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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辞书出版社新一版《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古文鉴赏辞典》《元曲鉴赏辞典》等书，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广电总局“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
古诗文是中国文化传统里的精华，对古诗文的鉴赏本身也是一种文学修为。传统文学体裁中的诗话、词话、文论，便是针对具体作品的鉴赏与评判，“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
由于传统的断裂和西方话语的冲击，今天的我们，很多人失去了欣赏古诗文的能力。这时，优秀的鉴赏辞典，便是一位指路的良师、伴读的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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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学文
吟诗诵词为何需要鉴赏辞典
歌德曾经说过，“经验丰富的人读书用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到纸面上的话，另一只眼睛看到纸的背面。”同理，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的唐诗宋词元曲，谁都可以开卷吟诵，毕竟那是一种与传统文化的亲近。可是，如果吟诵之时，有一本优秀的鉴赏辞典在旁“伺候”，便如同身边环立着一位位满腹经纶的大学者，随时随地可以求教。
《唐诗鉴赏辞典》便基于此种需求而生，它是国内文艺类鉴赏辞典的发轫之作，首创的融文学赏析和工具书于一体的编写体例，已成为中国文学鉴赏辞典的固有模式。书中共收唐代190多位诗人1100余篇诗作，各种流派纷呈。萧涤非、程千帆、马茂元、周汝昌、周振甫、霍松林等古典文学大家，从诗谈开去，谈诗人、谈时代、谈情怀，他们说得娓娓动听，我等则读来畅快淋漓。
书中另配有唐代诗人年表、唐诗书目、诗体诗律等多种附录，是认真尽了辞典的“义务”的。
《唐诗鉴赏辞典》是发轫之作，《宋词鉴赏辞典》则为鉴赏辞典系列中的经典之作。书中共收录宋、辽、金286位词人1294篇词作，延请夏承焘、俞平伯、臧克家、周汝昌、周振甫、程千帆、沈祖棻、叶嘉莹、王运熙等名家，撰写赏析文章，或一词一析，或少数首合析。这些赏析文章，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感受宋词中所表现的或沧桑、或闲适、或缠绵、或豪放、或悲凉的情绪。
相比唐诗、宋词，人们对元曲的鉴赏能力更弱些，《元曲鉴赏辞典》弥补了此种缺憾。书中共收135位元曲作家的作品，鉴赏文章由王季思、王运熙、王水照、蒋星煜、隋树森等撰写。新一版以该书的第二版为基础，对全书100多张图片一一审核，删除质量不高的，补充新的。并对附录进行修订，加入了元曲的最新研究成果。
《古文鉴赏辞典》选收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金、明清268位作家的568篇文章。鉴赏文章由王运熙、蒋星煜、霍松林、刘乃昌、陈伯海、刘学锴、羊春秋等撰写，从文学艺术的角度，鉴赏、评价古文的辉煌成就，帮助读者了解其发展和流变。新一版增加了清末民初名家名篇20多篇，增配与古文相关的书画作品40幅。
鉴赏与辞典，水火不容吗
鉴赏辞典固然有引路之功用，但劣质的辞典，却是“毁人不倦”。随着国学热的一再升温，各种混珠之鱼目不绝于市场。
确实，做一本好书谈何容易？回看入选书目中的“排头兵”《唐诗鉴赏辞典》，其诞生过程充分说明了，出精品一靠眼光和勇气，二靠坚持和审慎。
《唐诗鉴赏辞典》初版于1983年，30多年中，多次修订，数十次重印，累计印数超过300万册，每年的销量稳定在7万册左右，可说是全国销量最大的文学鉴赏辞典。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在图书市场并不多见。
二十世纪80年代初，百废待兴，被“文革”破坏了的出版业也在慢慢恢复生机。太久的书荒，成就了当时的一道独特风景——排队买书。《唐诗鉴赏辞典》首印30万册，一炮而红。
但其实，选题酝酿自上世纪70年代。该书责任编辑汤高才回顾说：“我在图书馆看到一本日文小册子，名为《中国诗歌鉴赏辞典》，其实只选了百来篇中国古诗进行词句解释和分析，但它的书名对我很有启发。我想，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多少脍炙人口的诗篇，连外国人都喜爱，我们自己更应该珍惜啊！作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古典文学的编辑，我暗下决心，要从最负盛名的唐诗开始，认认真真编一部《唐诗鉴赏辞典》。”
过程并不顺利。很多人认为，鉴赏是审美，具有主观性，而辞典反映的是客观知识，鉴赏与辞典，两者是矛盾的。但是时任辞书出版社社长、副社长的赵超构和束纫秋两位先生，力排众议，敲定了这个选题。
选题确定后，汤高才北上求教林庚、周汝昌、吴小如、陈贻焮等名家。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不久，这些学者听了选题后极口赞许，认为过去谈唐诗，只谈思想、忌谈艺术是不对的，艺术是诗歌的生命。后来这些学者都应邀撰写了赏析文章。
今天，关于鉴赏辞典的争论早已烟消云散，但编辑图书所需的创新勇气，是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唐诗鉴赏辞典》一出版，在引发轰动的同时，也引致了出版界的竞相模仿。而如今，每年二三十万册的图书出版量中，又有多少是独具视角的首创？
畅销书如何炼成长销书
畅销一时容易，长销不衰是挑战。
关键还是内容。选题再新颖，若没有内容的支撑，终究昙花一现。
作者是图书质量的保障。入选的四本书，哪一本的作者队伍不庞大？如此庞大的作者队伍，还能保持一流的水准，实属不易。还是以《唐诗鉴赏辞典》为例。唐诗存传下来的超过5万首，历代各种选本很多，因此，《唐诗鉴赏辞典》的规模不能小，名篇不能漏，最终确定收录1100多首，这便要有1100多篇鉴赏文字，这个规模便不是一般的唐诗赏析类书可比了。而且考虑到一首诗的妙处绝不是几十字、上百字的条目可以解释清楚的，辞典中的鉴赏文字采用了文章的形式。
一般约稿往往是由编辑开一批题目约请某人撰稿。鉴于学者们的研究各有分工，各人学养、爱好也不一样，搞“命题作文”怕是不行。于是改用自报选题的方式，由各位学者写自己最为欣赏、最有体会的诗。如此一来，编辑便要费更多的功夫来和作者反复沟通。当时的联系条件可没现在这么便利，通常都是书信方式。辞书出版社整理文档时发现，作为编辑的汤高才和作为作者的周啸天之间，讨论书稿的往来书信竟有30多封。
当150位学者的数千篇文章堆叠在编辑面前时，取舍又成了一道难题。一位名气不小的学者寄来一叠文稿，赏析的是李商隐的一首诗。该诗历来注释不一，有人以为是悼亡之作，有人以为是爱国之篇，但他认为这是李商隐为自己的诗集所题之诗，感叹华年已逝，毕生只剩下篇什了。这位先生还在信中告诉汤高才：他的这批文稿送钱锺书先生看过，得到了钱先生的认可，稿纸上还有钱先生的字迹。应该说这位学者的观点不无道理，也颇有新意，但汤高才仍觉依据不够充分，最终退还了文稿。由此可见选稿之严。后来这首诗请到了周汝昌解读，优雅而在理。
后来出版的《宋词鉴赏辞典》《元曲鉴赏辞典》《古文鉴赏辞典》等都力求请一流的研究学者撰稿，不仅要求见解正确，也要求文笔优美，可当散文名篇来读。
30多年过去了，辞书出版社形成了16个品种、19卷的“中国文学鉴赏辞典大系”，洋洋洒洒数千万字，多少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