当的结论。

第二，鲁迅写作两篇《别诸弟三首》的时候，正是他处于社会黑暗、人心险恶、家庭经济败落、谋生维艰的时期。因此，鲁迅泣别老母诸弟去南京上学，固然显示了他对新思想新事物的追求，但也是带着一种迫不得已的痛苦的思想情绪。一方面，他要为自己寻求生活出路和人生道路冒着风险；另一方面，他也不能不为老母诸弟的生活与前途而牵肠挂肚。“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这两句诗就明显地说明了鲁迅当时的艰难处境及其深切怀念诸弟的社会原因，并且显示了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因此，“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这些诗句所表现的强烈的离别情绪，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里面丝毫不存在什么“封建文化的影响”，更不存在什么“阶级烙印”。反之，如果青年鲁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生活遭遇下，在背井离乡、泣别老母弱弟的时候，竟然处之泰然，无动于衷，那倒真正受了“吃人”的封建礼教道德思想的影响，表现了封建社会冷酷无情的人与人的关系。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在诗篇中，鲁迅在深切怀念诸弟的时候，还谆谆教导他们：“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这显然是积极地鼓励诸弟不要安于命运，安于现状，为险恶的社会环境所屈服,而要奋发图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开拓自己的生活的道路。毫无疑问，这是和封建主义的天命论、悲观厌世思想相违背的。而这种积极进取的思想，是和鲁迅对弟辈的怀念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从而把那种悲凉的情绪转化为一种乐观的进取的精神。由此可见，两篇《别诸弟三首》隐讳曲折地反映了现实，显示了青年鲁迅不满社会黑暗的反封建思想倾向。

如果说《别诸弟三首》两篇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庚子送灶即事》可以作为很好的补充说明。这首诗说：

只鸡胶牙糖，

典衣供瓣香。

家中无长物，

岂独少黄羊。

诗中所描写的事情很简单，但所表现的思想情绪却很深刻。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里，从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观点来看，旧历年年关送灶王爷上天是关系着全家吉凶祸福的事情，因而祭灶礼仪严肃而郑重。周遐寿在《鲁迅的故家·祭灶》中说：“灶头最热闹的时候当然是祭灶的那一天。……乡下一律是廿三日送灶，除酒肴外特用一鸡，竹叶包的糖饼，‘雅言’云胶牙糖，‘好听话’则云元宝糖，俗语直云堕贫糖而已，又买竹灯檠名曰各富，糊红纸加毛竹筷为杠，给灶司菩萨当轿坐，乃是小孩们的专责。那一天晚上，一家老小都来礼拜，显得很是郑重，除夕也还要接灶，同样地要拜一回,但那是夹在拜像辞岁的中间，所以不觉得什么了。”这段话说明祭灶的严肃与虔诚。但是，我们仔细体会一下《庚子送灶即事》，哪有半点严肃虔诚的态度？按照封建习俗，在人们必须严肃、虔诚、恭敬地祭拜灶王爷的时候，鲁迅却诉起苦来了，他说：自己家里穷得可怜，连买一瓣香也得拿着衣物去当，哪有钱买一只黄羊来祭祀你灶王爷呢？这种诉苦的语气腔调，大有不把灶王爷放在心上，对灶王爷的权威表示鄙视蔑视的味道。这是在根本上和封建神权与封建迷信唱了反调！不仅如此，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青年鲁迅向灶王爷诉苦，实质上是向社会诉苦，是发泄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怨愤！鲁迅家庭由“小康之家”堕入“困顿”的境地，受到世人的“侮蔑”，过着贫苦的生活，归根到底是反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的结果。因此，《庚子送灶即事》的本质的思想倾向不是向灶王爷诉苦，而是对封建神权的否定，对清王朝反动统治的控诉。

鲁迅在青年时代的反封建思想倾向，在他的一些论文如《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中间，是有着较鲜明的表现的。但是，总的来看，青年鲁迅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还是处在不够成熟的状态，没有像后来在“五四”时期那样深刻、广泛、鲜明、彻底。这一点是作为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一种成长过程而必然存在的，我们不必为贤者讳。在他的诗歌中，当然也不例外。例如，《惜花四律》以花来比拟新事物，表现了青年鲁迅对于新事物的热爱、追求与维护的积极思想感情。但是，这种新事物究竟是什么，鲁迅并未在诗中暗示出来。因此，我们只能从当时存在的封建与反封建斗争的现实出发，从鲁迅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生发展特点出发，推断他所热爱、追求和维护的新事物是与封建的旧事物对立的、有益于社会进步与改造的新事物。如果是这样，这种主题思想就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当然，有的论者认为《惜花四律》中的“花”，是用以暗喻妇女，表现了青年鲁迅对封建社会被践踏与被损害的妇女的同情与维护。这种解释，从鲁迅的思想发展来看，自然也说得通，倘是如此，那更说明了《惜花四律》的反封建性。

鲁迅在诗歌中表现更明确的反封建思想倾向的作品，是《自题小像》《宝塔诗》和《哀范君三章》。《自题小像》表现了鲁迅深切关心祖国民族的命运，誓为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解放而献出生命的革命思想和精神。《宝塔诗》对当日的保皇派学生进行讽刺与嘲笑，显然是对保皇派死抱住君主立宪破烂货不放，拼命反对民主革命的批判与否定。《哀范君三章》不仅表现了对挚友与战友范爱农遭受封建势力打击，以致造成悲剧的悼念与悲愤，而且对表演“狐狸方去穴，桃偶尽登场”的袁世凯复辟丑剧，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与抨击。这些诗篇比起前面所分析的几篇诗，反封建的思想光芒是愈来愈鲜明强烈了。这充分地揭示了就在鲁迅青年时代，他的思想也不是停滞的，而是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不断地明朗化、深刻化的。从这里可以看到鲁迅前进的足迹。

二、情操、理想与抱负

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时代的晴雨表。但是，这种反映是要通过诗人、作家的世界观和爱憎的筛选与加工而反映出来的。因此，文艺作品的风格，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表现，也是诗人作家的人格的集中表现。特别是诗歌，由于它是主情的，诗人以强烈的爱憎去溶解和搏击现实生活，所以它更加突出地表现了诗人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看，诗人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写出什么样的诗。陆游说得好：“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声，江海之涛澜,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实，乃有是文。夫心之所养，发而为言，言之所发，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爝火不能为日月之明，瓦釜不能为金石之声，潢污不能为江海之涛澜，犬羊不能为虎豹之炳蔚”（《上辛给事书》）。这段话确实把诗人、作家的人格与其作品风格的关系说得很透彻清楚。

但是，诗人、作家的人格，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要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在日常生活中，在待人接物的过程中，在社会斗争的实践中，在学习和接受文化科学的陶冶中，自觉地经常地坚持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提高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情操、有风骨、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成为对他人、对社会、对人类的自由幸福有用的人。只有这样，诗人、作家的高尚的人格，才能融化和体现在他的文艺作品的风格之中，使他的作品更加具有感动人、教育人的艺术力量。

鲁迅青年时代的诗歌，由于是产生在他的创作初期，可以说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艺术风格，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青年鲁迅是如何注意培养和锻炼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风骨、建立起自己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使自己的人格发出光彩的。他的青年时代的诗歌，基本上是对于这些方面的自我抒怀，因而它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光辉形象。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莲蓬人》一诗吧。

《莲蓬人》是一篇拟人化的诗歌。诗人通过丰富美丽的想象和朴素生动的语言，把莲蓬人格化，创造了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艺术形象。

芰裳荇带处仙乡，

风定犹闻碧玉香。

鹭影不来秋瑟瑟，

苇花伴宿露瀼瀼。

扫除腻粉呈风骨，

褪却红衣学淡妆。

好向濂溪称净植，

莫随残叶堕寒塘！

在诗人笔下出现的莲蓬人，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形象。她穿着菱叶做的衣裳，系着荇茎做的腰带，生活在仙人的国度里，当微风拂过之后，还可以闻得她散发的清香。但是，好景不长，到了秋天的时候，秋风萧瑟，寒气袭人，平常和她做伴的鹭鸶鸟也不再来了，只有带着露珠的苇花和她伴宿在一起。这说明环境变了。但是,莲蓬人却有着高尚的情操和风骨。她为了在逆境中坚持生活下去，扫除了身上的腻粉，脱下了娇艳的红装,扮上了朴素的淡妆，高傲地挺立在萧瑟寒冷的秋风中，并不向秋风低头。诗人写到这里，不禁热烈地赞美莲蓬人，说：莲蓬人啊，你那种坚贞不屈的情操与风骨，是可以向周敦颐称赞的“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爱莲说》）的莲花炫耀的。但是，你要警惕：不要随着凋残的败叶一同堕落到寒塘里去啊！我们从鲁迅对莲蓬人的这种描写和赞美来看，这并不是单纯地描写一种自然景物，而是借物咏志，借景抒情，以莲蓬人的形象来寄托自己的情趣，歌颂品行高洁的志士，并借以自勉自励。年轻的鲁迅希望自己在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人欲横流、世态炎凉的社会环境中，坚持自己髙洁的情操，做一个出于污泥而不染，不向恶势力低头，不与黑暗同流合污的志士。因此，莲蓬人这一个艺术形象，实质上是青年鲁迅的化身，在她的身上体现了诗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希望，表现了他的光辉人格。

我们这样分析和理解《莲蓬人》一诗，并不勉强，因为《祭书神文》从另一个角度，同样表现了青年鲁迅如何注意自我道德情操的修养和锻炼。在《祭书神文》中，鲁迅所创造的书神的形象，和莲蓬人一样是一个具有高尚情操与风骨的艺术形象。当旧历年除夕来到时，“香焰氤氲兮烛焰赤”，有钱有势的富贵人家正在灯火煌煌，香烟缭绕中敬神祝福，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钱神醉兮钱奴忙”，钱神正在人们的祭祀中吃饱喝足，醉醺醺的；而钱奴们为了向钱神求财祈福，也在这时忙于向钱神献媚求宠。但是，只有书神并不这样。他不拜倒于钱神的脚下也不干钱奴的勾当，宁愿听从穷书生的邀请，“缃旗兮芸舆，挈脉望兮驾蠹鱼”，来与穷书生为伍，共度除夕，饮穷书生撰出的“寒泉”“菊菹”，听穷书生“狂诵”《离骚》的诗篇。鲁迅在描写书神的时候，给予了热情的歌颂，同时也鞭挞了丑恶的钱神和钱奴。为什么歌颂书神呢？因为书神具有不追逐势利，不向钱神低头的情操与风骨。如果用古人的话来说，书神具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品格。因此可见，《祭书神文》的主题和《庚子送灶即事》大不相同，不是诉苦，而是歌颂像书神那样具有高风亮节的人物。而诗人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当有些青年热衷于“读书应试”，纷纷走上了升官发财的科举道路时，青年鲁迅却不顾一切封建势力的“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去南京学习封建势力所反对的“洋务”（鲁迅：《〈呐喊〉·自序》）。这不正表现了鲁迅可贵的情操和风骨吗？

青年鲁迅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他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逐渐形成了自己远大的理想与抱负。这是鲁迅精神上的能源和动力。有了它，青年鲁迅才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奋发图强，刻苦地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文化知识，如饥如渴地吸收一切在他看来于振兴中华有益的东西。有了它，青年鲁迅才能在历史不断发展、时事风云瞬息万变的过程中，坚韧不拔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跟着时代不断前进。有了它，青年鲁迅才能积极参加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开始在文化思想战线上进行反对封建文化、提倡科学与个性解放的斗争。有了它，青年鲁迅才决定弃医学文，转而提倡文艺运动，热情介绍摩罗诗人，倡导“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那么，青年鲁迅的远大理想与抱负究竟是什么呢？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群众的自由幸福而斗争。他在1907年写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提出来的培养“精神界之战士”，解放群众个性，建立“人国”的见解和主张，就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幸福的远大理想和抱负。尽管这种理想与抱负在性质上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在清朝末年的历史条件下，有如此远大的理想与抱负是了不起的。它把青年鲁迅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革命风骨提到了当时时代最高的水平，充分展现了他的金刚石一般的性格和阳光一般灿烂的精神世界。 在诗歌中，他就以极凝练的诗句，抒发了这种远大的理想与抱负，表现这种光辉的精神世界。请看《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首诗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用不着逐字逐句解释了。从鲁迅诗歌的发展来看，这四句诗第一次塑造了抒情主人公崇高的艺术形象。我们似乎看到年轻的爱国志士鲁迅伫立在异国的土地上，怀着充满忧患的心情，以焦急和期望的目光，遥望着多灾多难的祖国和陷于饥饿与死亡又没有觉悟的人民大众，发出海涛一般的呼唤：“亲爱的祖国人民啊！你醒来吧！奋起反抗斗争吧！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袓国的富强康乐，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你的儿子决心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您的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很显然，青年志士鲁迅的这种震撼人心的心声和充满豪情壮志的誓言，比起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家陈天华因愤于帝国主义欺凌、袓国人民意志消沉而以蹈海殉国来激励国人的行动，要更积极更有意义，更能显示一个爱国者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鲁迅在1936年逝世以后，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曾在《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说：“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鲁迅思想研究资料》［上册］）毛泽东同志说：“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新民主主义论》）所有这些崇高的评价都是伟大的鲁迅当之无愧的。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鲁迅的伟大始于青年时代的自我修养与自我锻炼，始于他一开始走上社会斗争的道路，就是一个有高尚情操和风骨、有远大理想与抱负的青年爱国志士。他的早期诗歌就是他迈出这第一步的真实记录。

三、积极浪漫主义创作的初步尝试

鲁迅所生活的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思想传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深深地扎根在我们民族的灵魂深处。其中固然有许多精华给予后代子孙以有益的营养，但也有不少糟粕，特别是精神毒素，给后代子孙造成了深刻的精神上的损害。历代正统儒家们所宣扬的“文以载道”“思无邪”的文艺思想，就是禁锢诗人等作家自由创作的“无形的囹圄”，使他们“不能舒两间之真美”。直到清朝末年，所谓八股文，固不必说是代圣人立言，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意愿来说话的，就是当时流行一时的所谓同光体诗派，汉魏六朝诗派，常州词派，也无不是封建复古主义的诗歌流派，他们并没有面对现实，反映民族的心声，表现时代的要求。青年鲁迅从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的立场与要求出发，曾在《摩罗诗力说》中，深刻地批判了“文以载道”的封建文艺思想和诗歌创作中的反现实主义倾向。他深切地慨叹没有出现“精神界之战士”，以他们的“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的境界，以他们的“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以他们忧国忧民的“哀歌”，反映“家国”的深重苦难，激励人民的反抗斗争。在总结中国封建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时，鲁迅对他所崇拜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屈原虽有所批评，但是做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屈原“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是一个有着爱国思想和敢于追求真理的伟大诗人。特别是鲁迅针对着清末民族解放的需要和诗坛存在的问题，曾经大力提倡积极浪漫主义的诗歌，热情地介绍西欧与东欧的摩罗诗人，他希望中国诗人向摩罗诗人学习，像他们那样“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上述鲁迅对中国封建文艺思想的批判，对于屈原的肯定，对于积浪漫主义诗歌的提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仅对于形形色色的封建复古主义诗歌流派是一次扫荡,而且要比已经出现的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诗人的见解和主张要深刻得多，具有更加鲜明的反封建精神。

鲁迅青年时代的诗歌，大多数是写于《摩罗诗力说》发表之前，不能说是有意实践他自己提出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主张。但由于鲁迅早就爱好屈原的诗歌，而且特别喜欢和“佩服”李贺的诗歌，所以他提倡积极浪漫主义不能不与屈原、李贺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而他的诗歌创作也不能不受到屈原和李贺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和艺术方法的影响。因此，鲁迅青年时代的诗歌尽管并未成熟地表规出积极浪漫主义的特征，但也可以说是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尝试，带有积极浪漫主义的强烈因素。这一点，在当时“荒寒”的诗坛上无疑是一种“至诚之声”“温煦之声”和忧国忧民的心声。

首先，鲁迅青年时代的诗歌在思想内容上，真诚地抒发了自己强烈的爱憎，表现了对现实黑暗的不满和反抗，唱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如我在前面所分析的《别诸弟三首》《庚子送灶即事》《惜花四律》《莲蓬人》《祭书神文》《宝塔诗》《自题小像》《哀范君三章》等诗篇，都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做了不同程度的反映。当然，在这些诗篇中，鲁迅并没有明确地宣布其理想与希望究竟是什么，而是在对于现实的反映中和自我抒情中显示自己的理想与希望。“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这既是对于封建天命论的批判，也是对于未来的希望与坚定的信念。“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莲蓬人》）这既是对具有高尚风骨者的称颂，也体现了鲁迅对于人的美学理想。《庚子送灶即事》向社会诉苦的反面，是对自由幸福生活的追求。《惜花四律》反复表现了鲁迅对于“花”的赞美和爱护的情感，自然更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进步新事物的向往与追求。《自题小像》则更以洪亮而忧愤的声音，表达了鲁迅对风雨飘摇中的祖国的怀念及其争取民族解放的远大理想与抱负。这些例子都说明了鲁迅青年时代的诗歌，表现了强烈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

鲁迅青年时代诗歌的积极浪漫主义因素还表现在诗的形象的创造上。积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虽然在以现实为基础、反映现实这一点上，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要求是一致的，但在诗的形象的创造上，二者却有所差别。现实主义创作多采取写实的手法来创造艺术形象，而积极浪漫主义创作则往往采取拟人法、比兴法、象征法等来创造新颖奇特的艺术形象。如屈原的诗歌喜欢描写香草美人、日月星辰、雷电、高山大川，赋予它们以一定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李贺的诗歌喜欢创造神鬼和动植物的形象，赋予它们以不同的思想境界。鲁迅青年时代的诗歌在形象的创造上，继承了屈原、李贺的传统，体现了积极浪漫主义的某些特征。他创造了莲蓬人、书神、花等新奇鲜明的艺术形象，用它们来象征社会上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物，寄托自己的爱憎、理想与愿望。

文学创作需要想象，诗歌尤其需要想象。而浪漫主义的诗歌对于想象的要求则更高更强烈。没有想象，浪漫主义就没有飞翔的翅膀，会变得平淡无奇，失其浪漫主义的本色。这样，也就谈不上有什么丰富奇特的形象与新颖深刻的意境创造出来。鲁迅青年时代的诗歌在这一点上也显露了积极浪漫主义的特点。莲蓬人、书神、花等奇异的艺术形象所以能够创造出来，就是借助于大胆新奇的想象。在“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等句子中，鲁迅使用比兴手法创造的语言形象，也都是诗人驰骋想象的结晶。

鲁迅青年时代的诗歌在艺术上和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不仅善于运用古体诗的格式(包括骚体)，而且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和活用典故。在语言上，有不少是从屈原的诗歌中吸取过来，并加以创造性地运用的。这已经为许寿裳先生所指出（见《亡友鲁迅印象记·屈原和鲁迅》），这里不必多谈。

鲁迅青年时代的诗歌，产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思想倾向来看，它具有民主主义的倾向，自然属于旧民主主义诗歌的范畴。但是，它没有表现出任何眷恋和赞颂封建文明的思想情感，这就比清末一些资产阶级诗人醉心于“光复旧物”、“恢复汉宫威仪”、歌颂汉族的封建文明、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要高明得多。我认为这正反映了作为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当他在青年时代迈出战斗的第一步时，就有其与众不同之处。因此，从鲁迅青年时代的诗歌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性格及其战斗道路的开端与发展，这个意义是不能不肯定的。

本文摘自黎风先生遗作《新文学开拓者的诗歌艺术》，2015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