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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杰出教育家托马斯·利科纳在其著作《人格教育》中指出：“有史以来，教育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双重的，一是帮助青年人开启智慧，二是帮助他们发展良好的品性。”帮助青年人发展良好品性便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人格教育。
人格教育是一种着眼于心灵改造和品格建塑的教育，是教育者针对青少年素质现状，有目的有计划地运用心理教育、心理训练、心理建构等方式和方法，对青少年施加影响，促其人格系统健康发展的教育活动。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罗家伦先生，在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便格外重视青年学生的人格教育。
早在抗日战争前，罗家伦就指出：“近年来高等教育极重知识的灌输，而缺少精神人格的训练”。抗日战争中，有人提出要用战时教育取代常态教育，不少学生受其影响，也要求改变课程设置，接受速成教育。
针对这种情况，罗家伦恳切地指出：“有人以为知识里有一种‘万灵丸’，一吞下去就有用，对于按部就班的学问，不耐烦学。在这抗战的年头，不耐烦是普遍的心理，也无怪乎学生。但是知识里的‘万灵丸’是没有的，世界上也决无速成的事。从前中国就害在日本的‘速成法政’‘速成师范’这些学校或班次上面，造成了一班‘速成大家’回到中国来，什么东西都是一知半解，做文章瞎吵却是第一。你看民国元二年国会里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日本速成的反映。‘一点知识是最危险的事’，这是西方一句颠扑不破的格言。”
1941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四周年纪念日，罗家伦在这一天主持了他上任以来第十个毕业典礼。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罗家伦谆谆告诫自己：“我首先要说的就是青年到社会上去要有伟大而坚定的抱负。抱负是由理想而生的，所以不能不先有理想。我们不要专看见物质的现实，人事的现实，而把自己埋葬进去了。”
接下来罗家伦要求青年学生们走出校门后无论如何忙碌，都不要放弃学问，因为“理想是人生事业的蓓蕾，学问就是滋养这蓓蕾的雨露。” 另外，他还劝大家在工作读书之余，要留出闲暇来思考问题。在思考问题的同时，不但要读专业方面听书，还要读常识和修养方面的书。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是因为他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往往容易造成狭隘的专家，不容易造成豁达的通才”。他还指出：如果没有坚实的学问做基础，单纯凭借学生时代的激昂慷慨或断指血书来呼号爱国，这种人是靠不住的。
由于他担心青年学生会误入歧途，他告诫学生对黑暗势力既不要偏激反抗，又不要同流合污。偏激反抗是拿千百万人的生命作实验，将国家民族的存亡当儿戏；同流合污则是非常可耻的人格崩溃。因此他希望大家要有特立独行的精神，做转移风气的工作。走向社会之后，千万不要只认校友，安插亲信，因为“胸襟狭，格局小，藩篱隘，成见深的人，就无从讲风度。”只有坚持“泱泱大风”海纳百川的气度，才是中央大学的作风。
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重视学生人格教育，强调特立独行精神，一代大师风范就此彰显。我国当前教育有一种重智能、轻人格的倾向，也希望每个教育工作者都能够重视学生的人格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