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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1883～1967），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我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成就卓著的国学大师和现代新儒学思想家。他会通古今，兼融中西，贯通儒、释、道，与梁漱溟、熊十力一起被后人尊称为现代新儒家三圣。周恩来总理赞扬马一浮为“当代理学大师”，现代著名思想家梁漱溟推崇马一浮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国学、创建现代新儒学作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
马一浮认为“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80年前，在西学东进、国将不国的艰难时局中，他就发出了中国文化不会亡、中国不会亡的坚定声音。他坚信“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常存。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这是何等的气魄，又是何等的自信！这不仅对当时外忧内患的中国来说，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对于今天的中国，如何看待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也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一浮对西方文化的认识
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马一浮经历了从企慕追逐到理性扬弃的转变过程。当时，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导致中国的落后和被动挨打，而西方文化则能强国救国。西化成风所及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之所累。马一浮虽从小受教于传统文化，也开始向西学寻求救国之道。曾与好友谢无量、马君武共同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编译和介绍西方名著，致力于传播西方思想文化。1903年他又远渡美国，“万里来寻独立碑”。在美国，马一浮看到，相对于外国的蒸蒸日上，中国国民对亡国之危的麻木不仁及其奴隶性格，“慨然念故国之悲境，感叹不能寐”，心中万分悲凉。他当时曾认为，中国数千年的君权与儒教扼制了国民的高尚、纯美和勇猛之性，因此对西方文化很是羡慕。他在1904年的日记中写道，人类的观念中有“美世界”和“恶世界”之分，欧美人以科学哲学抽象的美造就了社会国家具体的美，他们是能造美的国家。1905年回国后，马一浮治学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寄居寺庙，广阅文澜阁《四库全书》。
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和了解，以及对发生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入侵中国的切肤之痛，马一浮发现，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下，人类日益堕于暴力与功利主义之中，西方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他对西方文明整体上进行质疑，认为西方近世文明“只务宫室车服之美, 游乐之娱而已。然上下凌夷,争斗劫夺,无所不为”，这是草眛。西方就是一部草眛史，不得称之为文明。一是西方文化是“循习”的文化，西方哲学以“习心为主”，不知有天地之性，不知有个根本，只是顺随习气。与“率性”的东方文化相比，仅停留在现实层面，流于肤浅。二是西方无道德可言，国家注重于经济和军事力量，有强权而无公理，有阴谋而无正义，国际间只有利害，无道德可言。人与人之间也只有利害的结合，父子、夫妇异财，恩义至薄。对于国家、社会的道德行为，都依断于法律，出于利害，绝无中国礼乐文明之温情。三是西方逐物竞争，好言征服，认为西方是物我二元论，外物于我，必然导致向外求索，重知识，重竞争，重征服，以至于暴力征伐。西洋人既不认识自己，哪能真正认识外物，他们对待外物的办法终究会成为伤害自己的办法。因此，好的政治不仅仅在于富强与否，更在于德教。马一浮转而反身求索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治之道，极力倡导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马一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
马一浮深感传统文化本身之博大精深，时人实不知中国传统文化精义所在，后人为之所误不能致力于传统文化。首先，他自信中国固有特殊之文化，为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他说，我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我国学术一定可昌明。其次，他相信中国文化不会亡。因为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心性上，心性不会亡，中国文化自然也不会亡。即使现代的文化全被毁坏，心性却不能毁坏，那么中国文化终有复兴之日。
1938年，迫于战事日紧，马一浮辗转迁到江西泰和、宜山，受浙江大学之请，为学生讲授国学，力倡中国传统文化，提出六艺之学。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六艺之道是人性分内所具的事，可以统摄诸子百家、四部（经史子集）等中土一切学术。六艺是圣人思想之总结，含天地之常道，依之可以明伦察物，彰往知来，别是非，正人心，厚风俗。用此代表一切固有的学术，博大精微，无所不备。他驳斥世人“倒退的”“腐旧的”“独裁的”“贵族的”传统文化论调，认为传统文化是“前进的”“日新的”“普遍的”“平民的”文化。进而认为，“要说解放，这才是真正的解放；要说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要说平等，这才是真正的平等”。传统文化不仅是前进、日新、普遍、平民的文化，还是“解放”“自由”“平等”的文化。所以，六艺之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如何弘扬和发展呢？“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地保存国粹，单独地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业”。一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是仅仅保存国粹，而是发挥自己的民族精神；二是不能仅仅单独发挥自己的民族精神，而是使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泽惠于全人类，使人类能够复“本然之善”，全“性德之真”，而成和谐之美。马一浮的学生乌衣风说，自马先生出而讲学, 世人方知世界上除现代知识以外, 还有人类最高之文化。这种文化就是中国先哲数千年来发明最早、理解最深、剖析最精、讲论最广的传统文化，为人类寻求理性之最高知识和生活之最高境界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以中统西，寻求中西文化融合之路
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东进，中国文化如何应对，如何发展？马一浮对此有自己独特的思考。首先，他并不完全排斥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从企慕到质疑，对中国传统文化从质疑到推崇，并没有导致马一浮完全排斥西方文化。他说：“吾说六艺，颇采义学家方法。……虽推论远及西方，未尝有外之之意。”当美国亚力山大教授在浙大讲演，认为各民族各有其文化，应互相了解尊重，而不必强归一律。马一浮深以为许。其次，究其根源的话，他并不认为有中西文化之别或东西文化之称谓。针对熊十力好言东西文化之不同，马一浮回应说：“谓若克实而谈，有东有西，即非文化。圣凡犹不许立，更说甚东甚西？”强说东西的话，就不是文化，就像没有圣凡之别一样。如果一定要说东西文化有别的话，只是圣人和凡人之心行的差别，东方文化是“由性”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由习”的文化。就如南北朝时的南学北学之不同，“南人简要，得其菁华；北学榛芜，穷其枝叶”，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
在这样的中西文化观下，马一浮立足于自己的本位文化，提出中西文化融合之路，认为六艺不仅能统摄中土一切学术，还可以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西来学术举其大概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可统于《易》，“因《易》明天道，凡研究自然界一切现象者皆属之”；社会科学可统于《春秋》，因“《春秋》明人事，凡研究人类社会一切组织形态者皆属之”。这样的融合方式，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其实马一浮是从学术宗旨上来理解中西文化，是从本体和人心上贯通中西文化，他说圣人之道，亘古常新，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也不为方域所隔碍。“东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若是西方有圣人出，行出来的也是这个六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更重要的是他突出地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是为了提高人们对自己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增强文化自信心，不至于自卑于人而盲目崇外。同时，也是他在不少人高唱“全盘西化”情势下提出的中国文化复兴论。
马一浮是立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文化世界主义者，限于当时的国势家情和个人偏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拔高之嫌，但他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提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并以世界主义的文化观寻求中西文化融合之路，对今日的我们认识传统文化的精髓，提高文化自信心，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大有裨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命脉”，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是中国一百多年来本土文化觉醒的最强宣言书。马一浮曾经认为，“文化之兴，大道之行，必待缘会，久而始成”。现在，因缘际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正逢其时。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