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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致远是元曲四大家之一，他有着“曲状元”的美誉，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说：“马致远在元代梨园声名很大，有‘曲状元’之称。他既是当时名士，又从事杂剧、散曲创作，亦雅亦俗，备受四方人士钦羡。”
但是，何为曲状元，后世有着不同的解读。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元朝的科举考试中，单独开设了曲艺考试这么个门类，而马致远取得了头名状元。此说为华连圃所深信，为了佐证自己的看法，他在《戏曲丛谭》中列出了三条历史依据。对于华连圃的这个结论，赵景深先生在其所撰《有关马致远生平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一一予以了反驳。
马致远墓全景
华连圃所举出的第一个证据，是明代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元人未灭南宋时，以此定士子优劣，每出一题，任人填曲，如宋宣和画学，出唐诗一句，恣其渲染，选其能得画外趣者登高第，以故宋画元曲，千古无匹。元曲有一曲传至四五本者，予皆见之。”
沈德符的这段话说得很明确，他说元人开考了曲艺，其具体的考法是由朝廷出一题目，然后让考生们来填曲。为了证实自己所言不虚，沈德符看到元曲中在同一个曲名下有四五种不同的版本，也正是这句话成为了华连圃做出判断的依据：“夫一题得见四五本，显然其为场屋中所制。”华连圃的意思是说，一个剧名竟然有四五个不同的版本，只有考试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如同今日的作文考试，题目一样，但每个考生的答案却不相同。
但赵景深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因为“沈德符上了臧晋叔《元曲选》的当”。因为臧晋叔在《元曲选》中列出了同一个名字、不同的曲名、不同的本数，比如“《西厢记》五本”，但这种著录方式并不是说这五本内容均不相同。
然而沈德符却说“予皆见之”，他的这句话只会有两种情况：一是他在撒谎，因为他根本没有见过同一部剧有四五个不同的版本，就如赵景深先生所言，他只是看到了《元曲选》上的著录而做出这种猜测；第二种情况，有可能是他真的看到了某一个剧有四五个不同的版本。对于沈德符所说的这四个字，赵景深先生没有予以反驳。
马致远父亲之墓
臧晋叔在其所辑的《元曲选》序言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元以曲取士，设有十二种，而关汉卿辈争挟长技以自见。至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辈生活，偶倡优而不辞。”
臧的这句话说得十分明确，他说元代开设了以曲为专题的科考，并且说这个科考设了十二个门类。对于这种说法，明末清初的吴梅村在《北词广正谱序》中称：“盖当时固曾以此取士，士皆傅粉墨而践排场，一代之文人，皆从此描眉画颊，诙谐调笑而出之，固宜其擅绝千古。”吴梅村也强调元代以曲来取士，并且他说那些考生们化妆后当场表演。
对于以上的这个说法，也成为了华连圃的第二个证据，其称：“夫朝士大夫既能不辞于描眉画颊，可以想见其君必深好之。其君能深好之，则设科取士，当然可能。”
然赵景深认为，臧晋叔是明朝人，吴梅村是明末清初的人，他们距元朝都有一定的时段，所以赵认为更应该相信元朝人的话。而后赵景深列举了《元史》卷八十一中“选举志”上的一个段落，这个段落中列明了考试的内容，其中未曾提到以曲取士，故而赵景深说：“可见当时所考都是四书经义、诏诰章表、经史、时务之类，根本没有戏曲，怎么能说是以曲取士呢？”
用瓷砖贴了墓围
然而《元史》也是明初人所修，更何况这部史修得十分草率匆忙，故其被史学家视为中国正史中较差的一部。为此到了民国年间，柯劭忞才重新写了一部《新元史》，该书纠正了《元史》中大量的错误。以此来推论，会不会元代真的进行过曲艺的考试，却未被列入正史中呢？赵景深在文中也讲到了元初只在太宗九年开科一次，而第二次科考则隔了七十八年，也正因学子们没有出路，他们才去写编杂剧。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臧晋叔在《元曲选》的序言中开口就说“元以曲取士，设有十二种”？如果这不是事实的话，那臧晋叔为什么要编造这么个说法？同时他还说出了具体的种数。对于臧晋叔的这个说法，赵景深没有予以正面的驳斥。同样，吴梅村所说的曲艺考试的具体情形，赵景深也没有进行直接的反驳。那吴梅村的出处在哪里呢？这是不是也是他编造出来的呢？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些人编造这种说法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些问题我未能看到正面的回答。
匾额及对联
关于臧晋叔所说的“十二种”的问题，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列杂剧十二科，而沈宠绥在《度曲须知》中说：“自元人填词制科，而科设十二，命题惟是韵脚，以及平平仄仄谱式，又隐厥牌名，稗举子以意揣合，而敷平配仄，填满词章。折凡有四，如试牍然，合式则标甲榜，否则外孙山矣。”沈在这里也称，元人考曲设为十二科，并且他列明了具体的填词方式。
对于这种说法，赵景深认为也不可靠，他列出了十二科的内容，并称“这十二科实在很不科学”，同时他认为这种考试方式有点儿像猜谜，而后赵景深又用《元史·选举志》中没有戏剧十二科这么一说来反驳。但对于沈宠绥为什么有此一说，赵文中也没有展开分析。
赵景深是以《元史·选举志》中没有谈到以曲取士作为反驳的主要依据，这种说法前人也曾提及，比如清梁廷楠在《曲话》中称：“元人百种，佳处恒在第一、二折，奇情壮采，如人意所欲出，至第四折则了无意味矣。世道谓元人以曲试士，百科杂剧，多出于场屋，第四折为强弩之末，故有工拙之分。然考之《元史·选举志》，固无明文，或亦传文（闻）之误也。”
梁廷楠也注意到了《元史》中没有以曲取士这种说法，所以他觉得这可能只是一种误传。对于梁廷楠的这句猜测，华连圃则称：“自梁氏蓄此论后，世人遂群起疑古，不知梁氏适足为元人以曲取士之证，不足为反证也。”
马致远撰《东篱乐府》民国二十年上海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排印《散曲丛刊十五种》本，书牌
华认为，人们怀疑元人以曲取士这个说法就是本自梁廷楠，但华倒认为梁的这个说法恰好证明了元人就是以曲取士。但赵景深认为，梁廷楠以《元史·选举志》来怀疑以曲取士说，“是有确定证据的”，所以他觉得梁的这个说法超过了沈德符、沈宠绥和吴梅村等人。
然而谭正璧却认为华连圃的结论有道理，赵景深在其文中引用了谭正璧说的这样一段话：“按元人以曲取士之说，迄于今日，信者疑者仍参半，而其所引证，皆不出明人著作。然贾仲明《凌波仙》，可为信有其事之证明。仲明元末人，其言当然较明人为可信。所谓‘战文场，曲状元’非明指应曲科、中魁首而何？但仲明词仅附载于天一阁藏钞本《录鬼簿》，此书近始发现，故前人多未征引及之。”
对于谭正璧的这个说法，赵景深引用了贾仲明的那首《凌波仙》：
万花丛里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四方海内皆谈羡。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贯满梨园。《汉宫秋》《青衫泪》《戚夫人》《孟浩然》，共庚白、关老齐肩。
这就是马致远为元代曲状元的最早出处。赵景深认为，这首《凌波仙》没有提到马致远应试科场，因此这“曲状元”是一句形容词，就如同今日所说的“行行出状元”，这样的结论也就是业界对“曲状元”一词的第二种理解，其意是称马致远为元曲中写得最棒者。
马致远撰《东篱乐府》民国二十年上海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排印《散曲丛刊十五种》本，卷首
由此可知，马致远在元代剧作家中有着何等的影响和名气。元代究竟是否举行过以曲艺为内容的科考，至少未能找到确证之前，无论其肯定还是否定，其实都没有过硬的证据，既然前人有过类似的著录，那也姑妄信之吧。
按资料记载，马致远写出了十五种杂剧，流传至今者有七种，其中最有影响力者则是《汉宫秋》，该剧可谓马致远的代表作，明臧懋循把《汉宫秋》排在了《元曲选》一书的最前列。《汉宫秋》讲的是王昭君出塞的故事，但在具体情节上，马致远予以了改编。
关于王昭君出塞之事，记载于《汉书·元帝纪》，而《汉书·匈奴传》的记载则比《元帝纪》略详：“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祠堂正堂
这段话是说，匈奴提出和亲，元帝把王昭君赐给了单于，后来王给单于生了个儿子，但不到三年的时间，单于去世。按照匈奴的习俗，王昭君又成了单于儿子雕陶莫皋的女人，而后她又给此人生了两个女儿。但是对这一段的记载，到了《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这段话说，匈奴提出和亲，皇帝赐给了他五个宫女，而王昭君在宫中多年，没有受到皇帝的宠幸，所以她主动提出前行，皇帝见到她后，没想到王昭君长得这么漂亮，故有了悔意，但既然答应了匈奴，也不好反悔。
之前汉元帝为什么没有见到如此美丽的王昭君？这当然成为了后世猜测的内容。到了晋代，葛洪在《西京杂记》中就添加了这部分的猜测：“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至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案穷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
马致远雕像
这段解释使得故事变得圆满起来。其称，因为汉元帝后宫人太多，于是皇帝让画匠给每位嫔妃画一张玉照，而后汉元帝根据画像来选择宠幸哪一位。后宫的这些女人们为了能够增加被召见的机会，于是就花大价钱来贿赂画匠，让画匠把自己画得美一些。但唯独王昭君不肯这么做，画匠于是把她画得很丑，所以皇帝未曾召见过她。等把她赐给匈奴时，皇帝才见到王昭君，感觉她是后宫最美的一位，但事已至此，不便反悔。而后皇帝调查这是怎么回事，由此方知是画匠做了手脚，于是他杀掉了这位画匠，并且从其家中抄出了大笔的受贿钱财。
对于这样的记载，马致远在创作《汉宫秋》时予以了改编，他在此剧的第一折，就首先让那位画匠毛延寿上场，这位无耻的画工一上场就先吟诵了一首无耻的诗：
大块黄金任意挝，血海王条全不怕。
生前只要有钱财，死后那管人唾骂。
看来，他已经受贿到天不怕地不怕的程度。他认为只要活着能捞钱，绝不怕死后被别人骂。
接下来，马致远借这位毛延寿的自我介绍讲述了事情的起因：“某，毛延寿，领着大汉皇帝圣旨，遍行天下，刷选室女，已选勾九十九名；各家尽肯赠送，所得金银，却也不少。昨日来到成都秭归县，选得一人，乃是王长者之女，名唤王嫱，字昭君。生得光彩射人，十分艳丽，真乃天下绝色。争奈他本是庄农人家，无大钱财。我问他要百两黄金，选为第一。他一则说家道贫穷，二则倚着他容貌出众，全然不肯。我本待退了他，不要，倒好了他，眉头一纵，计上心来。只把美人图点上些破绽，到京师必定发入冷宫，教他受苦一世。正是：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马氏族世系谱
显然，马致远对原本的历史做了演绎，他把毛延寿写成了皇帝派到民间选美之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已经受贿了大笔钱财，但唯有王昭君因为长得特别漂亮，所以不愿意贿赂他。而王不愿意贿赂毛的另一个原因，是王家只是耕种的农户，根本拿不出毛所要的百两黄金，于是，毛决定仍然把王昭君选入宫中，而后把她画得很丑，从此将她打入冷宫。
但是一个偶然的原因，汉元帝听到了王昭君在后宫弹琵琶，于是宠幸了她，之后封她为西宫娘娘，这个过程让毛延寿的伎俩暴露了出来。按照《西京杂记》上的说法，毛延寿被斩首，而马致远对此做了改编，他说毛逃出宫，跑到了匈奴那里，撺掇呼韩邪单于点名要王昭君来和亲。
单于的这个要求让汉元帝十分为难，因为他喜欢王昭君，他也知道这是毛延寿出的恶招儿，可是为了国家，他又不能断然拒绝，于是就让朝官们出主意，没想到这些人个个拿不出好点子。在这种情况下，王昭君主动提出，为了解救国家的危难，她愿意前去和亲。虽然汉元帝舍不得，但此时也没什么办法，于是马致远就安排汉元帝在剧中有了这样一段著名的唱词：
【梅花酒】呀！俺向着这迥野悲凉。草已添黄，兔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
王昭君跟着单于的大军前往匈奴的领地，当她走到两国的分界线——黑龙江边上时，她毅然地投江自尽了。
躺在地上的碑刻
以上就是《汉宫秋》的故事梗概。那马致远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出典型的悲剧？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予以了这样的解读：“在金元之际，马致远选择了汉室受到凌辱的历史题材，不能说他不曾寄寓着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环绕着汉元帝、王昭君的形象，他向人们揭示的主要是对历史、对人生的体悟。他通过戏剧冲突，写出乱世中的个体无法主宰命运、只能任由拨弄的哀痛。”
因为此剧创作得十分成功，故清焦循在《剧说》中赞誉道：“元明以来，作昭君杂剧者有四家。马东篱《汉宫秋》一剧，可称绝调；臧晋叔《元曲选》取为第一，良非虚美。”而李德身在其编著的《困煞中原一布衣》一书的总序中说：“其《梧桐雨》最负盛名，与王实甫的《西厢记》、关汉卿的《窦娥冤》并称为元杂剧的‘三大杰作’，谓之‘千古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