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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没人说得清孔子的早年生活，而其早年生活对于我们今天大谈特谈孔圣人，其实非常重要。

本文选自黄坚《思想门》

作者新著 《桃花树下的鲁迅》（即将出版）

走进《论语》，换个角度看孔子

黄 坚

自从孔子被汉儒们簇拥着，抬进皇宫，孔子形象的装饰与塑造，就成了历朝历代统治战略的一部分。2500年你继我往、与时俱进的不停涂抹，孔子全身早已着上一层又一层的脂粉、香油，涂到最后，孔子终于被妆成“万世师表”的“至圣先师”和“大成至圣文宣王”。全盘圣化的结果，是孔子从一个曾经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变升为言谈举止、心理、思想、实践，无不合道，毫无瑕疵，只有光辉照人的超凡入圣者。

朱熹的《四书集注》之《论语集注》如此。

钱穆的《孔子传》也如此。

看他们的书，看他们的叙述和注释，孔子的话无一句无道理，孔子想做、所做的事情，无一件无理由。总之，孔子的言行是不会有问题的，都能解释得通。强为之说，曲为之说，讳为之说，再不，就王顾左右而言它，反正，绝不能明说孔子的不是。——就算实在难以圆说，最多也只是留下空白，让你自己去猜想，去领悟。在他们的笔下，一生浪迹江湖，看惯风云，饱经风霜的孔子，倒像是成了一个皮肤吹弹得破的婴儿，只能呵护，不能触碰；一个步履蹒跚的孩子或老人，随时有闪失，会摔倒，要不停地预防和搀扶；更像是一个高高在天的神明，只能仰视、瞻拜、敬畏、维护，不可有丝毫亵玩,乃至平常相待之心。

孔子就这么娇矜、脆弱么？

孔子跟他曾相处无间的凡尘俗世，就非得要如此森严壁垒，方能显示出伟大卓绝么？

“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孔老二”的暴烈、喧嚣，似已成过眼烟云，但就在把孔子当成易碎、易伤的“瓷器儿神明”，跟伧俗的“孔老二”之间，似乎有着一条天然的地下通道。圣化与丑化，不过一步之遥，其本质，就是孔子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成了现实需要的某种精神玩偶，和一件遮羞借力的实用工具。

这一玩偶和工具，说到底，都是私人性质的。

但孔子，却以一种公共形象，矗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鲁迅说，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不足为据，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要看孔子，官校文章和教科书，博学鸿儒的注释和传记，也是不足为据的，自己走进《论语》，也许能看得更清楚。

一、童心未泯、风趣搞怪的孔子

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阳货》）

这是《论语》全书中，很少有的，让人忍俊不禁的一章。大意是，一个名叫孺悲的人来找孔子，这人以前跟孔子学过东西，但那天孔子不知什么原因，不想见他，就指使门人说，就说我病了，见不了他。门人走出门去，正准备传话。嘿，孔老先生竟然在屋里把瑟拿出来，一边弹奏，一边唱将起来！——故意让屋外那家伙听到，我不但在家，而且什么事都没有，就是不想见你。

孔子是个内心充满热情的人，也是一个风趣，会出其不意搞搞怪的人。终生怀抱理想的孔子，一生到处碰壁，但孔子总能从失败的阴影中挣脱出来，时不时让自己，也让身边的朋友快乐一下。

有一次，孔子和弟子在路上碰到一个隔壁邻居，那人对他大喊大叫，说：“孔子你可真了不起，你学了那么多玩意儿，你究竟会什么呀？”孔子一听，歪过头来，对弟子说：“是啊，我会点什么呢？驾车呢，还是射箭？我还是驾车算了。”——那语气、神态，立马浮凸出一股周星驰、吴孟达式的俏皮和谐谑。

还有一次，孔子在路上——孔子总是在路上，他安安静静呆在屋里的时间不太多——遇到一位故人，叫原壤。这是个不太讲究的家伙，看见孔子过来了，却还蹲在地上等着。你知道孔子是多讲究礼貌的，见原壤这么没有形象感，就冲他说教起来：“小时候就不好好待家人，长大了一事无成，年纪一大把了又不早点死，你整个就是一祸害！”这话听上去，确实刻薄，甚至恶毒了点。然后，更为传神的，是“以杖叩其胫”，孔子用手中的拐杖，轻轻敲打原壤的小腿，使他无法继续蹲着，终止了那不雅的姿势。

我把这，看成是孔子对一位老友特别的致意方式，否则，孔子的形象就有点“双重暴力倾向”了（但朱熹的官方教科书——《论语集注》，却正是这样注释的）。

孔子没事的时候跟人唱歌玩，唱得兴高采烈，他一定得让人家再唱一遍，然后自己跟着唱。

孔子并不喜欢那帮年纪轻轻的弟子，成天对自己一副恭敬拘谨的样儿，为此，他时不时地来一句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话，接着就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解释：开玩笑，开玩笑。比如，他对子游说过，割鸡焉用牛刀，弄得子游很是迷惑；又对颜渊说，如果你是老板，我就给你打工。他还说过，假如能发财，替人驾马赶车也愿意干。——随即又补一句，如果发不了财，那还是干回自己的老本行。

孔子就是这么个人，平时看上去挺庄重肃穆的，一疯起来，比谁都更能嘻嘻哈哈。在所谓周游列国，其实就是流亡途中，听到有人把他形容成“丧家之狗”，老先生笑了，说，比得真像。

现在不少地方，计划着要建孔子文化广场，要塑孔子雕像，有的已经塑好立起来了，基本都是庄严肃穆，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模样，让人看了甚感雷同乏味。为什么不可以塑一些快乐、风趣的孔子像呢？即使塑成像某些百货商店里的那些黑人模特，笑得简直夸张到极致，也不是不可以的。

二、言不由衷、言行不一、性格冲动的孔子

孔子很看重人内心的诚敬，也深知言语跟一个人内心的关联，所以他说，“言思忠”，“言忠信”。意思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应该怎么说。但孔子其实是个心理因素不太稳定的人，情绪不好时，他也会言不由衷，甚至听上去，还有点阴阳怪气。

有人问孔子，说你怎么不从政呢？孔子从佶屈聱牙的古《尚书》中，拖出一句让人似懂非懂的话，什么在家对兄弟好点，也是从政，说，这就是从政，你说什么是从政？——孔子是一门心思想从政的，但到处碰壁，受冷遇，这人哪壶不开提哪壶，孔子自然没有好心气，干脆气呼呼胡说一通，把他给打发了。

有一回，冉求下班后，来看孔子。——当时冉求在鲁国当权者季氏家任职。孔子对冉求有些偏见，还曾公开号召，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其实，冉求并没有对不起老师的地方。——孔子问，怎么这么晚才来啊？冉求回答，有国家政事。孔子接话道，不是国家政事，是季氏家的私事吧？我现在虽然不参政议政了，但有国家大事，我能不知道吗？这话怎么听，怎么有股说不出的怪味儿。

这就是孔子身上的文人小毛病，情绪不好，心里有话不明说，偶尔使个小性子。但跟这比，孔子的言行不一，更让人印象深刻。

孔子有句名言，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使在今天，使用率也颇高，但实际上，“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孔子一生，正儿八经的从政经历，不足四年，但他所到之处，回回都以政治热心人士的身份出现。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已年逾七十，当他听说齐国的陈恒杀了齐简公，竟然特地沐浴一番，登朝，要鲁国出兵讨伐比鲁国强大许多的齐国。——那时的孔子，已离退休多年，早已不在其位。

《论语》开篇首章有一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样意思的话，孔子说过好几次。孔子，要说世人都不知道他，肯定不是；要说世人真的明白他，好像也不是。处在知与不知之间的孔子，本来就不是个心境平和、情绪稳定的人。于是这种尴尬恼人的处境，难免有时让夫子口出怨言，甚至产生近乎邪僻怪异的冲动。

有一回孔子向子贡感叹：“莫我知也乎！”子贡问，您怎么这么说？孔子回答：我不怨天，也不怪人，我辛辛苦苦靠自学，弄懂了高深的道理，知我者其天乎！——说是不怨天尤人，一股怨气已扑面而来。

还有一次，还是子贡在身边。孔子又感叹：唉，我真的什么都不想说了。子贡应道，您要是不说，我们将来怎么跟人说呢？孔子又像回答，又像是自言自语：天说了什么吗？春夏秋冬，百物生长，天说什么了？

尼采在极其孤独中将自己比喻为太阳，孔子在世莫我知中，想到了天。躁郁苦闷，让中西两位相距遥远的哲人、思想家的心境，在痛苦的人生轨道上，奇妙地接近了。

有两件很相似的事情，让后人看到了这种寂寞、烦闷对孔子的影响，和孔子性格中隐藏着的冲动性一面。

先是鲁国国内一个名叫公山弗扰的，原是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因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叫革命也好，叫谋反也罢，总之，“以费（地名）畔”，算是来了一场城市暴动。大旗一举，公山“大王”也就有了人才的渴望，他想到了孔子，召。孔子呢，还真动了心，准备前去投靠。好在这场有点“恐怖”的闹剧，被忠勇耿直的子路拦阻了。事后孔子说，哼，只要有人用我，我一定不让他失望，我定能帮他搞得像周朝一样。多像梦话。

另一次，是晋国的某位大夫，也弄了块“二龙山”的地皮，扯起了反旗，“佛肸以中牟畔”。当时孔子正在周游列国的流亡途中，听说佛肸想叫自己过去帮手，居然又动了心，结果还是被子路给搅黄了。这回老夫子很有些情绪，冲子路说，他是反贼怕什么？不是有种坚固的东西，怎么磨也磨不碎吗？不是有种洁白，怎么染也染不黑吗？难道我就合该像只匏瓜，光挂着，不能吃？

这已经不是梦话，而是昏话了，还夹杂着一股不管不顾的孩子气。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就这样应验在“中庸之道”和“君子固穷”的孔夫子身上。

三、孔子的城府之语

生当乱世，人心离散，讲好的事情转眼就变，绵延、固定的传统，也可以一言而弃（《国语·鲁语上·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有：“我为宗伯，明者为昭，其次为穆，何常之有！”的断喝）。活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中，就是一个傻瓜，经过七撞八碰，额头满是沧桑后，也早该有了几分醒悟。孔子一生“一以贯之”，“知其不可而为之”，还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样听了会让人“怦然心动”的慷慨陈词。但孔子并不是一意孤行的莽汉，他曾讥讽子路说，空手斗虎，徒步过河，我是不会干的，“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所以，七十三年起起伏伏，跌跌撞撞，冷雨暖风，孔子在给后人留下一些“漂亮外套”的同时，也没忘记留下另一些冷硬实用的“里子”，我们权且称之为孔子的城府之语吧。

像“小不忍则乱大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样的熟语，已经彻底融入了现代生活和日常用语，不必赘述，倒是另一些不太面善的句子，值得把玩一番。

子张学干禄，就是问怎样才能在政府部门多捞点月薪、奖金。孔子直言相告，不懂的要多学习，没事别乱说话，没事也别瞎折腾，这样说话不会太唐突，做事不会太后悔，钱就能多多赚到手了。

人与人交往，言谈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有时一言不当，前功尽弃，因此，孔子很看重说话，对怎么说话，很有些真知灼见。

比如，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意思是，没轮到你说，你却抢先说了，这就叫躁失；说话不看人脸色，简直就是瞎子啊！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该说的话，你没跟人说，这是错失了机会；不该跟他说的，你说了，这就是说错了话。一个聪明人，既不应该错失机会，也不要说过了才知道后悔。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生逢乱世，要闪；这城市治安不好，闪；发现人脸色不对了，赶紧闪；觉着对方语气有变，话里有话，话不投机，快闪！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社会（具体说，可能是指城市、政府内部）都按游戏规则行事，你说两句怪话，有点怪癖，没什么大不了（像现在的李敖）;如果全都不按牌理出牌，上午不知下午，今天不知明天，那你就得当心了。装装疯，卖卖傻，可能没人理你，但牙口一定得咬紧了，说话千万要低调，要会装孙子（阮籍、刘伶悟到了，嵇康没有）。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该说的说，见有不对，也说他两句；但说过就是，千万别太固执，自讨没趣。后来子游把孔子这话精炼为：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意思还是话多招人烦。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愚不可及，现在是句骂人的贬语，在这里，是句赞语。宁武子时机对头就显露才智，时机不对就装傻。他的才智勉强能学，他那装傻的本领，可真是学不了。

后面还有一大堆。

大意都是，怎么做，才能跟人把关系处好，才能活得安全无恙，还有点滋润。

所以，谁要认为孔子只会讲仁义道德，只会讲礼义仁智信，讲温良恭俭让，那就是步入了“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误区。而且，要真是那样，估计孔子的三千弟子，一夜之间，就会散了一大半。

四、政治，孔子一生的心结

现在介绍孔子，通常的写法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提及孔子为政治家的，不多。

钱穆在《孔子传》序言中说，“孔子毕生为学之日进无疆、与其教育事业之博大深微为主要中心，而政治事业次之”。

这种论孔子先教育后政治，甚至只讲教育，不谈政治，隐含的也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规则。孔子在教育上的成就和地位，世人皆知；孔子在政治上汲汲一生，失败而归，也已是历史定论。但若以此得出：“孔子之政治事业，则为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部分”，好像孔子五十五岁的“高龄”，领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间，吃尽苦头，险些丧命，原不过是一堂时间稍长的野外实习课，这就与事实不符。

客观地讲，政治不但不是孔子的教学之余，反而教学应该是孔子的政治之余。政治，是孔子一生事业的主轴，也是孔子一生难以释怀的心结。孔子几次戏言，一会儿要“乘槎浮于海”，一会儿要“居九夷”，还有“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的心声吐露，都是内心底处政治实践渴望的强烈折射。

只要略一浏览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就能看出，孔子并不单是一个好的教书先生。孔子曾经是一个颇为杰出的政治家，称得上政绩卓著，一度官至鲁国代理宰相。孔子还是一个懂得“文事者武备，武事者文备”，颇有侠义风采的外交家。一个激进的、动真格的改革派。一个直接指挥过战斗，并取得战场胜利的前敌指挥员。虽说史迁的笔墨，难免有所放大，但绝不可能凭空杜撰。

然而，造化弄人。

也许恰恰就是这四年的辉煌经历，将孔子导引上了一条痛苦的人生不归路。

真实的孔子，应该是个急性子。章太炎说他“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的原话，是“三月无君则吊”，意思都是闲居三个月，孔子就心神不宁，寂寞难耐了。《论语·乡党》中有一笔传神的描写，说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听到国君召唤，没等车备好，就急冲冲地出门。这样的性格，显然并不适合从政。“圈内人士”不过略施小计，孔子就敏感地自动辞职下岗了。

从此，孔子就在卫、曹、宋、郑、陈几个小国之间转过来，转过去，始终都是不尽如人意。为了实现心中如火一般的从政理想，孔子明明知道卫灵公“无道”，还是在卫国呆了最长时间。期间为了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又被子路疑心，只好有些狼狈地对天发誓。后来，林语堂编了出《子见南子》的独幕剧，好像把这弄成了孔子的一段绯闻。说到底，都是政治惹的祸。

《论语》中，谈个人修养（包括学习、理想）和处世之道外，孔子谈政治的条目最多。如果把个人修养中涉及政治的加在一起，《论语》全书超过一半，甚至接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与政治有关。其中《论语·乡党》的几段描写，尤其让人过目难忘：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面色红润,喜气洋洋,作揖打拱,疾步如飞,正襟危立,面色紧张,双脚抓地,心情舒畅。这简直就是一部孔子从政职守表情的新闻纪录片。蒙太奇似的镜头转换，层层递进的情节，刻画精微，细腻传神，栩栩如生，宛然在目。

但是，据朱熹《四书集注》所注，孔子平生并没有这些经历，故“疑‘使摈’、‘执圭’两条，但孔子尝言其礼当如此尔”。

原来统统不过是孔子的南柯一梦。

性急，敏感，加上不肯放弃而又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主义，使孔子终生徘徊在春秋末期的政坛边缘。

五、孔子完美不如颜渊，立功不如子贡

孔子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向社会广开教门，只要拎一块干肉来的，没有不教的。如此低的入学门槛，跟如今社会形成鲜明对照，也为孔子招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源，“弟子盖三千焉”。

三千弟子，颜渊首屈一指。

颜渊因孔子的一句话而名传后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但也可能因这句话，而被后人误解，以为颜渊就是那种“高分低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这是极大的误会。如果把涉及颜渊的书籍中的片言只语全都拾掇、拼合起来，我们就能复原出较为完整的颜渊——这是一个完美的形象，一个沉静、内敛、理想，有着自觉自愿牺牲精神的形象。如果非要把孔学说成孔教，那可以说，在所有跟孔子有关的人中（包括孔子本人），唯一具有宗教感，具有最纯粹意义上的宗教精神的，只有颜渊。章太炎发现，诙谐的庄子，有事没事就拿孔子开个涮，但一说到颜渊，立刻收起了玩世不恭的口气，以近乎恭谨的笔调，表现出对颜渊的敬意。孔门最为杰出的成功人士子贡，用“赐也何敢望回？”的句式，表达了对颜渊的谦逊。孔子更是对颜渊赞不绝口，视之无与伦比。如此完美的人格，正是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首篇中的名句“因为美无非是可怕之物的开端”所形容的天使。在颜渊的身上，有一种与拉斐尔、济慈和诺瓦利斯极为相近的人格精神，他们都死于30岁上下。天使是不能长驻人间的。

孔子对颜渊那句近乎惨无人道的教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绝不可能对第二个人说的。如此高难度、已接近临界状态的标尺，其实反映了颜渊内心修养的张力程度，但也许正因为这种对于完美的过分追求，要了颜渊的命。

假如把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放在一块，平等地来评选个人心理素质与道德修养的得分，估计孔子最多只能挤进前五名。至少，那个说“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的闵子骞，要排在孔子前面。仲雍、曾子、子游等，都可能排到孔子的前面去。

孔子与他那众三教九流、龙蛇混杂、老中青三代同堂的弟子，远观近瞧，都有点像刘邦与韩张萧，像刘备与关张赵孔明，还有点像宋江和一百单八将。这样的师生关系，孔子之后，绝迹了。

子贡是孔子在外流浪十四年的最大收获，也是孔子晚年的“机要秘书”。如果说颜渊是“完美版孔子”，是孔子精神的化身，那子贡就是“实践版孔子”的成功代表。中国古人说君子立德、立功、立言，子贡在这三方面，均无可挑剔，尤以立功为卓著。司马迁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俨然是战国后期苏秦、张仪的祖师爷。孔子死后，子贡成为理所当然的“大阿哥”，别人都是守孝三年，唯独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子贡有高傲的气质，却以谦逊的姿态，从老师那学到了精粹的知识。子贡是所有孔门弟子中，最没有酸腐书生气的。有话明说、直说的子贡，死后没有薪火后继，反倒是孔子有点瞧不上眼的“参也鲁”的曾子，成为孔门衣钵的传递者。

《论语》中唯一有喜剧色彩的子路，与其说是孔子的弟子，不如说是孔子的朋友，李逵与宋江式的朋友。

冉求可能是孔子知名弟子中，最没有宗教感，甚至没有一点精神追求的人。他学习的目的，就在于让自己，也让自己的朋友，生活得好一点，也确实学到了够用的本领。冉求是个袭人式的人物，他事孔子恭敬如父，但孔子就是不感冒他。

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有时想想孔子的一生，也真挺有意思。

孔子出身贫寒，三岁丧父，十七岁前丧母，除了一个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哥哥，叫孟皮的，没听说他还有别的亲人。如此艰难、破碎的家境，孔子是怎么开始他的学习生涯的？他跟母亲的十几年共同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经历和图景？这对一个单亲家庭男孩的成长，非常重要，但却无人能道其详。假如孔子母亲真在他十七岁时去世，那孔子十九岁的结婚，就多少有点不孝的嫌疑。问题还在于，凭什么这时的孔子，已经名声在外，以至于婚后第一年，二十岁的孔子当上爸爸，就在儿子出生的那天，孔子收到鲁国国君送来的贺礼——一条由鲁昭公亲自钓起的鲤鱼。孔子唯一儿子的名字，即来源于此。

没人说得清孔子的早年生活，而其早年生活对于我们今天大谈特谈孔圣人，其实非常重要。这也就令人非常惶惑。《论语》，或者其他什么经书、史书，始终不见关于孔子家庭的介绍、叙述。一直活到孔子六十七岁那年才去世的原配夫人亓官氏，压根儿就没露过面。就连有一次孔子病很厉害，性急的子路，已经在张罗老师的后事，也没写到师母那时在哪儿。孔子，或者说所谓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多么的重视家庭啊，然而除了知道孔子生了孔鲤、父子俩有一次庭对、孔鲤死于孔子之前、鲤生子思外，孔子的家庭情况，几乎一片空白。另外，当孔子领着一帮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弟子，周游列国，这些年轻人是怎么平衡这种漫无目的的流浪和孔子“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教训的？莫非他们都是一群孤儿？

在这种基础上谈论孔子，要做到不盲人摸象，不两小儿辩日，难。

更让人猜想联翩的是，孔子，一个贫寒子弟，怎么对政治、对从政有那么强烈的兴趣，终生不渝。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名恐怕不是学问之类的名吧——这学问之名他老早就有了。孔子临终前，对身边的子贡，以一种极哀痛的语气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这个“宗”字，包含的，也是一股浓浓的政治情结。在孔子之前，固然有不少名士，如百里奚、管仲，都是暮为奴役死囚，朝为廷臣宰相，但好像没见过一个孔子这样，一个劲儿地朝政位冲击的底层贫民。

而孔子所处的时代，与他个人的人生遭际，也确实充满了戏剧性和象征意味。从西周末期开始，“周家大屋”就摇摇欲坠、嘎嘎作响地要散架。父子对杀，兄弟屠戮，早已是稀松平常事。但跟孔子之后的墨、庄、孟时代相比，更别说跟荀、韩、屈原相比，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其实还可以说是一个古典文雅的时代。那是一个车战的时代，骑兵尚未出现。孔子哪里能想象得到，两百年后白起长平坑卒，一埋就是四十万的惨烈！所以，孔子偶尔还有悠哉游哉之心，还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浪漫幻想。然而，毕竟天色已晚，历史的黄昏已经降临。

另一方面，孔子的个人遭遇，也像是嘉年华游乐场的极限运动。今早还跟国君、权臣、上大夫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吃喝玩乐（孔子那一堆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等等的穷讲究，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的是孔子；他日流亡，在路上跟人打群架，绝粮七日，饿眼昏花中怀疑颜渊偷食的（接着就惭愧地认错了），也是孔子。

动荡变化的时代，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失衡的心理，决定了孔子不可能是个单纯的人，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痛苦彷徨的人。孔子的言不由衷，言行不一，冲动、敏感与中庸之道，激情与颓唐，理想与世故，都是矛盾的体现。正是这种错综复杂、内心与环境的矛盾，形成了孔子丰富、凝结着智慧之光的思想。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真实、自嘲、活生生的孔子。

这个孔子，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实践型的人格，有着异常强烈的实践冲动和欲望，但道路受阻，只好退而求其次，成为一代思想家。实践家降而为思想家，思想家降而为道德家，道德家降而为骗子和伪君子，这似乎是世道规律。

两千五百年过去，孔子作为圣人，也作为祭物（刍狗），被一步步抬高，送入神殿圣堂。太过长久的游戏，这个现实中的流浪儿和失败者，在历史的隧道中，反讽地赢得了王冠和膜拜，但也招来了鄙夷和嘲笑。早已被制成木乃伊的躯体，沾满了唾沫、泪水，也结垢着泥污、血腥；披挂着一层层的谎言、欺骗、废话、无耻，殉葬着一代又一代的梦想与牺牲。太多不同的物质堆砌，砌成一座堂皇，散发着尸臭气息的虚伪祖坟，人们已难以辨认原本的真实面庞。

现在，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风暴，孔子又回来了（其实他哪也没去），为他准备的舞台、帷幕早就在搭建中。一个中断了的故事，又要原封不动地再次上演了。

这是孔子的宿命。也许正是他曾经的所想，若果真如此，那也是“求仁得仁”，怨不得别人了。

引几段鲁迅1935年写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算是本文的结束语。

但是，孔夫子在本国的不遇，也并不是始于二十世纪。

……

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

……

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注：指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和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张宗昌将军）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某一目的的器具，也重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也有的，在平时谁也不理会，因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圣人之徒出来胡说一通，以为圣人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你也非这样不可的话，人们可就禁不住要笑起来了。

本文选自黄坚《思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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