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先生的读书法

关于读书的看法，世人历来多有慧解。不过，笔者以为，被胡乔木称为“一代儒宗”的马一浮先生的“读书法”，对医治当下学人读书不力之弊病，似乎更契机契理。

马先生一生以读书为业，即便在浙江大学、复性书院任教时，仍是以读书为主—其“教”亦是为进一步的读书做准备而已。诚如先生所言，之所以创办“复性书院”，其宗旨仍“在于培养读书的种子而已”。马先生尤其重视读书之法，在复性书院宣讲“学规”之后，他开讲的第一课即为“读书法”。马先生的“读书法”，不是支离破碎的泛泛而谈，而是从其切身实践中得来的关于读书治学之“系统心法”。若对其读书法进行归纳，其要义大致有四。

读书贵以“定心”。当下人们读书，多以娱乐为主，故散心“浏览”，姑且求一乐矣。然作为学者治学，则非“定心”不可。马一浮认为，“故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确实，以笔者之读书经历，“定心”读书，乃做学问的不二法门，假若散心读书，纵然有一时之欢娱，亦随即遗忘，无甚效果，概其不能入心故也。只有用“定心”法，将精力聚焦于“某个问题”，方可有所收成。儒家创始人孔子可谓“定心”读书法的实践者，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终得《易经》心法；“禅门泰斗”虚云法师犹重视“定心”读书法，他要弟子读《楞严经》，心无旁骛，即使不懂，也要定下心来，反复阅读，如此坚持下去，终有一日，定会豁然开朗。

“定心”读书除了高效“聚焦”的作用外，还兼有“敬”的态度。马先生认为，读书乃穷理博文之事，必资于主敬—只有对“书”持一种“敬”的态度，方可定心并涵泳其中，最终求得“悟”解。当然，马一浮的对书之“敬”是有所指的，即对经典著作存敬畏之心，且以“定心”读之。倘若是那种“娱乐成灾”的快餐书乃至垃圾书，则大可不必以“定心”去读，亦用不着“敬”了，因为作者本身乃持充满游戏的“商业炒作”态度，他们又何以有资格让读者去“定”与“敬”呢？

读书不可以有“成见”。以怀疑法读书，其传有自，如孟子就有“尽信书不如无书”，朱熹亦有“疑方有进”之论，皆强调怀疑的重要性。不过，马一浮先生则反其义而为之。对于经典著作，马先生曾强调首先要持“无成见”“不怀疑”的态度。马一浮读书宗法孔子，认为孔子读书法乃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的“好古”读书法，那种动辄怀疑经典的做法为马一浮所不取。马一浮明确指出：“今人动言创作，动言疑古，岂其圣于孔子乎，不信六经，更信何书？不信孔子，更信何人？”这里我们需对马一浮的“好古法”稍作说明，以免误认为马一浮读书法有盲从古人乃至“死在前人言下”的嫌疑。马一浮“好古”，一则针对当时学术界疑古成风之“流习”而来，当时疑古思潮猛烈，似乎不把古典打倒就不足以显示其创造力；二则其“好古”读书法针对经典如“六经”而论，非对于一般性的著作；三则其“好古”读书法的目的，乃是要读书人扩展胸怀，接纳他人的长处，倘若以“成见”读书，事事怀疑，处处怀疑，又怎能增长学识？四则后世读者弄不明白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前人有错，所谓“井蛙不可以语于海，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以语以冰，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以道，束于较也”，后人不可以自己的成见、陋见而武断地怀疑乃至否定他人。总之，马先生推崇孔子的“好古”法，实则要学（读）者以谦虚的态度对待经典，他反对那种在没有深入经典内部之前就劈头将“经典”打到在地的暴戾做派。对于怀疑精神，马先生绝无否定之义，而是说即便怀疑、创新亦必须在“透悟”经典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假若读者对文本不读、义理不通，又有何资格对前人指手画脚？更何况，“今人读书，不及终篇，便生厌倦，辄易他书，未曾玩味，便言已了，乃至文义未通，即事著述，抄撮剿袭，自矜博闻，每况愈下，谬种流传。”这种文风，自为马一浮所批判。无疑，马先生的“无成见”读书乃有其“特指”。事实上，当今学界，此病犹存，因此“无成见”读书法，尤适用于今。

读书须“尽意”、穷理，而终归于“会通”。读书贵在明理，明理之要在于“尽意”。一部书，千言万言乃至数十万言，归根结底，乃称“理”而谈，获得此“理”，即是“尽意”。所有文本，莫不在于表达一个“意”字。文学作品在于一个“意境”，论文在于一个“义理”，说明文在于一个“意图”，可见，读书在于“得意”。对于“意”同“书”的关系，马一浮旁引博证，以《说文》、《尚书正义》等经典文献诠释之，宣扬其“名言，皆诠表之辞，犹荃蹄为渔猎之具。书是能诠，理是所诠”。恰如《易经》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马一浮以为读书在于得意，得意可以忘言。平时，人们常言，读书首先把书要读薄，其意大略指得其“义理”；当然，还要将书读厚，即谓把“义理”运用到具体的人生实践之中，使得“简略之义理”重新丰满起来。

对读书的穷理之道，马一浮亦有精辟概括，他认为，读书之道，约而言之，有四门：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四种读书法，实则解决了博与专、义理与细节、简与繁、中心与边缘等问题，其总结可谓精辟之至。马先生对此稍加解释，“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辩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也”。

然而，诚如庄子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天下之书不可胜读，又由于经典无限、义理无穷，那么学者又当如何应对无限之经典呢？马一浮以为，读书在于会通，“盖知类则通，通则无碍也”。他还用《洪范》“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之论，并结合老子的“言有宗，事有君”之说，柔以其对六经之理解，得出读书“在于会通，在于知心性之本”之精辟结论。“会通”之哲学基础乃是陆九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马一浮则将此“通理”用于读书，可谓得其义理。

读书之终极目的在于明理践性、成就圣贤人格。关于读书之目的，马一浮以为，读书当求明理，更贵在养德。马一浮承接宋儒乃至先秦儒家而来，始终将“学之为己”为第一要务，“学之为己”的目的在于成就圣贤人格；而非“学之为人”，即以“博学”炫耀于人以换取某种好处为目的。马一浮以为，学问若不能提高自己的修养，读书再多，亦不过一书橱耳，又有何用？他多次强调读书的终极目的，在于修身、在于提高修为，并提出“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的践行主张。指归自己实则意味着，学人在明理的基础上必须要做到身体力行：“但说取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忠信笃敬"要体而行之，不是说其义旨便了”。此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意，只有真正将义理落到实处，方可算的上“真学”。反过来，通过读书所培植的道德（即“畜德”），又能促进人们人更好的明理。譬如，当学人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具备了开放、谦虚、包容的品质时，他能更好的吸收他人有益的东西，进而更利于扩大其视野，开阔其心胸，进而帮助其更好地通晓天下之理。于是，“读书明理修德读书明理”构成一个良性循环，此循环实则是儒家圣贤人格培养的一个缩影。总之，马一浮的读书之目的，在明理修德；明理之旨，终归还是养德。明理践性为历代大儒者所提倡，更为马一浮终生所实践。故而，马一浮“读书法”，实则映射出马一浮修身践性之法。

也许，以当下实用态度审定之，马先生“无功利”的读书法，自然不合时宜。但马一浮作为一介书生，在当时山河破碎之时，能做到“心无旁骛”地培养传承中华文明的“读书的种子”，可谓功莫大焉！且其“读书法”既囊括历代前贤读书方法之大成（虽然其对自然科学有所忽视），又集本人数十年心性实践，其真知灼见，于今益发熠熠生辉，业已成为滋养读书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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