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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他遭遇不幸后有感而发，采用句法参差不齐、声韵变化自由的歌行体。北京大学教授蔡义江认为，这种手法体现出诗人的人道主义情怀。杜甫在自己受苦遭厄的时刻，还念念不忘他人的不幸，甚至宁愿牺牲自己来使他人获得幸福。杜甫在这首诗中表现的人格精神，对后世诗人的影响很大。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这首诗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秋天。杜甫到成都后，在城西浣花溪筑起一个草堂居住。上元元年至二年（760—761），杜甫没有官职，生活困难。上元二年八月，一场狂风骤雨袭来，诗人屋破，无处蔽身，长夜沾湿，寒冷难寐。这首诗歌写了他的不幸遭遇和由此而产生的感想。
一
诗的内容共分为四段，采用的形式是句法参差不齐、声韵变化自由的歌行体。诗的头两段句数成单，都是五句。在通常情况下，诗句是成双配搭的，因为两两相辅，节奏会显得协调而有规律，倘若成单用独，就会使人产生一种不稳定的感觉。这两段杂以独句，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一则表现狂风破屋的声势，二则写出无可奈何的焦急，因句子成单而增强了不同寻常的效果。
第三段由风转雨，由昼入夜，屋破雨打，仍不离诗题，可见诗人前面的焦虑是有理由的，他早已预料到茅草被吹走将造成怎样的困难。“布衾多年冷似铁”，足见诗人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长夜沾湿何由彻”，不但写诗人因漏雨而通宵无眠，还包含着丧乱中无穷的流离颠沛的回忆。这样，诗人顺理成章地转入末段，推己及人，联想到广大贫苦之士。他从现实进入幻想，希望能有万间广厦，大庇寒士，行文又杂单句，而且到末尾接连地间用九字长句；在一声“呜呼”的叹息之后，亦由平声转为入声。通常，换韵多同时换段；换段而不换韵，有助于增加前后之事相连接的感觉，如第二段到第三段即是；不换段而换韵，常常表现为语气的转折或情节的变化，因此，这一切都符合诗人心情的激荡。幻想和愿望，都远在诗题之外，但诗人用末句“吾庐独破”一笔兜转，收入本题，其疾如开而能合，放而能收，变幻之中，自有法度。
二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和深厚的爱。诗无疑是有人民性的，体现了诗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可是，有人以为，杜甫的住宅，茅草既有三重，总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冬暖夏凉，比瓦房还讲究；诗人骂贫穷的孩子为“贼”，反自诉贫困，忘记了农民比他穷困百倍；还找出“寒士”二字，说诗人其实只为读书人打算，并不是为人民着想，即使有广厦千万间，他们也是不能住进去的，甚至把幻想的图景当作施工的方案说：这许多广厦不知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想到吧？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的像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
我们认为，这样讥评诗人是不公正的，这样说诗，也是不妥当的。“卷我屋上三重茅”，“三重”是虚数，言茅草被吹走之多，为的是形容秋风猛烈，任何简陋的茅屋都不妨用这两个字。诗中“南村群童”，我们无从知道他们是贫穷农家的孩子，还是地主乡绅府上的少爷。仇兆鳌以为“此叹恶少凌侮之状”。我们认为，群童调皮捣蛋，甚至喜欢恶作剧，这是可能的；说他们是“恶少”，未免过于认真。但说他们“公然抱茅入竹去”，就是由于“贫穷”，却也缺乏根据；把日常口头戏语中随便说的“盗贼”当成诗人对孩子们的严斥痛骂，恐怕更不是诗人的本意。
三
至于说诗人只能为其阶级地位相同的读书人打算，不可能为广大人民着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兵车行》、“三吏”、“三别”或者《又呈吴郎》（劝吴郎任凭“无食无儿一妇人”来堂前扑枣）等作品是为谁着想的呢？《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穷年忧黎元”怎么说呢？“路有冻死骨”难道都是读书人？此诗结尾说“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也是推己及人，所及的是“平人”“失业徒”和“远卒”。
“寒士”，从字面上说，固然不妨讲成贫寒的读书人。但写诗总是以个别见一般。因此，这里的“天下寒士”，其实际含义是可以包括普天下一切贫苦人民的。而且，士在古代本为男子之通称。如《易归妹》“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诗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等等，其中的“士”皆是劳动人民。何况，诗人不可能有现代的阶级观念，也不会想到要把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对立起来。王安石极其敬仰杜甫的为人，他写过一首《杜甫画像》诗，其末说：“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飗。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死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这里对杜诗中“寒士”的理解，就是“四海赤子”。即使这只是王安石的感想，但王安石能想到的，杜甫就想不到吗？
杜甫在这首诗中所表现的人格精神，对后来进步诗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不仅王安石，白居易曾作《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诗，完全与此诗出于同一机杼。白居易诗的前半部分写新制绫袄如何温暖轻软，穿在身上去赴夜宴，一点也不觉得冷，然后说：“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这也是推己及人。一个幻想有“广厦千万间”，一个幻想有“大裘长万丈”。白居易继承杜甫的精神，从杜诗的艺术构思中得到启发，不是很明显吗？两首都是好诗，但如果要加以比较，则可以说杜甫的精神更为可贵。因为，在自身温饱的情况下，同情他人的饥寒比较容易，在自己受苦遭厄的时刻，还念念不忘他人的不幸，甚至宁愿牺牲自己来使他人获得幸福，这就要难得多！（作者：蔡义江，系北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