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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立志去寻找能够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改天换地的能量的组织，寻找能使他自己的生命燃烧的组织，在长征路上，他历经磨难，终于找到了这样的组织。
从那时起，毛泽东便成了党和红军的象征，而党和红军也便从此具备了毛泽东的性格。
长征证明：毛泽东的命运与党和红军的命运是如此的契合，它证明了这样一句名言—最深刻地了解人民的是领袖，最深刻地理解领袖的是人民。
1934年1月15~18日，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全会推选博古（秦邦宪）、张天闻、周恩来、项英、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即政治局常委），在这次会议上，博古当选为中共中央总负责。
毛泽东身在瑞金，却奉命“休养”，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可见当时他在党内的地位已经十分边缘。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闭幕10天后，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而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红军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全面失败，共产党随之丧失了最大的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
最早从中央苏区突围的，是寻淮洲率领的红七军团的6000余人。1934年7月7日，这支部队在闽西连城突破了敌人的重围，但此番突围的目的却并不是长征和转移，而是调虎离山，转移蒋介石的视线。然而由于兵力过于单薄，他们的行动并没有达到调动敌人主力离开苏区的目的。
这表明，在被迫长征前两个月，当时的中央仍然没有想到苏区会丧失，当然也没有做出苏区丧失之后，下一步行动的打算。
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中央苏区丧失在即。正像1927年春，在大革命高潮时预见到大革命的失败一样，毛泽东预见到，中国革命将再次遭遇像大革命失败那样的重大挫折。
1934年7月23日，在通宵开会后，毛泽东于黎明时分登上了会昌城外的岚山岭，写下了《清平乐· 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正像当年凝视着井冈山一样，此时的毛泽东凝视着苍茫的南岳，他知道，红军将去往完全陌生的地方，除了再次到人民群众那里去发现良知之外，只能依靠红军自身坚定的政治信念与求生意志。除此之外，红军已经一无所有了。
毛泽东差一点病死，但他却又一次奇迹般地复活了。
在长征开始前，由于离开了军队，毛泽东做的与军事有关的工作，就是在群众基础最好的闽西地方“扩红”。在苏维埃临时政府毛主席的动员下，有4 万闽西子弟在长征开始前参加了红军。但他们却并没有全部参加长征，有两万人留了下来，当红军撤离苏区时，他们负责了阻击敌人的任务，最残酷的阻击战就发生在龙岩地区的连城县，这就是著名的“松毛岭战役”。在这里，两万红军固守了整整十天十夜，牢牢地守卫着苏区的东大门。今天，松毛岭上，当年鏖战的工事犹在，山中掩埋了无数红军的白骨。
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
1934年12月，一支两千人的闽西游击队在武平大山中被敌人包围，激战两日之后，游击队全军覆没。
经过了难以想象的苦斗，幸存的红军游击队在抗日战争期间改编为新四军。皖南事变后，曾经在闽西工作并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受命重建新四军并任政委，而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则壮大为华东野战军，即著名的陈毅、粟裕大军。
30年后的1964年，当有人提议把歌曲《十送红军》编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周恩来却伤心地说：不好吧，当年红军离开苏区，哪有这么有秩序的送行啊，那是撤退和突围啊！
油画《送别》
实际上，长征是在秘密和极端仓促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先没有进行政治动员，别说苏区百姓，就是广大官兵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教条主义破灭了，在教条破灭的地方，教条主义者们终于不得不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残酷局面，一种苏联红军从来没有经历过、想象过的局面。毛泽东后来这样一语中的地说：“长征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而长征的伟大，首先在于它使中国共产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被逼迫着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
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批革命者面对过像长征这样的历史条件、客观环境：空前强大的敌人，如此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如此严重的错误路线、如此剧烈的内部分裂，以及如此严酷、恶劣的生存境遇，而这一切历史条件、客观环境，就如同一堵无边高墙冷漠地矗立在那里，它以铁一般的事实和血淋淋的残忍宣示着：在中国，革命是不可能的，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的存在统统是不可能的，革命与造反，是没有出路的。
但是，长征却宣告说：在一切残酷的历史条件、环境之上，在一切貌似客观的知识和逻辑之上，还有“天理”存在。
长征是“天理”的胜利，而没有天理，就没有奇迹，没有奇迹，就没有革命。
如果说长征是一次伟大的胜利，那么长征便是意志的胜利，是人类意志的赞歌。长征中无数动人的故事，说明了红军的意志力是如何的顽强。而其中一个是关于著名的断臂将军余秋里的。
余秋里在长征途中左臂负伤，他就是晃荡着一支断了的胳膊走出草地的。为了止痛，他不断地往断臂上淋水，结果伤口腐烂生蛆。在拖着断臂行军200天后，他接受的治疗则是用锯条把断臂连骨带肉地锯下。
女战士周起义参加红军之前是裹了脚的，而她就是凭着一双小脚走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当战友们看她实在走不动了，动员她留在当地，说待革命胜利再来接她时，一路没有流过一滴眼泪的她，却号啕大哭。
廖承志则亲眼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位红军母亲分娩后，为了不拖累部队，把孩子抛入了水中，而就在抛孩子的一瞬间，那个母亲也举身扑入水中，母亲和孩子一起消失在水中。
这就是长征。
长征就是这样写在了亚洲的原野上，写在了人类的历史上。
枯瘦的面容、先知的目光、革命家的腿，毛泽东长征时代的形象，就是这样写在了中国人民的心里。
毛泽东青年时代说过，人类的目的在于自我意志的实现，在于把身体与精神能力发挥到极致，而实现自我意志的凭借就是国家政治组织。
基于这样的宏愿，他创立新民学会，参与建党，投身国民革命。而当他发现国民党不是这样的组织的时候，他就率领红缨枪的队伍反对国民党—尽管他曾经是在国民党内担任最高行政职位的共产党人。而当他发现苏联指派的党中央也不是这样的组织的时候，他几乎独立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虽历经磨难、打击而终不为悔。
正是长征证明：遵义会议以来的党和红军，就是毛泽东要寻找的那个组织。正是长征使党和红军找到了自己的领袖，而也正是在长征路上，毛泽东找到了他一度失散的组织。
多少次，党、红军和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在寻找自己的领袖：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多少次，毛泽东在磨难和黑暗中苦苦地寻找使自己的生命燃烧的组织，他在晚年曾怆然而决绝地说：你们不跟我走，我就去找红军！我就重回井冈山打游击去！
多少次，毛泽东在长夜中苦苦追寻，追寻着他的党、他的军队和他的人民。
多少次，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与毛泽东失之交臂。
正是长征证明，毛泽东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红军和革命的命运，竟然是如此的完全一致。
选自《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
作者：韩毓海
责编：陈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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