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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马致远独自坐在窗前撰写杂剧《汉宫秋》。窗外,天边的暗夜里,隐隐听见秋虫的鸣叫声,以及枯枝在秋风中的摇曳声。马致远放下笔,凝神缔听,仿佛感受到了一千三百年前汉元帝未央官里那种凄凉冷清的气氛,不由得热泪盈眶。和关汉卿齐名的元杂剧艺术大师马致远,大约生活在公元1250年至1324年之间,他早年居住在大都(今北京市),和关汉卿一样,马致远从小生长于汉族书香门第,受到严格的儒家诗书照陶。年轻时代的马致远,很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几经努力,他当上了浙江省务提举官。
在官场里,马致远才看清了元代黑暗腐败的官僚政治,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不能有所作为,于是挂冠而去,开始像李白一样在全国各地游历。但是在元朝的现实环境中,他却无法像李白那样旷达,触目所见,仍是浓浓的优愁。飘泊江湖二十年后,马致远回到了大都,他给自己取号“东离”,却缺少陶潮明那种悠闲心态,无法从现实中超脱。后来,他参加了比间才人组织的“元贞书会”,从自己编撰杂剧的创作过程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马致远和关汉卿处于相同的时代,彼此的个人经历和政治地位也都相似。但是作品的风格却不相同。
关汉卿在杂剧中大声疾呼地臧否人物,抨击社会,以表达自己的愤慨之情;马致远却更注重于含蓄、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戏中的主人公身上,往往寄托着剧作家的自我。他早期呕心沥血写出的杂剧《汉官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汉官秋》取材于汉元帝时代宫女王昭君出塞和亲、远嫁创奴呼韩邪单于的一段史实。这件事在《汉书》和《后汉书》中都有记载,自汉代以后,就不断地成为文人诗篇和笔记小说的题材。晋代以后,开始出现有关画工毛延寿贪污舞弊,以及昭君不肯再嫁后单于吞药而死等传说。
马致远生活在汉人吞声、异族骄奢的元朝时代,当他灯下阅读有关昭君出塞的史事和传说时,脑海里想象出来的,却是一幅皇帝难留美人,昭君被迫出塞的屈辱心酸的民族悲剧图景。他以此写成了含悲倾诉、令人回肠的《汉官秋》。马致远的《汉宫秋》。在昭君出塞这个尽人皆知的历史题材里,注入了元代社会所特有的历史氛围和他自己的满腹愁绪。他以自己在元朝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受,把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实,描绘成为在异族咄咄逼人的威胁凌辱下忍气吞声的一场民族耻辱。
汉元帝对满朝文武贪生怕死的愤怒谴责中,包含马致远本人对于南宋亡国的惨痛反思和谴责。他笔下的汉元帝,是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他的善良、懦弱、孤独、压抑、无可奈何的愤怒,深刻的内心矛盾,无不反映了元朝知识分子彷徨失路、痛苦挣扎的心态,马致远对他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所以《汉宫秋》一问世,即在元代知识阶层中激起了广泛的共鸣。它被广泛演出,争相传抄,长时期中一直获得极高的评价。明人臧晋叔在编选《元曲选》时,特意将《汉宫秋》置于全书的首篇。
进入中年以后,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马致远的思想愈益趋向消沉。他居住在自己的山庄里,离开了社会和民众,独自幻思一个新的世界。这时候他开始编织一系列的“神仙道化剧”,把改变社会、拯救人性的希望,寄托于虚无默渺的来世或法力无边的神仙救世主的身上。在马致远留存下来的七种杂剧中,神仙道化剧就占了四种。它们是:《黄梁梦》、《岳阳楼》、《任风子》和《陈持高卧》,前三部作品写的都是一个神仙超度一个凡人,使之认识到人间的一切富贵和苦难,悲伤和欢乐,都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只有出家学道,才能得到永恒的欢乐。
在《黄梁梦》中,是钟离权超度吕洞宾;《岳阳楼》中,是吕洞宾超度柳树精;而在《任风子冲中,则是马丹阳超度任屠夫。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陈持高卧》。陈按是五代、宋初有名的隐士,宋史有传,后来渐渐被染上了神话色彩,在传说中成为一睡数百年的隐居仙人。马致远在这一神话的基础上编写了《陈技高卧》,剧中描写陈专正在华山修道,见中原一带隐隐有天子气,乃下山卖卦,为赵匡胤指迷,暗示赵氏日后必为天子,并向他指点了以汴梁(今河南开封)作为兴龙之地。
后来赵匡胤果然削平群雄建立了宋朝,乃命人将陈抟请到宫中,企图将他留下辅佐朝政。陈持在宋朝宫廷中抵御了高官厚禄、美女金帛等种种诱惑,最后辞别赵匡胤,仍骑一驴回到华山。在陈技这个闲适的隐居仙人身上,马致远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这个人物的言语、行为、品格和他所起的政治作用,实际上正是晚年马致远所憧憬的理想,也是元代社会环境中许多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向往的境界。综观马致远的所有剧本,都在不同程度上染有消沉的思想色彩,令人感受到一种压抑的情绪氛围,反映出元代下层知识分于苦闷彷徨而没有出路的典型心态。
马致远的剧本以“典雅清丽“著称,在语言上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擅长于心理描写,细腻、形象地勾勒人物复杂的内心情境,将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准确鲜明地展示出来,引起观众的同情和共鸣。这些,使得马致远在元代以来的剧坛上一直受到激赏,他以自己与关汉卿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丰富了元代的杂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