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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式家具在古典家具中作为一种审美典范已成业界共识，闻名遐迩。明式家具所表现出来的儒雅风韵和人文气质是如此的相似。有相关学者将明式家具归纳出“八大审美情趣”：
其一·君子不器
明初，随着商品经济生产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生活情趣的要求，民间工艺美术也有了新的发展。吉祥如意图案在民间普遍流行，上层达官贵人推波助澜，特别是“缠枝花纹”和“夔龙图案”，严谨工整，华丽优美。在工艺装饰上，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格，所有这些都在明代家具的装饰风格、造型艺术、工艺构造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明代家具制作的重镇苏州，是当时全国手工业最密集的地区。至明后期，苏州等地出现“富贵争盛、贫民尤效”的风气。这不仅仅体现在服饰上，当时的婚嫁习俗、家庭摆设对家具提出了新的要求，到了“既期贵重，又求精工”的地步。除以当地榉木制作外，纷纷启用花梨、紫檀、乌木等优质硬木加以精工细作。
这一时期唐寅、李渔等文人骚客纷纷加入家具的设计、风格的研讨、时式的推广，特别将个性化的艺术思想融化到具体的器具之中，使得那时文人的思想、艺术和独特的审美观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也使明式家具制作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明式家具是器，但已进乎道，这核心是人，是物与人共鸣的人。
明式家具之所以能登上大雅殿堂,能成为大家共认得古典家具的审美典范，这里就必须谈到明清两代的文人，即中国古典文人审美情趣。
子曰：君子不器。
二· 精神素描
晚明时期，中国文人良好的儒学修养使他们始终抱着积极入世的姿态。他们既不能忘情于魏阙，但又悠游于山林，这种矛盾但又统一的人格特征，成为中国文人的一种基本特点。
这种境界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审美态度，也使明清文人的清高品格得到升华，使明清文人在明式家具的创意设计、创作的实践中充分展现出“空灵、简明”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从而使明式家具的艺术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成为世人仰慕的“妙品”、“神品”。
明清之际，文人平民化世俗化的倾向更为突出，与世俗生活的相融度也更加提高。这时，文人的气质、学养、审美理想进一步进入世俗生活，更重要的是文人的介入提升了世俗生活，精神世界的物化现象就极为鲜明，明式家具就是典型的代表。
今天的人们通过观赏明式家具超时空、超民族、超国界的永恒艺术之美，去体会明清文人参与明式家具设计和创作的艺术情趣，去体会明清文人在明式家具所寄托的审美心态，去体会明式家具中所展示的明清一些文人“自心是佛”，安静闲恬“清净心”的遗韵。
其三·简约空灵
明式家具的最大艺术魅力就是素雅简练、流畅空灵，但简练是第一位的，删尽繁华，才能见其精神，达到艺术审美的最高境界。
一句简素空灵，把明式家具的最高审美指向表达得淋漓尽致。体现简素空灵之美的家具被推为上乘之品，是有其艺术渊源和文化背景的，它直接受明清以来文人画的影响，两者在审美旨趣上一脉相通。
明代文人画及其对线条和墨韵的追求，就是强调线条所勾成的刚柔、焦湿、浓淡的对比，勾成粗细、疏密、黑白、虚实的反差，勾成运笔中急、徐、舒、缓的节奏的处理，以净化的、单纯的笔墨给人的美感，表现文人内心深沉的情感、精深的修养、艺术的趣味、独特的个性，展现其文人性情深处超逸脱俗的心态。
明代文人对简素空灵的艺术表现形式的追求，反映在由文人直接参与设计制作的明式家具中，造就了明式家具的质朴典雅、简素大方的气质，又不失功能的适用、形式上的完整和技法的老到，将“用”和“意”浑然相通、融为一体的高超技艺以及把握美感、追求闲逸之趣的文人化倾向，都值得人们品赏回味。
其四·文质相协
明式家具以其独特的材质而为世人称誉，这正因为它们特殊的材质，与文人审美中“文质合一”的理想十分契合，达到了璞玉浑金的艺术境界。
璞玉浑金是中国文人传统的一种审美理想，意思是天然美质，未加修饰。而这种推崇质朴其外而美蕴于内的审美理想，与中国传统讲求的“文与质”之美有异曲同工之妙处。
在明式家具、紫砂茶壶中，文与质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它们的材质之美，既是内在的质之美，也是外在的文之美。
不管是紫檀、黄花梨、铁力木还是榉木，其木材质地之静穆、坚硬、古朴，其花纹之多姿、流畅、华丽，其色泽如阗玉般温润典雅。充分说明明式家具用材质地的讲究，是讲求自然去雕琢的杰作。
除了材质之美以外，就是明式家具的“包浆”之美了。
对于明式家具皮壳所呈现的“包浆”，其成因还没有哪一本专著作专门的论述。“包浆”，其实就是光泽，但不是普通的光泽，而是器物表面一层特殊的光泽。
包浆含蓄温润，毫不张扬，从美学的角度来仔细分析，它是明与昧、苍与媚的完整统一。
其五·景隐诗意
明式家具创作是文人“市隐”的乐趣所在。
“市隐”与“狂隐”不同，是中国知识分子从“言志”时代开始转向“言趣”时代，生活中的任何细节，都成为审美对象，进行审美的加工。
情有情趣，理有机趣，庄有理趣，谐有谐趣，对生活的诗化，是“市隐”的真正内涵，成为隐逸文化中十分旖旎的一章。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谈到桌椅的桌撒这样的小物件，强调：“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斫。凡事物之理，简斯可继，繁则难久，顺其性者必坚……”可见当时文人对家具等的要求，完全为其生活习性和审美心态所决定。他们对于家具风格形制追求主要体现在“素简”、“古朴”和“精致”上。
如明戏曲家高濂《遵生八笺》中设计的倚床，倚床高低可调，二宜床冬夏可用，构思巧妙，既能读书休息又能品赏鲜花，意趣无穷。将文人悠然自得、神爽意快之神态反映得如此生动。我们不得不承认，明清两代的一些文人，在器具的实用功能和审美标准方面，从豁达的人生态度出发，达到了与自然和谐融合的高度统一。
其六·才情别院
明式家具所体现的雅俗同流，在明代晚期并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整个文化生态的具体反映。文人才子们寄情艺术，把人生艺术化，以“适情”出入于雅俗，创造出了才子式的典雅。他们既能以诗书立世，又能游戏人生，从而在艺术化的生命里找到了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绝好平衡点。
在这种才子文化的背景下，明式家具作为一种载体，进入了文人的世界，他们借此描绘内心所思与人生情怀。
文人参与明式家具的设计制作，不仅有其审美方面的独特理念，而且就用材、尺寸、形制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满足其茶余饭后的消遣及诗、书、琴、画等雅事的实际需要。
同时，在设计制作中，文人又将自己诗、书、画的特长，与家具相结合，在家具上题诗、作画、钤印，使之更具艺术气息与文化内涵。
文人寓书画于明式家具之中，同时也在书画创作中展示其对家具形制的精通，有的甚至还在画作中对家具进行再创造。我们从明式家具的纹饰、雕刻图案中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和艺术对家具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纹饰、雕刻直接决定了家具的艺术价值。
明式家具上的纹饰雕刻之所以如此精彩，除了有其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外，离不开当时高手云集的工匠艺人以及文人的积极参与，与工匠艺人和文人之间的互相探讨和交流分不开，甚至可以说，有时还分不出谁是匠人，谁是文人。
其七·万物静观
在文化背景中考察明式家具，最终目标还是要把它还原到文化生态中。
形而上的“道”始终贯穿于形而下的“器”，明式家具以其特有的魅力、精美的工艺和别样的风格展示在中国和世界的艺术舞台上。
它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明清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市民阶层家居生活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士大夫及文人墨客闲适写意生活的另一面。
在中国南方，在生产明式家具主要所在地的苏州地区，家居环境更加简洁雅致，它们与江南园林相得益彰，更体现文人雅士的生活情趣。文人们将其生活趣味、人文倾向、文化品味和地方民俗、传统习惯全都融合在一起，将饱含气韵心神的用具恰到好处地融入到居家场所和日常生活之中。
建筑与家具、环境的协调历来为中国古代文人雅士所重视，它不强调流光溢彩，即使有着丰裕的条件，亦不尚奢华，而以朴实高雅为第一，深信“景隐则境界大”。那时的文人们之所以青睐于明式家具，并无止境地去再创造，原因正在于他们欲通过家具来寄寓自己的心绪，展露灵性。
其八· 雅舍怡情
清两代江南文人的闲情逸致对明清家具高度审美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一套书房家具，几件古玩字画，案头笔墨纸砚，闲来兴起，随性涂写赏玩。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人骚客的理想在这有限的空间里伸缩自如。“莫恋浮名，梦幻泡影有限；且寻乐事，风花雪月无穷”，这是一个文人梦想中的别有洞天。
对于雅舍的格局、陈设甚至细节，古代文人可谓竭尽铺陈之能事。
除了古人的文字与画作，其实从苏州园林中也能看到不少雅舍经典之作。如留园轩外石林小院内，幽径缭曲，几拳石，几丛花，清幽宁静。室内西窗外，峰石峋奇，微俯窥窗而亲人。西窗下，琴砖上有瑶琴一囊。北墙上，花卉画屏与尺幅华窗，两相对映成趣。
所谓雅舍，是旧时读书人“夜眠人静后，早起鸟啼先”的圣地。
在这里，能临轩倚窗仰望星空，能穿透物欲横流的阴霾，远离尘世的狂躁，让思想与心灵超越粗糙与荒凉，享受“寂寞的欢愉”。
他们在这安静美妙的空间里，找到了自信自尊和自我的人格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