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目录：文章阅读
一、吕不韦事略。
根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本是阳翟商人，即今天的河南禹州人。但《战国策·秦策五》却记载他是濮阳人，不过总算不出河南境内。他在秦昭王42年到邯郸认识了做人质的秦昭王的孙子子楚，认为子楚是“奇货可居”，就帮助子楚取得了太子的欢喜而成为世子，并把自己的已经怀孕的爱姬送给子楚，后来生下了秦始皇。在子楚继承王位后，吕不韦被立为相国，秦始皇时又被尊称为仲父。后来在嫪毐事件中受到牵连而被罢免，在迁蜀途中自杀身亡。但是后人对司马迁的记载却多有疑问。近人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做了详细的辩正。他认为秦始皇和吕不韦的父子关系是吕不韦或者他的门人故意编造出来的。他认为吕不韦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并非仅是由于在嫪毐事件中受到牵连。郭氏的辩正的确是很深刻的，但是他在辩正过正中却有一个错误。据《史记》记载嫪毐事件发生在秦王政的九年九月，而吕不韦的罢相是在秦王政的十年十月，于是郭氏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嫪毐和吕不韦是处于敌对位置的，所以秦王政在处理了嫪毐后还能容忍吕不韦的存在，而在将近一年以后才将吕不韦罢相。这里郭氏就犯了一个错误。秦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秦王政九年九月和秦王政十年十月之间只差一个月，而不是一年零一个月。这样郭氏的许多结论就失去依据了。其实以秦始皇的为人，即便是没有嫪毐事件他也不会对这位仲父继续容忍下去的，嫪毐事件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总之对司马迁写的像小说一样的传记我们在没有更新的材料以前只能是姑妄信之。
二、《吕氏春秋》成书的经过。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利用他的门客所编写的。《史记》记载，吕不韦羞一不如战国四公子，而厚招游学，养门客三千，乃使其客人人着其所闻，写成《吕氏春秋》，共二十余万言，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书成后，吕不韦把书悬挂在城门，宣称能改一字者赏千金。照此说仿佛吕不韦是为了与四公子争胜才动了编写《吕氏春秋》的念头，其实他是在为即将诞生的统一帝国制定施政纲领，并试图对传统的思想观念加以总结和吸纳。正如葛兆光所说的“显示了它包容天下的思想与知识的野心”。关于一字千金的故事，钱穆的解释最为可取，他认为这是为了扩大宣传效果。
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在《季冬纪》中所附的《序意》中有：“维秦八年，岁在涒滩。”于是就断定成书于秦王政8年即公元前239年壬戌。但是根据“岁在涒滩”的记载，即是申年又是秦王政的六年庚申。有人认为秦八年是指庄襄王灭周后的八年，正当秦王政的六年。说见孙星衍《问字堂集·太阴考》。姚文田在《〈吕览〉“维秦八年，岁在涒滩”考》（见《邃雅堂文集》）中也主此说。张岱年等学者也表示赞同，则可确定《吕氏春秋》成书于前241年。也有人有不同意见，比如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认为吕不韦著书是在秦王政七年，他是以秦始皇元年为甲寅，故而比以上诸人所算推后一年。而郭沫若氏则认为“古人太岁纪年乃依实际天象而得，与后世甲子并不一贯”，所以他认为以上诸说都是削足适履。关于这一问题前人多有聚讼，未详孰是。总之是在-241年到-239年之间。陈奇猷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不韦迁蜀，世传《吕懒》”的话认为十二纪是在所谓的秦八年以前写成的，而八览和六论则是在迁蜀之后写成的。这就是无据的推测了，本传说吕不韦在得到秦始皇的迁蜀命令之后就自杀了，也就是说迁蜀根本就没有成行，而且在秦始皇把他打倒之后他已经失去了编书的条件和可能了。司马迁在《自序》中的话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而已。不过他认为《吕氏春秋》各部分并非同时完成的，倒是正确的，古人之书多非一次性完成，甚至主要作者或主编死后还有人继续整理，《吕氏春秋》也是这样。在吕不韦死后他的门人对该书也有所修改或整理，比如《孟冬纪·安死篇》就提到了六国的灭亡，则应是秦始皇并天下以后的人所加的。日本学者町田三郎在对各部分的结构进行分析后认为十二纪与八览、六论并非一时的撰述，也可备一说。
三、《吕氏春秋》的篇目和内容。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吕子》。《汉志》中记入杂家，其书二十六卷。今本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也是二十六卷，合于《汉志》。十二纪以月名为名，每纪各载文五篇，第一篇是本纪之文，又称纪首，后附四篇论文。如：孟春纪，有孟春（讲月令，属于纪文）、本生、重己、贵公、去私等五篇。十二纪一共是61篇文章（季冬纪中多序意）。八览是指：有始览、孝行览、慎大懒、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八览除有始览是7篇文章外，其余都是八篇文章，共63篇文章。如：有始览中有：有始、应用、去尤、听言、谨听、务本、谕大。六论是指：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倾顺论、士客论。每论有六篇文章，共36篇文章。如开春论中有：开春、察贤、期贤、审为、爱类、贵卒。《吕氏春秋》总共有160篇文章。郭沫若认为八览中的《有始览》只有七篇是缺了一篇。而《序意篇》也系残文，篇末的文字和全文内容不符有可能就是《有始览》所缺的，其篇名可能就是《序意篇》题目下所标注的《孝廉》，这样《吕氏春秋》就应该是161篇文章。清人卢文弨也主此说。这是有可能的。《汉书·艺文志》记载“《吕氏春秋》二十六篇”，这个“篇”字当是“卷”字之误。至《隋书·经籍志》就改正为二十六卷，以后均沿而未改。《吕氏春秋》可以说是古书中体例最严谨、整齐的一部书。清人卢文劭说此书篇极为整齐，而且保留至今没有残缺。（见《〈吕氏春秋〉校记》）梁启超说此书经过两千多年的流传而没有残缺和窜乱，且有高诱的注，实属古书之中最完好和最易读的。（见《古书的真伪及其年代》）但是为了体例的整齐也有牺牲内容强行照顾体例的地方，比如郭沫若就指出：“因为篇数有一定的限制，各篇的长短也约略相等，于是便有好些篇目明明是勉强凑成，或把一篇割裂为数篇（此例甚多），或把同一内容改头换面而重出（例如《应同》与《召类》，《务大》与《谕大》，《去尤》与《去囿》），因而全书的体例在编制上实在也相当的拙劣的”。（见《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徐复观也认为“因为他们太喜爱数字上整齐的形式。于是全书都有分其所不必分，重其所不必重，以牵就整齐的数字形式”。（见《两汉思想史》）关于篇章的顺序后人也多有争论。杨树达在《汉书窥管》中称：“此书本以八览六论十二纪为次，八览首《有始览》，全书之首也。十二纪后有《序意》一篇，乃全书之殿尾，犹《淮南王书》之《要略》，《太史公书》之《自序》也。司马迁省称其书曰《吕览》，据书首之八览称之也。若如今本，迁当称之为《吕纪》矣。后人以十二纪之文同于《礼记》之《月令》篇，《礼记》属于经籍，因移十二纪置之卷首，失不韦本书之次第矣”。郭沫若也主此说。而王利器则认为六论应当在卷首，除了《序意》的问题外，他还认为秦人尚六故而六论当为全书的重点应置于首。但徐复观则认为《吕氏春秋》的骨干内容是十二纪，所以《序意》只是十二纪的序而已。我以为徐说是可取的。
《吕氏春秋》一向被看做是杂家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的确儒、墨、道、法、名、阴阳各家都可以在《吕氏春秋》中找到专篇，但该书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大杂烩。张岱年说所谓杂家并非混杂而无原则，《吕氏春秋》的特点是博采各家学说，但不取迷信和鬼神的思想，而是吸取各家比较进步的思想，对道家吸收其贵生的思想，对墨家吸收其薄葬的思想，对法家吸收其察今的思想，儒家吸收其教育和音乐的思想，虽采各家之说但却不矛盾，因此以说是杂而不杂的，是一个综合学派。缺点是没有一个中心的观点。但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如纪昀在《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大抵以儒为主，参以道墨。郭沫若也认为“但无论怎么说，儒家总是占最大势力的”。陈奇猷说虽说是杂集各家各派的学说而成，但细读全书自然会注意到，阴阳家的学说是全书的重点，理由是阴阳家的思想在次序和篇幅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十二纪、八览和六论的首篇都是阴阳家的思想，他说：“凡此诸证，都很有力地证明吕不韦的主导思想是阴阳家之学”。（见《〈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与书名的确立》复旦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而熊铁基更认为《吕氏春秋》是道家的作品（见氏着《秦汉新道家略论稿》）。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则认为它“从法家的国家学说分离出统治术的要素，再使之与儒家和最低限度的墨家道德主义结合，并全部置于阴阳宇宙论的框架之内”。（见《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杨天宇先生则认为《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年，处于统一的进程之中，思想领域也出现了统一融合的趋势。这种如何的趋势本身有两个模式，一是主于一家吸收其它各家，荀子就是立足于儒家而吸收了法家的思想；一是不主于一家，而是根据实际的政治需要摄取诸家的学说加以折中杂糅，形成了所谓的杂家，《吕氏春秋》就是此类的代表作。《吕氏春秋》中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自然观吸收了老子的天道观，而他的认识论却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强调人的主观认识能力，要求去尤，即消除先见，并否认有先验的知识。产生这写矛盾的原因是：一，本书是成于众人之手，就难免互相矛盾、抵牾和不统一；二，根本的原因在于，建立一种适应封建地主阶级大一统政治的思想意识形态是没有先例的事情，最简单的莫过于从各家学说中各取所需，难免杂糅而形成不统一的体例。要注意的是书中虽然有矛盾，但是也有侧重，在哲学方面以道家为主，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多以儒家为主，也兼采众家。（见《〈吕氏春秋〉的自然观和认识论》河师大学报1980年第6期）我认为杨先生的观点是可取的。
四、《吕氏春秋》的史料价值。
除了它本身在思想史上的价值外，它还保留了许多已经失传的诸子百家的材料，如1931年李峻之从《吕氏春秋》中辑出了宓子贱、李克、公子牟、子华子、田骈、邓析子、惠子、孟胜、田鸠等人的议论和事迹，见《〈吕氏春秋〉古书辑佚》，收《古史辨》第六册。为我们保留了许多的关于先秦诸子的资料。吕不韦的三千门客中有各家学派的学者，刘汝霖统计《吕氏春秋》一书中有发挥儒家学说的文章26篇，道家的17篇，墨家的10篇，法家的41篇，名家5篇，阴阳家2篇，纵横家10篇，农家4篇，小说家1篇，兵家16篇。见《吕氏春秋分析》收《古史辨》第六册。《吕氏春秋》一百六十篇大多引用历史故事来说理为我们保留了许多可贵的资料。当然在使用重要加以分辨。在《恃君览》中说：“太古尝无君矣，其民生聚而群处，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无亲戚兄弟，无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序，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为我们保留了关于原始社会的史料。
五、《吕氏春秋》的版本流传。
最早给《吕氏春秋》作注的是东汉的高诱。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版本是元至正年间嘉兴路学刊本，又称元大字本。目前可以看到最好的注本是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
参考书目：
《吕氏春秋》高诱注，见《诸子集成》。
《〈吕氏春秋〉校释》陈奇猷，学林出版社1984年
《吕氏春秋集释》许维遹，文学古籍出版社，1955年。
《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论》黄大受，东方文化社1947。
《读吕氏春秋记》马叙伦，商务印书馆，1931年。
《〈吕氏春秋〉译注》管敏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和书名的确立》陈奇猷，复旦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
《王政全书——〈吕氏春秋〉与中国文化》张富祥，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十批判书》郭沫若，科学出版社1954年。
《汉书窥管》杨树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徐复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中国思想史》（第一卷）葛兆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先秦诸子系年》钱穆，商务印书馆。
《〈吕氏春秋〉的自然观和认识论》杨天宇，河南师大学报1980年第6期。
《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英]葛瑞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史记·秦始皇本纪、吕不韦列传》《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战国策》《古史辩》。
如需参与古籍相关交流，请回复【善本古籍】公众号消息：群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