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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的母亲何定珠，出自名门望族，有文才，见识过人。
马一浮十岁时，她曾命马一浮以菊为题作诗，曾为儿子那“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等句，声声叹息。
这孩子诗虽有些稚气，却颇似不食人间烟火之语。将来或不患无文，但怕是少福泽。
其后马一浮学贯中西，果可为文。
他由国学到西学到复归国学，转了一圈，哲学、文学、佛学、书法都造诣极深，既与熊十力、梁漱溟被人并称为新儒家三圣，又被梁漱溟推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这可不是一般的为文。
但俗世福泽，他似乎也当真没享得几分。
马一浮虽成就独步，名满天下，却生性淡泊，甘心隐逸，几乎一生都只在学问中嗅菊，这的确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
一个人父母早逝，19丧妻，这已是人间之大不幸，而他哀痛之下，再立志不娶，自甘于一生孤独，这就更令人叹息。
马一浮早先是大姐在照顾，其后是大姐的儿媳在照顾，一个如母，一个如女，只可惜丧亲之痛，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他一概尝尽，到65岁后，更加孑然。
如果这再加上战争年代的离乱漂泊，晚年所遭受的凌辱打击，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忍言说的人生之局。
当然，这只是俗世之眼，井底之观，儒佛兼修，学问到了这种地步的人，自然别有洞天，何况先生本就达观。
尽管他也曾有“人命危浅，真如朝露，生年欢爱，无几时也。一旦溘逝，一切皆曾泡影”之叹。这些恐怕只有使他更加看淡，更加在心与学问的追求之中，不知归路，无问东西地沉湎。
（马一浮杭州书法展照片）
马一浮生平有许多挚友，弘一法师李叔同，和大教育家夏丏尊，应该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两位。
他们一个是遁入空门，终于彻底斩断了尘缘，一个是忧自家、忧朋友、忧教育、忧学生、忧国忧世，百事缠身，无一不忧，八年抗战，更不知“增添了几十万斛的忧愁”——马一浮算居于他们中间。
所以跟他性情、心灵、活法最近的，应该是他们三个共同的弟子，著名文学家、漫画家丰子恺。
一僧一儒一文一画，师生情加君子交，这是他们师徒四人合奏的一曲广陵散，丰子恺对他这三位恩师的态度，一般情况下并无彼此，但是他在他们去世之后，却有过不同的表现。
夏丏尊是第二个去世的，当时丰子恺一惊闻噩耗，就迅速写了一篇长文哀悼。
“他看见世间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忧能伤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给忧愁材料的社会所致使，日本侵略者促成的！”
而当李叔同圆寂之时，丰子恺却始终不肯提笔写文，甚至也不曾发起、参与悼念活动。
他目视长空，沉默十几分钟后，首先要做的是为李叔同画一百尊画像，分送全国各地的信仰者。
然后他就为他与李叔同共同的愿望，完成了代表佛家普世之爱的《护生集》第三册。
他直到四年之后，才终于为恩师写下了一点文字。
1947年，刘绵松编辑《弘一法师全集》时，非要丰子恺写序，丰子恺想了又想，才勉强写下了不到千字。
“我崇仰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
丰子恺1948年11月在厦门留下的那段文字，是一篇演讲稿。
“他怎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呢？……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他们（第三层人）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求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地走上去的。”
那期间，丰子恺其实是曾找马一浮为李叔同写传的，他认为只有马一浮能够，但马一浮最终也没有动笔。
李叔同不是不可写，而是太难写，他是一种意境，一种深邃，只可意会，一说就非，这种事，大智者马一浮决不肯为。
马一浮比李叔同小三岁，比夏丏尊大三岁，他去世在1967年，终年84岁。
当时丰子恺的罪名比他还大，直到73年获得“解放”，这才能够前去祭拜。
那年3月，丰子恺在弟子胡冶均陪同下，准备到杭州蒋庄凭吊马一浮故居，但是快到了时，他忽然不走了，对弟子说，我不去了，你去看，我在这里等你。
胡冶均诧异，丰子恺自言自语，人已不在，看了又有何益？
本为凭吊而来，到了却又止步，此时的丰子恺不复当年，早已将百味归为一味。
数十年真与心的相交，丰子恺对三位恩师的一切自然无所不知，他就是在这里，向弟子揭开马一浮独身之谜的。
（蒋园一角）
马一浮少年时就才华展露，名动乡里，故而大名鼎鼎的汤寿潜就亲自托人做媒，把女儿许给了他。
汤仪女士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名门淑女，娴雅温良贤惠，二人婚后一个肯教，一个肯学，琴瑟和谐，感情至深。
新婚后，在外求学的马一浮虽不能经常陪在妻子身边，但二人互相思念，书信不断，变故却发生在马一浮父亲去世那年。汤夫人在守丧期间的那次怀孕，便是最大最根本的祸端。
马家祖上都是精研程朱之学的，汤家也是一个封建礼法谨严的家族，按照古制，守丧期间有喜，这就是大逆不道、大不孝的非礼，所以小夫妻俩当时一下子就慌了手脚。
他们不敢声张，只有偷偷去找江湖术士买打胎药，结果汤夫人就因此不但胎没打下，还身体中毒。
汤夫人之前为跟进丈夫，手不释卷，学习太苦，本就积劳成疾，这一下雪上加霜，不久就离开人世。
马一浮从小最看重的就是真，但是他现在有了一次“伪”，最看重的就是德，但他现在有了“失”。
马一浮虽是包办婚姻，但伉俪情深，而现在这条他至爱的美丽生命却因他一朝而去，所以他一度陷入没顶的悔恨、自责、内疚、痛苦，发誓永不再娶。
马一浮后来曾去美留学，他是钻研了西学做过比较之后，才重归国学的，国外经历、西学造诣、新时代、新思想、新儒家，都使他不会固守在传统礼教当中，但是这个誓言，他却一生没有违背。
他已经不是在为了旧观念而守，而是为了真与修而守，为了报妻子、守护妻子、守护那段感情而守。他一生深埋于学问，不只是因为爱好，因为志向，那也一种转移、转化，一种生命寄托。
李叔同的出家，也有不为人知的刻骨之痛，他们都是不肯再为欲伤人、自伤的人。唯有对自己狠，对情狠，这才能绝人之痛、绝己之痛，李叔同就因此在日本妻子来寻他时，表现得尤其绝情。
他们这种人的行动力从来远超一般人，踏破木屐而来的日本女子，自然不知“慈悲对世人，为何独伤我”的背后，有一种更深的自伤。
真正的高僧，是放得下背上的女子的，甚至心中早已无男女之别，只有还修炼不到的人，才会以凶狠对情欲，以绝情扮从容。
马一浮当然有条件三妻四妾，汤寿潜后来还想把三女儿嫁给他，但他拒绝了。而当汤寿潜和三女儿生病时，马一浮曾一度刻苦学医，他这样的人岂能无情？
那一次的打击对他实在是太大了，那种失去对他实在是太刻骨铭心了，他只是不想有负妻子，不想再有夫妻之情，不想再有伤害之祸，不想再陷入大哀痛而已。
这世上总有种人，会把深情、内疚、誓言背一辈子，宁肯自苦，不肯苦人，尤其是修行者，所以我认为，丰子恺的结论只说对了一半：
“汤氏夫人被封建礼教所杀，真是可怜！马先生矢志不娶，对爱情如此专一，弥足可敬！但这毕竟是一场悲剧。”
多元虽可以并存，但人终究有诸多不同，所谓白天不懂夜的黑，某种至情至性并不可一概归于脆弱与迂腐，相信了解过马先生生平与修持的人，当知我此言并非虚妄：
他的独身里，深情、忠贞、深悲、恐惧、自罪、牺牲，都可能有，大爱无爱的，不只是佛家，还有至情至善的伤心人。
文 | 九鸦
图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