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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梁建红多次从邯郸前往北京为儿子讨说法，但每一次都无功而返。蒲晓旭摄
重返案发现场，梁建红坐地上痛哭不起
4年前，北京市一中院的法庭上，一次宽恕曾感天动地。
面对杀死自己儿子的凶手，在没有得到任何赔偿的情况下，来自河北的五旬母亲梁建红选择了谅解。她当庭为杀子凶犯求情，“我不想再让别的母亲失去儿子。”
这一幕，被媒体称为“中国司法史上最动情的一幕”。
然而，4年过去了，这位母亲却一直在为死去的儿子寻找“真凶”，她坚信，儿子被害跟拖欠其工资并不知去向的老板有着直接的关系。
4年的时间里，她没有放弃，哪怕路费开销早已超过2000元的债务本身。她在北京苦苦地找寻欠薪老板，誓为死去的儿子讨个说法。
4年中，梁建红每次来京，都会与记者联系，倾诉她的无助和痛苦。“我要的不是钱，而是他（欠薪老板）的诚信与良心！”
大义母爱为杀子凶犯当庭求情
2008年6月26日，北京市一中院。
22岁的宋晓明被两名法警带进了法庭。梁建红坐在法庭上，伸长了脖子瞅着，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宋晓明。她不禁一阵心痛：27岁的儿子马刚人高马大，怎么就被眼前这个瘦小、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小伙扎死了呢？5个月前，22岁的宋晓明向小工头马刚讨要560元工钱，而马刚也因被老板拖欠工资无钱可给。争执发生时，宋晓明拔刀将马刚扎伤，呼救，然后报警。但马刚还是死在他的怀里。
庭审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检察官建议判处宋晓明无期以上刑罚。法官让梁建红发表意见，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我的儿子已经死了，即使把宋晓明枪毙了，我儿子也活不过来了。我就当行行好，能救他一命就救他一命吧。这样做我虽然觉得亏欠自己的孩子，但判对方死刑，叫人家死了，我也接受不了。”梁建红带着哭腔说了这番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继而感动。
“他还年轻，请法院给他个机会吧，不要判他死刑，我不希望别的母亲再失去儿子。”梁建红痛哭着替宋晓明求情。
整个法庭一片肃静。法台上，女法官、检察官、辩护人感动得落泪。
宋晓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没想到梁建红会为自己求情！做完最后陈述，他朝着梁建红的方向，“扑通”一声双膝跪地，磕头谢罪：“对不起，妈妈……”
在自首情节和梁建红的求情下，宋晓明最终被判12年刑期。
梁建红也因大义的母爱，成为媒体的焦点。“中华十大信义人物”、“感动河北人物”、“最美妈妈”……各种称誉纷至沓来。但这些，都不能弥补一位母亲的丧子之痛。
重返现场老母亲双腿发软
2012年11月6日，北京海淀区。
杏石口路西平庄车站的树已有黄叶飘落，几幢矮小的楼房环绕在路口四周。站台上，花白头发的梁建红倚在贴满广告的电线杆上候车，各式出租信息贴满了一旁的站牌，让人难以辨别站点名称。
4年前，就在这里，梁建红的儿子马刚的解释没能挡住刀锋，生命如同角落里的哀鸣，淹没于都市的喧闹中。
刚一靠近，梁建红的双腿就不由自主地发软，她在人行道边上长坐不起。其实她并不清楚儿子出事的具体位置，但身处附近就足以令这位56岁母亲的心狂跳不止。
这是第几次从河北邯郸老家进京讨说法，她已无法记清，但每一次都无果而终。
上午，律师明确告诉她，如果单纯向马刚曾经的老板讨要2000元债务，还可以想想办法。但若想让老板为马刚之死承担连带民事责任，则无法可依，更何况老板已不知所踪。
“老板不欠钱，儿子就不会欠工友的工钱，就不会死！我咽不下这口气！”梁建红操着浓重的口音，一字一顿地说。
“向老板讨说法”这一指令在她的大脑中上足发条。一度，她徘徊在各家律师事务所之间，反复追问律师：“老板是不是该负责？”
在梁建红眼中，不诚信的老板才是杀子的元凶，他们要为儿子的死负责。
不顾反对监狱探视杀子凶犯
2009年2月17日，河北上板城监狱。宋晓明正在此服刑。
入狱后，他给梁建红写了一封信“请妈妈保重身体，我服刑期满后，一定来给您尽孝，报答您的恩情”。
这信又揭开了梁建红的伤疤，她一直有话闷在心里想对宋晓明说。春节一过，她就筹备前往探视。
老伴马明生为此怄了气：“都求情饶他不死了，还去看他做什么！”梁建红不听，执意前往。长途跋涉舟车劳顿，她连吃了几次晕车药。
“妈妈！”见到梁建红的那一刻，宋晓明“扑通”一声跪下，浑身发抖。
梁建红双手扶起宋晓明坐下，一抹眼泪：“你知不知道，马刚马上就要结婚了，他一死，媳妇走了，孩子也打掉了，你一下子让俺家少了三口人啊！”
积蓄了一年多的苦水，从梁建红心中倾泻而出。“你冤枉马刚了，不是他不给你工钱，是他也被老板欠了工钱，他没有骗你啊……”
梁建红掏出带来的一本《弟子规》和200元钱塞到宋晓明手中。她此前看过报道，说外地监狱用《弟子规》教育服刑人员，这本书可以让服刑人员改邪归正。
“儿子就是因为欠他钱才丧了命，我得把钱还给他。”说话时，梁建红心如刀剜。
“你出去了要好好孝顺你妈，你妈一辈子不容易。俺不要你报答，只希望你像俺对待你这样去对待别人。”梁建红的一席话，让宋晓明低下头，继而，大滴的眼泪滑落。
见过宋晓明，梁建红为子讨债的心越发迫切。
替儿讨债只讨得一半欠款
梁建红从身上的黑色小包里，翻出一张粉色收据。因时间久远，若不凑近细看，很难发现上面几近挥发的蓝色笔迹。收据一角已被撕裂，就连粘贴的透明胶条也失去了黏性。几处暗红的污迹分布在票面上，印记斑驳。
“这是当天从儿子身上找到的，上面还带有血迹。”梁建红小心翼翼地收起纸条，仿佛揣起的是儿子的生命。
2008年1月11日，北京朝阳区，马刚遇害第三日。
儿子的工友告诉梁建红，马刚生前打工的朝阳区“望京一号”欠其几千元工钱，导致他没钱给工人。事发第三天，梁建红夫妇在工友和邻居的陪同下，一行9人去讨债。
途中，工友提醒梁建红：“不能哭，更不能提马刚死讯。”
见面后，工友向负责人魏总表明来意，称马刚出了车祸急需用钱，让其父母前来代结工钱。魏总听完，忙让会计清账。会计一翻账簿，说还欠马刚4500元。魏总倒也爽快：“那就全给他们吧。”
梁建红难抑丧子之痛，感激得当场落泪。魏总见状，上前打听马刚的状况。
“你别问了，我儿子死了，让人捅死了。”梁建红说完，魏总愣了一下，“啊，死了？”
梁建红没想到，魏总当即起身，扭头朝身后的会计一摆手：“只给2500元。”
在场工友随即和魏总吵了起来，最后还是梁建红妥协，拿钱走人。“我怕最后连2500元都拿不到。”
人去楼空求助律师讨要欠款未果
2009年2月18日，北京朝阳区。
梁建红再次赶到“望京一号”，希望能要回剩余的2000元。但这次她没见到魏总本人。
说明来意，梁建红被一位负责人告知，魏总当时正在外出差，需要等其回来查明之后才能还钱。
“这本就是一笔良心账，能还钱就行了，我也不愿与人闹翻。”梁建红无功而返，但她还抱有一线希望。
接下来就是等待了。
可等到第二年还是没信儿。梁建红急了，向记者求助。在记者的帮助下，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卢明生答应为其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2010年秋，她再度来京，在记者洪雪和卢明生的陪同下，前往“望京一号”。
但此时等待她的，就只剩一幢空楼。偌大的“望京一号”，早已人去楼空，只剩下一块牌子和几个保安。
梁建红上前打听，无人知晓魏总去向。
她又拿出一张马刚生前的名片，上面载有北京一家知名保安公司的名称。卢明生前往暗访，却发现该名片格式与保安公司统一制式名片不符，且该公司并不承认马刚曾在这里供职。
无法证明劳动关系，法律援助也就此陷入困局。
截至目前，这位来自冀南山区的老人对魏总的了解也仅限于“30多岁、身高近一米八、面容帅气、普通话口音”。而有关对方全名、籍贯、单位等信息，她一无所知。
无从化解上网倾诉悲痛与思念
2009年10月8日，河北邯郸峰峰矿区西北约11公里的义井镇北侯村，即是梁建红的家。
梁建红的家是一个封闭式四合院，米色地砖铺地，堂屋正门两侧均有落地飘窗。下午，阳光透过窗户在地板上倒影婆娑，房间更显通透敞亮。
女儿买了台电脑让梁建红解闷，希望通过游戏、聊天来化解母亲的悲痛。
网络，成为梁建红倾诉和获取安慰的重要渠道。在她QQ空间78条签名中，有64条和悲痛思念相关。唯有倾诉，才能让她的心情稍微平复。
不甘放弃执意继续寻找求助
2012年11月7日，北京市朝阳区。
一封挂号信两年前被寄至梁建红手中。她捧着信，望着信封上“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几个红字，心中一阵欣喜。
但看完信，梁建红的心又凉了半截。
信中写道，接到转接的反映，北京朝阳劳动监察部门随即着手调查，但位于朝阳区南湖南路15号院甲1号楼的“望京一号”已在2009年被法院查封，已无任何人员。劳动监察部门希望梁建红能提供其他线索，以便执法。
梁建红又想到了魏总，跑去派出所查有关信息。民警告诉她，为保护个人信息，只有找律师或有资质的第三方才能办理。
还是不死心，她又找到了朝阳区劳动监察部门。对方热情接待，却仍因没有被投诉人具体信息无法执行。
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梁建红已习惯了这样的结果。不变的，是她依然四处奔走的信念。“我还会继续求助，否则永不死心。”
深夜，北侯村的家中，台灯亮起，梁建红的笔又在挲挲作响……
偶尔泪光一闪，但她并未痛哭。
可是，她的心结仍未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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