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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样气势磅礴的语句出自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读之令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极富号召力。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时期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1919年5月4日上午，罗家伦在15分钟之内就以白话文匆匆起草完成了200余字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也是5月4日下午北京各界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时唯一印刷散发的宣传品，罗家伦由此一举成名天下知，“五四健将”的美誉也使他受益终生。
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以“毅”为笔名，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的《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从此，“五四事件”被永久地定格为“五四运动”。
往事略集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柯桥镇江头人。著名教育家、思想家。
罗家伦之父罗传珍，曾任江西进贤等县知县，思想比较进步。罗家伦幼年受其父影响颇深。1914年考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肄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等人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五四运动后接任《新潮》主编。
1920年秋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归国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很多文章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1928年就任以蒋为首的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
1928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使清华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1930年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在执掌中大期间，提出建立“诚朴雄伟”的学风，改革教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41年9月起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1947年5月出任驻印度大使。
1949年赴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任“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中国笔会”会长等职。1969年病势渐重，12月25日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状并发，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2岁。
图为北京大学“新潮社”成员合影。前排左为汪敬熙、康白情、后排右起为周炳琳、段锡朋、罗家伦。
清华岁月
1926年，留学欧美六年的罗家伦回到祖国，在这六年当中，罗家伦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游学，虽然未获得任何学位，但其视野开阔，学问渊博，对其日后执掌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大有裨益。
回国之后的罗家伦，曾应聘东南大学历史系和附中任教，及至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之时，罗家伦投笔从戎，受命担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少将参议和北伐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为蒋撰写了不少文告，颇得其赏识。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急需培养青年干部人才，筹备建立了中央党务学校，由蒋介石亲任校长，罗家伦被聘为教务主任、代教育长，实际主持学校的一切校务工作。
1928年，国民政府接管北洋政府之后，将“清华学校”改组为“清华大学”，是罗家伦力主在清华大学前加“国立”二字，否则绝不赴任，国立清华大学直接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管辖，31岁的罗家伦出任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如果没有恩师蔡元培的推举和蒋介石的赏识，以罗家伦的资历和年龄而论，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几乎是不可能的。
1928年9月18日，罗家伦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任命状，“空降”清华大学，并对清华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清华学校是利用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原先隶属于清政府外务部和北洋政府外交部管辖，庚子基金都存储在美国，罗家伦通过国民政府外交部和教育部争回了这笔款项，专门成立了清华基金，委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国立清华大学除了享有政府拨付的教育经费之外，每年还可以动用清华基金四十万元，因此国立清华大学的教育经费非常充裕，这在全国所有大学当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罗家伦开始在清华园内大兴土木，相继建造了新图书馆、生物馆、天文馆、大礼堂、学生宿舍，教职员工宿舍等硬件设施。清华园原先的基础设施就相当的不错，1916年，清华学校聘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亨利·墨菲为清华学校进行了校园总体规划，校园内的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都是由墨菲主持设计的，这组建筑群均采用了西式风格，也为以后的校园建筑风格定下了基调，而今罗家伦又锦上添花，也确实是大手笔，他用了不足两年的时间就做成了别人五年甚至十年都很难办成的事情。
等到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清华园已无需再投入新的基建项目，以致梅贻琦有“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之感慨。
1932年8月26日，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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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曾在自己的著作《逝者如斯集》中写下《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一文，在此节选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
- 罗家伦 -
生平不愿写应时应节的文章。最近几年，每逢五四前夕，《传记文学》编者总希望我写篇短文，介绍几张得来不易而尚未正式发表过的有关五四的照片。这几张照片不是参加五四运动的当事人所保存的，而是到台湾以后在一种偶然的机会下征集得来。图中可以看出军警包围北京大学逮捕学生及当日男女学生游行示威集合演讲的许多实况，对怀疑五四运动的人来说，真可以说是“有图为证”。
五四运动是一个学生爱国运动，但它所代表的意义并不止是单纯的游行示威，我们说它是受当时视为“洪水猛兽”的新文化新思潮孕育的结果，并不为过。自五四运动发生以后，社会观念变得非常剧烈，新文化运动更趋澎湃。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性质虽不相同，精神却是一贯。国父孙中山先生对这两个运动非常重视。只看他在民国九年《致海外同志书》中说：
“自北京大学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蒙极大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樱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
北京大学，从前也是一个陈旧的学校，在京师大学堂时代，进士馆里，差不多每个学生有个当差。上课铃打了，由当差来请“老爷上课”。民国初年，北京出名的八大胡同里，谈到光顾的客人，则首称“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与众议院，一堂便是京师大学堂。到民国六年，蔡元培先生长校，以其人格的影响，变更了这个风气。他教训学生，来北大是为求学，不当为将来升官发财而来，也还不只是为个人求学而来，乃是要为国家为民族着想，为负起贡献世界文化的重要使命而来的。所以那时的北大，气象一变。他更以广大的态度，集合了当代许多学者，在那里研究讨论哲学、文学、人生以及各种社会问题。文科教授办了一个杂志叫《新青年》，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已经够触目了；还要讨论社会问题，对于不合理的制度，予以抨击，使旧社会的人看起来更是大逆不道。不久学生中我们一班朋友，又办了一个月刊叫《新潮》，以“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精神，支持这个主张，更为积极，于是愈触犯了卫道先生们的大怒。大家知道封建的残余势力，是以北方为根据的。军阀更是有一班无聊的文人和老朽官僚做卫星的。他们在道理上不能争胜，于是想用他们的护法金刚，以暴力来压迫、来摧残。但是态度谦和而主张刚毅的蔡先生，始终不为所动，公开的发表了一封《答林琴南书》，为新思潮张目。他们骂我们是洪水猛兽。蔡先生又发表一篇文章，叫《洪水与猛兽》，主张不可壅塞新思潮的洪水，却要先驱逐狰狞军阀的猛兽。在当时的环境之中，这是何等伟大的魄力！《新潮》以一个大学生的刊物，第一期出版不过一月，竟至三版，而销数竟达到一万。那时候这一班主张文学革命的教授和学生，更觉得批评和研究当代政治社会问题的重要，于是又合办了一个小型周刊，叫《每周评论》，专以短小精干的文字，讨论国际国内的现实问题。这是一个当时很有力量的刊物，风行一时。
国父是主张革命要先革心的人，他又是最能领导时代的人，于是他就教戴季陶先生集合同志，在上海办了一个《星期评论》，以新文化运动为主要的目标，而兼及政治问题。于是南北两个刊物，正如桴鼓相应。国父在这期间，更潜心他思想的系统工作，完成了他的《孙文学说》、《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等几部钜制。他又教胡展堂、朱执信、廖仲恺诸位先生办了一个《建设月刊》，更发挥他建设性的主张。他们和北大几个刊物的主持人常常通信，而且在刊物上常有讨论的文章发表。当时《孙文学说》和《建设》只有很少的几份流传在北方，也只有北大这几个刊物敢公开的响应。所以国父自此对北京大学以及邻校的朝气，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所表现的气度，常见其有不虞之誉。
五四运动到今年已经过去四十八年，将近半个世纪了。许多错误的印象仍有待于澄清。社会上仍不免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有种种的批评，有些是不了解一件事件的前因后果，有些是断章取义而表现出“卫道”的热忱太强烈了。他们以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要毁灭中国固有的文化、毁灭中国固有的道德。他们硬说是新文化运动者，主张“非孝”，主张“手打孔家店”，主张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我有证据拿出来，告诉大家：当时提倡新文化运动主要的刊物里，从不曾提倡过“非孝”，讲“非孝”只是浙江杭州经子渊先生办的师范学校里的一个学生施存统，在该校刊物里发表过这么一篇荒谬的文章，引起了当地的轩然大波。“手打孔家店”乃是四川一位老儒名叫吴虞的引以自豪的话。至于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乃是我们的党国元老吴稚晖先生，当年鉴于科学不受注重，复古气压高涨，慨然有感而说的话。不过他底下还有一句，大家忘记了引用，就是“三十年之后，中国科学昌明了，再把这些书捞起来读”。可见吴先生这种话，是有时代性的，并不是要毁灭中国文化的。吴老先生是思想界的革命家，他当时补弊救偏的议论，正足以表示他的革命精神，知时而后可以论事，现在又何必讳言。
总之，我曾深切的指出，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思想现代化做起。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就现代化的意义来说，仍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编辑｜安吉
中华儿女
家国天下，民族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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