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连良之死

1951年，周恩来派人将马连良从香港接回大陆，同时回来的还有张君秋。起程之前，马连良曾找人算命卜卦。为马连良算命卜卦的，就是曾为杜月笙、徐开垒等人所信服的大星相家袁树珊。卜算的结果，袁树珊大师谓马老板云：“你还有十五年大运。”马连良夫人陈慧琏女士顿感迷惑，问：“那他十五年以后怎么样？”心有所悟的马连良不等对方答复，拉着夫人说：“你就别问了，只要有十五年好运，也就行了。” 　

　时至1966年，正是马连良离开香港十五年之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革命的形式就是暴力，就是抄家、打砸抢。马连良未能幸免，家被红卫兵洗劫一空。他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画、以及所有的摆设、玩意儿都被砸碎在地，刹那间灰飞烟灭，不复存在。当管辖该地段的派出所王所长闻讯赶到马家的时候，只见大门敞开，一拨一拨的红卫兵都忙着抄东西，整座四合院面目全非，地上全是残物碎片，惟独不见了人。 　

　所长急了，东找西寻。终于，从他家厕所里找到了人。马连良瘫坐于地，面灰如土，穿的白衬衫全被撕破，脸上、身上都是伤。想到昔日舞台上的马连良，是何等的清秀俊逸———这个爱好戏曲的所长，心痛如刀割。他也豁出去了，当着满院子的红卫兵，搀扶着马连良回到自己的卧室。

“离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丧家犬好不悲哀。”这是马连良在京剧《春秋笔》里的两句唱，二黄闷帘导板接回龙。在疾风骤雨的气氛中，惶急的主人公化装更名，由差官陪同，向远道逃亡。这里，马连良的演唱、做派、脸上、身上、台步、手里头、脚底下，全是戏。不拘一格，纵横如意。每演至此，掌声四起。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有一天，身在家中却成了丧家之犬，且无路可逃。

　一天，王吟秋在中和剧场，看到一手拄棍，一手端盆的马连良，从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里艰难缓慢地走到锅炉房接了小半盆热水。对别人解释说：“我擦擦汗。”贯大元背后心疼地说：“马先生多爱干净的一个人，两月没换汗衫了。” 马连良在牛棚里是既不准回家也不准外出。赵荣琛尚未被隔离，还可以请假外出。一日，马连良看见赵荣琛迎面走来，而四周恰巧无人，立即伸出食指和中指摇晃了一下。赵荣琛明白了——老先生烟瘾上来了。便趁外出活动的机会，买了几盒“前门”烟，偷偷塞给马连良，看着马连良那张毫无血色的脸，赵荣琛心里一阵发凉。 10月1日，马连良被释放回家。他家坐落在西单民族饭店对面，已成为北京红卫兵“西纠”（西城纠察队）总部。一个秋夜，在剧场值班的听见有人叫门。开门一看，是马连良。孤零零地站着。“都过了十二点了，您怎么来啦？”马连良说：“我们家的红卫兵跟红卫兵打起来了。等会儿他们讲和了，想起马连良来，就打我。我受不了，还是到这儿来吧。”偌大一座北京城，竟找不到一枝之栖。

在剧团，马连良不敢跟人交谈，能悄悄说上两句的，只有义女梅葆癑（梅兰芳之女）和义子王吟秋。一天，马连良看到是梅、王二人值班，便一瘸一拐地走到俩人跟前，提起裤腿，说：“你瞧，我的脚面那么肿。”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男人的脚肿和女人的头肿，都是在暗示人的“气数”将尽。 1966年12月13日中午，剧团食堂开饭了，大家排队。马连良问站在他前面的张君秋：“今儿吃什么呀？”张君秋答：“吃面条，挺好的，您来三两吧。” 马连良说：“今儿家里会给我送来点儿虾米熬白菜，我倒想吃米饭。”但此时只能吃面条，他买了一碗。之后，便摔倒在地。拐棍，面条，饭碗都扔了出去。

据说马连良致命的一摔和演戏一样，极像《清风亭》里的张元秀：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着面条的碗，一个跟斗跌翻在地，似一片秋冬的黄叶，飘飘然、悠悠然坠落。人送到了阜外医院，他的一个女儿在那里当护士。 1966年12月16日，马连良遽然长逝。果然，从他离港北归，到猝然而去，掐指算来：整整是十五个年头。 去世后，梅兰芳夫人福芝芳让自己的儿媳屠珍去和平里的一个单元房探视陈慧琏。当听说马夫人吃住条件都很差的时候，便立即请她搬到新帘子胡同的梅宅，与自己同吃同住整六载。后马夫人病逝。马连良生前没有预购墓地，福芝芳毅然将马连良和原配夫人及陈慧琏三人，合葬于梅家墓地———万华山青松林下。 　

1978年8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召开落实政策大会，为受迫害致死的马连良先生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