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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的房子，是一座很大的满洲王府式平房，队伍到他家门前时，大门紧闭，已有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守备。大家到门口大喊卖国贼，最初只是拿旗子向屋顶扔去，后来打破了短墙的一扇窗，北大一预理科生蔡镇瀛先爬了进去，紧接爬进去了几十个人，把大门打开，而曹宅的院子还站着许多警察，因为学生向他们极力宣传，所以他们已没有什么抵抗。
适巧当日曹汝霖同章宗祥、陆宗舆和一个日本资本家在那里商议事情，他们以为有警察保护不会有事。学生打进去的时候，曹汝霖便换了警察的衣服，混在警察堆里，从后墙跳出去。陆宗舆据说是也跟着喊口号，喊打倒卖国贼，混在群众里逃走的。章宗祥比较老实，他和那个日本人一道躲在一个小房间里，大家冲进去的时候，日本人还掩护着他，于是大家便知道他是一个要人，便把他围了起来。不久，一个北大的校工进来，说自己认识章宗祥，并说此人就是章宗祥，于是大家便动手打了起来，打了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于是这个日本人和曹家的用人把章宗祥抬了出去，停在一间杂货店里。群众中忽然有人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大家便去找章宗祥，在后门杂货店中找着了，当时这个日本人还掩护着他。大家便用杂货店中的鸡蛋来丢这个日本人，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拆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打他，章宗祥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了过去。
曹家的装饰品、古玩……被打得干干净净，他姨太太和他女儿房间里的许多香水，都一锤一锤打碎在地上。江绍原拿了一床红绸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块红绸，拿在手里乱晃几下，高喊“胜利了！胜利了！”放火的举动，是由高等师范的学生开始的，有两个学生自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曹宅便烧了起来。曹宅烧起来后，徐世昌便下了紧急命令，叫军警捉人。那时候傅孟真把他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着许多代表名氏的，往火里一扔，烧掉了。大家是从前门出去的，当时街上都是救火队伍，拥挤不堪，很难通行，有几十个人在曹宅里没有出来，当场被抓。
当日，大家派定了很多代表，向各学校联络，预备在第二天，全北京高等以上学校，自大清早起一律罢课。当天晚上适派罗家伦到各报馆去解释这件事体，等到十几家重要报馆都跑空以后，已经是半夜三点多钟。第二天早上，果然全北京专门以上的学校一律罢课，并且各学校代表齐集北大一院第三十六课堂开会。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
当时各学校的中心，自然是北京大学，至于北大主持这个运动的躯干，要算是新潮社及国民杂志社里的人。在“五四”当天，大家曾经开会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但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打了傅斯年一拳，傅斯年是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不干了。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罗家伦因为在各处接洽的事太多，不愿意做会场上固定的事，大家最后推出段锡朋来，由他做北大学生会的代表，就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段锡朋在“五四”以前，北大学生很少有人知道他，被选举出来后，他处理事务非常灵敏，运用群众，大有特长，于是他的名气陡然闻于全北京。
蔡元培先生联合各大学校长，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五月六日，听说吴炳湘竭力奔走，要求各校校长于五月七日命令全体学生复课，以此为条件，可以赦放在捕的学生。徐世昌也有这样的主张，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长久罢课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五月七日是国耻日，更容易出事。五月六日晚上十点多钟，蔡元培与汤尔和（医专校长）以及其他专门以上学校的校长到北大的校长室，把北大的学生代表找去，说校长们和吴炳湘已协定，只要明天全体复课，他就可以立刻放人。
当时去见这几位校长的，有罗家伦及方豪（俶心）等四五个人，其余人都说：“昨天才决意罢课，明天便要复课，乃是办不到的，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罗家伦说：“现在如果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也不成事，况且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当时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境界，有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了），适巧政府又捉去我们几个人，用这几个人去抵命，也是没有办法的。”罗家伦问几位校长：“若是我们明天复课，他们不放人，怎么办？”他们说：“我们可以用生命人格为担保，而且吴炳湘也曾发过誓，‘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于是决意明天复课。
当夜，学生代表分成五队，去通知全体同学明天复课。大家出发的时候，已经是十二点钟，同学们完全睡着了，一个一个房间敲起门来，把熟睡的人叫醒了，告诉他们这件事，有些还不相信，解释不清的，还要受大家责骂。幸而能得大多数同学之了解，第二天北京各大学校便先后复课。上午十点钟，全部被捕的同学从警察所被送回学校，大家都列队在门口迎接，当时那种痛哭流涕的情形，真是家人父子于乱离巨劫以后相遇时之同样感觉。
当时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期，时时有死耗之传来，刚巧北大有一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候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大家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下策（这个下策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用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苦郭烈士。郭君当日因为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大家应该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
等到被捕学生全放出来了，章宗祥也被打了，曹汝霖的房子也被烧了，照常理说，这件事可以告一段落了。但当时有两种情形，是绝不能使这件事告一段落的：一是山东问题还没有了结，而且一天比一天失败下去；二是蔡元培先生于五月七日学生出狱后，便当夜出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留下一封信，就是那最出名的“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蔡先生走了以后，北京大学自然是第一个恐慌的，为维持北京大学，北大学生不得不继续闹下去，而且联合旁的学校学生一同闹下去，于是五四运动又紧张起来。
经过这次事变，北京大学遂成为政府的眼中钉，这是不可违言的事实。为铲除外交上的障碍，政府很想对北京的学生届下一番毒手，学生届也完全知道。但是在北京方面，学生运动已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于是便派代表到上海去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他们到上海后，就联合各省学生代表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五月底，各处的布置已经有点头绪，段锡朋发密电至北京，说可以相机发难。
六月三日，大家于全北京的学生里挑出五百多人，分队出发演讲，当天被捕一百多人。第二天，继续派人出去演讲，大家都带好了毯子，预备被捕，当天被捕的大概有四百多人。第三天，被捕的达九百人之多，监狱关不下，于是把北大的第三院改为临时拘留所，外面用密密层层的刺刀守着，如临大敌一般。六月四日，大家想把恐怖的新闻电打出去，罗家伦便带钱出去打电报，一出发便被侦探尾随，罗家伦跑进日本邮局摆脱了侦探。电报拍到上海后，全体学生出发，除分散传单外，并向各家店铺要求罢市，甚至要求不遂，向商店老板面跪下去。六月四日，全上海市罢市了，别的地方跟着罢市的有好几处，而天津方面，因为一个南开学生马骏，在商会代表面前用一只碗向自己的脑壳一砸，表示他要求的决绝，商会代表大为感动，也罢市了。
当时上海、天津方面向政府提出的条件，第一就是释放被捕学生，第二就是罢免卖国贼曹、陆、章，第三就是不签《巴黎和约》。而这三个条件中，以释放学生为先决条件，所以五日当晚，北大三院军警的帐幕在半夜三更便悄悄撤去了。罢免曹、陆、章的命令，也随着下来了，不过山东问题还没有拒绝签字，北京教育界还有受摧残的危险。
七月，和约要签字的时候，北京大学联合各校学生又一次会在新华门，在新华门门口睡了两天两夜。同时巴黎方面的学生同华侨也闻风兴起，逼迫中国专使，不许他们签字。拒约运动，因为内外夹攻，所以终能实现原来的主张，而为后来的华盛顿会议留下争回的余地。至于北京大学被摧残的问题，也使大家寝不安枕。政府的目的是要逼走蔡元培先生，所以闹了一出“夺帅印”的闹剧，政府要胡仁源买通一批投考的学生，来占据北大学生会，硬把学生会的图章抢去，以学生会的名义欢迎胡仁源到校。同时教育部方面，胡仁源已经预备好上任的汽车。但此谋不密，被北大学生会中人知道了，当时便召集会议，带了麻绳把被买的学生绑了，逼迫他们写悔过书、盖手印、拍照，然后才把他们放了，这幕滑稽戏遂因此终了。
那时候蔡元培派蒋梦麟到北大来，以总务长的资格做他的私人代表。双十节左右，学生会派罗家伦到杭州接蔡先生回校。当年年底，因为要逼迫政府取消军事协定，学生和政府又起了一个大冲突，北京大学第一和第三院又重新被围。当时政府命令通缉罗家伦和方豪等人。罗家伦连夜离京南下过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北京。
自此以后，学生运动也就衰落下去，原因有很多，罗家伦谈及衰落原因主要有几点：第一，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第二，第一次学生运动的时候，负责的都是用功的学生，静则思动，所以他们精力都很充足，思想也很周到，行动也很有计划，但是后来运动久而不能静，有许多人只知道动而不知道读书，于是乎其动乃成为盲动；第三，最初动的学生，是抱着一种牺牲的精神，不是为了出风头来参加这些运动的；第四，政治力量的参入。
五四运动的影响，有人以为它的成绩是拒绝《巴黎和约》的签字，为后来收回山东之余地，更有人以为曹、陆、章之罢免也是一种未曾有之胜利，这都是皮相之谈而已。五四运动真正的影响，第一是青年参加国是运动的开始，唤起了全国青年对国家问题的意识；第二是把青年运动扩大为民众运动，造成了民众的许多组织；第三是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势力，因为必要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及国语文学之势力才能普及于青年及一般民众。
参考：1.《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 口述 马星野（伟）笔记
2.《罗家伦与“五四运动”》-《文史天地》第16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