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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留良（晚村）嗜书。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正是江南莺飞草长时，四十五岁的吕晚村来到南京，驻足大半年。这段日子里，他主要做了两件事，都与书有关——抄书与售书。用晚村自己的话说，就是“王粲得看东观本，穆修自卖柳州书”（《访周雪客留饮》）。当然，在这前朝故都，他也交到了几位新朋友，经历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
先看售书。所售之书其实是晚村自行刻印的程墨，也就是举业文字的汇编点评。在评点时文这件事上，晚村和好朋友张履祥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张履祥认为这是“轻于鸿毛”的事情，并劝晚村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上面；晚村则认为借评点时文可以点拨那些识字秀才，使自己秉持的朱子之道深入人心。此外，晚村在家训里明言谋求治生之计，是为了有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如果把售书看成是晚村的一项治生之计，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他凭此营造的读书环境了——准确地说，是抄书的成果。
关于抄书，晚村的目的其实很明确——收集“宋以后文字为一书”。由于自己所藏有限，或许也因好朋友吴之振的推荐，他便一路寻到了南京。令晚村不虚此行的，是黄虞稷和周在浚两位金陵藏书家。他们的藏书室——千顷堂和遥连堂，令晚村大开眼界。单以诗文集而论，晚村未曾经眼的就有近二十家。晚村沉浸其中，吟诗、校书、访友、集饮，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可以暂时忘忧。他作诗纪事：“把卷当时轻一醉，闭门连日废三餐”（《遥连堂集饮次雪客韵》）。这期间，晚村还为周在浚父亲周亮工的文集《栎园焚余集》作了一篇序。周亮工已在一年前去世，在世时颇重晚村诗文，以不识晚村为憾，晚村于是感叹“可惜轻装留短剑，平生无分挂南徐” （《访周雪客留饮》）。
除了诗酒往还，读书抄书之外，这大半年里，也发生了几件与晚村有关的事，令他不得不抬头注目那并不如意的现实。
第一件事，是龚鼎孳有意托人请晚村去北京评选进士八股文，吴之振代为婉拒。晚村知道后，欣喜感叹，作《得孟举书志怀》：“自古相知心最难，头皮断送肯重还。故人谁似程文海，便恐催归谢叠山。”程文海为元朝推荐南宋贤才谢枋得（叠山），虽百般劝说，谢坚决辞谢。晚村以此明志。大概晚村所选的程墨流行，别人误以为他热衷于此，其实晚村早已抱定了不和清政府合作的态度。因此吴之振说“晚村一入长安，则晚村已不是晚村了！”说到底，晚村以遗民自居，并非特别认同明朝的末代皇帝，而是夷夏之辨根深蒂固，在当时看来，这比朝代的更替有更深刻的意义。
第二件事，是晚村海宁的两位朋友查汉园和许大辛在两个月间相继离世。晚村分别作《哭查汉园》、《又得许大辛凶问哭之》诗悼之，伤痛不已。他这几年颇喜游历海盐，“作澉湖、云岫之游”，但是去海盐则路经海宁，自这两位朋友去世，怕触景伤心，“遂痛不欲东”。
第三件事，是张履祥写信催归。张履祥发现晚村在故都繁华之地停留这么长时间，实在放心不下，因此一再催促晚村启程归乡，并借韩愈的“有以志乎古，必有以遗乎俗”以为劝勉。其实晚村虽在城市声色之地，却一丝不失儒者之风。他在写给朋友董雨舟的信里说：“旧京所遇，殊无足道，止钞得书籍数千页，差足快意耳。”而他对当时尚属新兴事物的城市的看法则见于他写给学生董采的信里：“都会杂遝，诚然无人，诚足坏人。”
也许是因为张履祥的催促，也许是因为时节已到岁暮，晚村终于踏上了返乡的路。虽然晚村认为此次故都之行所遇到的这些人，是“世情中汩没多少好才质，最上不过志在记诵辞章而已”，但他和徐州来还是交情深厚，在此行的收束文字《别白门诸同志》诗之前，专门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留别州来》，这两首诗都语浅情深，有汉魏古诗的风味。
《何求老人残稿》第五卷《零星稿》，从《访徐州来留饮》至《别白门诸同志》，共计四十八首诗歌，记录了晚村这大半年来在南京的经历。这些经历可以看到一位儒者、遗民在烟柳繁华地中的操守与信念。从南京回来以后，晚村便移居南阳村庄，谢绝世务，不但全消了老朋友张履祥的顾虑，且令当时及后世的许多文人、学者叹为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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