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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所面临的，又是一个连年战争摧残过的国家：1949年，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是35岁，新生儿的死亡率是200‰。全国只有11.7万名大学生，小学的净入学率只有20%。全国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北京街头上没有一辆汽车是中国产的。
甚至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受阅的17架飞机也都是战利品，为了阅兵效果，有9架飞过天安门后又悄悄折返重飞了一次。
这一天，还有一半以上的国土没有解放。这个国家刚刚从硝烟中“站立起来”。在物质和精神的很多方面，新与旧的交接仍在进行。
但有一点，已经交接地再清楚不过：“北京时间”开始了。
中国的1949年是在两份新年献词中到来的。一份出自毛泽东，另一份出自蒋介石。这使那个元旦在历法以及更广的意义上，都属于辞旧迎新的一天。
在河北的西柏坡村，毛泽东在他的献词里说：“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他的头一句话就洋溢着自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他誓言将向长江以南进军。
长江以南，“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南京，蒋介石在总统府宣读了他的《新年文告》。他已决定下野，脱了戎装，身着长袍，对种种问题引咎自责，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而毛泽东用希腊《伊索寓言》“农夫与蛇”的故事，鼓励国人做出选择。他还宣布，这一年要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组建“民主联合政府”。
70年后，曾在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上亲手投票决定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里，仅剩一位在世了。他在北京一个安静的社区里深居简出，由于双目失明，他已无法目睹这个国家最新的样子。
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这位名叫田富达的老人吃力地回忆着过去。他的记忆已不太完整。谈到兴奋之处，他身体前倾，向着空气伸出双手。用这双手行使投票权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与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等人同在一个会场。他记忆深刻的是，那次会议决定了“中国要走什么路”。
包括政权的缔造在内，许多事情都是在这个会场里决定的：国旗上有无必要出现黄河、斧头和镰刀；电影插曲《义勇军进行曲》能不能当国歌；国号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国号可不可以简称“中华民国”。
用毛泽东的开幕词来说，“将决定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事宜”。
而田富达本人在那决定性的大会上的发言磕磕巴巴——当时他是没怎么受过汉语教育的台湾高山族人，表示希望“赶快解放台湾人民”。这个愿望至今也还没有达成。
事实上，台湾问题是1949年留给后世的少数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
1
1949年是解决了很多问题的一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在这一年说出了他流传最广的名言。
与后世许多人的印象不同，这句话的出处不是10月1日的开国大典，而是10天前的政协会议开幕式。原话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当年为此热烈鼓掌的代表，只剩田富达了。另一位代表谢邦定逝世于2019年5月，在此生写过的最后一篇回忆文章里，这位98岁的老人形容：“这一场景，至今仍然刻在我的脑子里。”
时任政协会议筹备会副秘书长孙起孟注意到，邻座几位年事较高的代表一边流泪，一边“使劲拍掌”。
那次会上，选择国旗是令田富达最为激动的环节之一。在众多选项里，他选了那面红地五星旗，“大多数人同意这个版本”。
几天后的开国大典，他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栏杆边，流着泪欣赏了它的第一次升起。
1949年的中国，升起和坠落同时发生。
宣读《新年文告》一个多月前，蒋介石刚刚失去了“国民党第一支笔”陈布雷。他的众多文稿出自陈的手笔，包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名句。
但陈布雷拒绝见到1949年。在一个夜里，他服下了两瓶安眠药。留给蒋介石的遗书里，他说自己“书生无用，负国负公”。他的子女已入了共产党。
1948年最后一天，学者胡适与傅斯年在南京对着“滚滚长江东逝水”，喝酒，吟诗，落泪。两天后，胡适将他们吟诵的陶渊明的诗句抄在日记里：“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那份新年献词里，毛泽东创造了一个在后世颇为流行的句式——“将XX进行到底”。“XX”可以是“改革”“价格战”“低碳”甚至“爱情”，但在1949年，毛泽东所说的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到这年3月，河北唐山的陶瓷厂工人李向东说，他们在茶壶上面不再画金鱼、美人和兰花，画上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打到台湾去”。
台湾是田富达的老家，也是蒋介石即将退守的那个中国第一大岛。他已为后路作了安排，包括向岛上输送有价和无价的物资：一吨一吨的黄金，一箱一箱的故宫珍宝，一片一片刻着甲骨文的龟甲。
这年除夕的前一个寒夜，一艘叫“太平轮”的巨轮与另一艘船相撞沉没，被称为“中国的泰坦尼克号”。随它沉没的有纱厂的机器、银行的文件和近千人。
这就是1948年和1949年交接时的中国：有的沉入水中，有的浮出水面。
“1948年终于过去了，这也宣告了一种政治体制和一段历史的终结。”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目睹蒋介石“周围的环境不断崩塌”，想到了自己前任的一番话——日本刚刚入侵中国时，那位大使说，中国正在上演一出历史剧，而我们只是坐在前排的观众，只能观赏它，而不会对剧情有任何的影响。
“当时，我还在怀疑作为美国的代表是否只能做一名观众，直到现在，这个观众换成了我，坐在一个豪华的包厢里，观看一场更为悲惨的演出。”
但20岁的田富达在华北军政大学校园里读到毛泽东的新年献词时，想的是，“中国解放，不会是很远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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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比预计的要早。中国共产党的计划是，自1946年6月算起，用5年时间打倒国民党。
1949年元旦，内战进入了第三年，解放军在兵力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东北的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华东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的将军杜聿明收到了解放军发给他的单刀直入的“敦促投降书”。
“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淮海战役打完两周后，民主党派领袖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谭平山、朱学范、蔡廷锴、章伯钧、郭沫若、茅盾等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支持解放军进军江南：“革命必须进行到底。”
只隔了两天，在天津得胜的解放军士兵罗士杰在家书里说，“只要再有一年，这个全国光明的日子就会来临”。
围绕1949年，很多人都在计算时间。南京政府代理总统李宗仁算错了。他以为，“同共产党隔江对峙个三年五载还是可以的”。
田富达的同龄人牟明亮，一位来自山东的士兵更加迫切。他在1948年3月的家书里说：“大人在家好好安心吧。蒋介石就在今年灭亡……”
不幸的是，他牺牲在胜利前夜——解放军渡过长江的决定性战役里。
1949年4月25日早晨六点半，正在南京的司徒雷登突然被人吵醒，发现卧室进了几个士兵——解放军渡过了长江。
“其中一个人对我的仆人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他们很快就会全部拿回来。”他这样记录。
两天后的夜里，解放军的指挥官邓小平、陈毅等走进了总统府。在蒋介石从前的办公室里，邓小平讲了个笑话：蒋委员长悬赏缉拿我们多年，今天我们找上门来了。
下野的蒋介石原本希望避免这样的局面。1949年前3个月，国民党试图通过和平谈判，划江而治，在中国形成“南北朝”。
南京政府还找过司徒雷登，希望美国联合其他几个强国交涉。“我知道这是毫无用处的，可还是遵循他们的意思进行了尝试。”但是，其他国家都礼貌地拒绝了，并表示这是属于中国内政，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解决。”
4月1日，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代表团赴北平谈判。在司徒雷登印象里，这就像“愚人节的玩笑”。谈判没有成功，而且对国民党开了个玩笑——谈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一致同意留在了北平，他们最后都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
之后的几十年，国民党军官陈宝善一次次反思过失败。他“做梦也没想到”，会落败到这种程度。在他看来，解放军的训练不如他们，补给也不好。“我能说出的原因是，军心变了。不然怎么会垮得这么厉害呢？”
根据解放军的师长高锐的说法，攻打济南的时候，做法是“边打边俘边补”——打下一个据点，马上清查一下俘虏。俘虏掉头就参加攻城，换下国军的帽子，或者，直接去掉帽徽。
田富达曾是俘虏。他17岁时参加了国军，稀里糊涂从家乡台湾到了大陆。第一次上战场，他的枪托被解放军的子弹打穿，他问怎么办，排长说：“扔了扔了！”
“还有200发子弹呢？”
“扔！”
“很痛快”，他挥着手，回忆起战场上的对话，以及第一次上战场被俘的经历。
他还记得上战场的路走了9天——“走向解放”的9天。
“我们被‘解放’得很快，早上10点就‘解放’了，中午就问我们，你想回去还是想留下来？”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
回去，部队会发给三块大洋。他想了半天，加入了解放军。
田富达少年时的名字是“富田达夫”——自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投降那天，他“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陈毅曾形容，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支援前线的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杨伯涛被俘后的见闻，部分印证了这一点。
在被押往后方的路上他看到，村落里炊烟阵阵，人声鼎沸，“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他明明带领大军经过同一个地方，所见的是门窗紧闭。
杨伯涛感慨：“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共产党正是在国民党经济与政治政策挫败、丧失民心的氛围之下，才赢得关键性的军事胜利。”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指出。
司徒雷登也承认，尽管自己在国民党中有很多好友，但此时的国民党，“几乎拥有了它当初推翻的那个腐朽政府的一切恶习”。
1949年7月3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写给总统杜鲁门的信里说：“他们不是被从外部打败的，而是内部系统的自行崩溃。”
国民党撤到台湾时，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里，仅有9人赴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做过国民政府考试院长，受蒋介石邀请同乘飞机赴台，他的学生周恩来托人捎信，“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上学时的笔名。张伯苓拒绝了蒋介石，分手时，蒋介石因为失望，没太留神，将头磕到了车门框上，“咚”的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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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一位92岁老人也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签字欢迎解放军入城。他叫萨镇冰，早年投身清末的洋务运动，甲午海战中，他任北洋水师副将。
很快，萨镇冰的名字，出现在1949年参加政治协商的662人名单里。
政治协商这件事情，在内战时的中国不是第一次出现。
3年前，重庆有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都参加过。但最后，国民党撕毁了决议，在民主程序缺席的情况下召开国民大会，起草宪法。历史学家史景迁的评语是，“此情此景不禁令人回忆起1914、1915年间，袁世凯对宪法与国会的操弄。”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又一次发出了号召。有别于旧的，这次提出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五一”口号发布当天，毛泽东给身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的负责人沈钧儒写信发出邀请，他提议开会的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1948年秋季。
哈尔滨是共产党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1948年，它陆续见到了从不同通道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
民革领导人之一朱学范曾在东北的农村和企业调研了40天，他写信告诉李济深，他在这里看到的人民都是喜气洋洋，“有了生气”。
沈钧儒等人是从香港乘苏联货轮来到的，先到朝鲜的罗津港上岸，再到哈尔滨——他们要躲开国民党的封锁。
抗日名将冯玉祥的骨灰后来也到了这里。在此之前，他已与蒋介石决裂，在美国访问时就被中华民国吊销了护照。他从美国启程回国参加政协会议时，当时的报纸标题为：“冯玉祥离美归来参加新政协确信民主必胜”。
这年9月1日，冯玉祥搭乘的苏联“胜利”号轮船在黑海失火，他不幸遇难。两个月后，他的妻子李德全带着骨灰盒到了哈尔滨，呼吁他的老部下“掉转枪口”。
这一年的松花江，出现了冰封后又解冻的奇观。沈钧儒赋诗一首，称赞“地气也随人事转，从今北雁不须南”。
中国的局势也在“冰雪消融”。随着时局的演变，这些人持续向南。他们在哈尔滨繁华的马迭尔宾馆里谈过政治协商的事项。辽沈战役打完，他们又在沈阳谈。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等人在乘船赴约的途中，还是从鲁迅与许广平年幼的儿子周海婴摆弄的收音机里，听到了沈阳解放的消息。
等到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发给宋庆龄的邀请电报里，说的是“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
两天后，“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决定起义，交出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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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在一个傍晚传来。
下午六点，北平的居民从收音机里听到：“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五分钟后。“请听众五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第三次：“请听众一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人们一分钟后听到，国民党守军与解放军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解放军在2月3日举行了入城式。队伍经过前门箭楼时，忽然拐弯，进了东交民巷。人们惊喜交加。那里过去是外国使馆区，是中国饱受欺凌的象征之地。
10天后，第一次到北平游览的解放军军官宋云亮，给未婚妻写了一封信。他介绍了这座城市里的电车和“比驮粮的小毛驴还多”的汽车。这一天最使他兴奋的是，去了东交民巷。
“听说原先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这是‘外国地’，中国人是不大敢去的，可是今天北平已经是人民的城市了，东交民巷的外国人们也再不那么盛气凌人了。”他告诉恋人。
关于北平，田富达所能记起的是傅作义的参会资格问题。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傅作义要当代表，很多人特别是解放军的同志想不通。”
解放军与傅将军的部下刚刚在战场上互为死敌。有人说，见到这些国民党，就想起牺牲的战友。
田富达说，在政协会议之前，他所在的军队党小组议论过傅作义的资格问题。组长朱德作了表态，平息了议论。“朱老总说，想不通也得想通。他虽然杀了不少共产党，但是他也立了功了，你看，我们现在开会的北京，安安静静，他有功劳。”
就此，毛泽东也曾说过：有些代表性人物，我们不能代表，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
傅作义到政协会议报到时，是开幕前两天，他刚在绥远和平协定上签完字，赶回北平。饭店的房间不够用，陈毅把房间让给了他。
所有代表里，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最为特殊。北平是孙中山逝世之地，她本不想回到这里。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去上海接她，周恩来信里的“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略”字被毛泽东改成了“谨”字，更显恭敬。毛泽东自己的信，干干净净，无一处涂改，与他平日风格迥异。
邓颖超在上海等了两个多月。
当宋庆龄抵达北平，毛泽东登上火车迎接。
为了等到这些人，为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最先协商出的134人组成了筹备会，分为6个小组工作，运转了三个多月，从6月15日开到了9月20日，比“三大战役”的任何一场都要旷日持久。
毛泽东在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说这番话时，他左手拿着发言稿，右手不时挥舞。说到“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他手臂上扬，做了个向上划的手势。当说到中国“如太阳升起”，他的手臂更大幅度举起。
这3个月里，按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产生了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662人的名单。
根据中国政协文史馆三级职员李红梅的研究，中国当时有近百个大大小小的政治团体，并非所有团体都会接到邀请。例如，“中国农民党”“青洪帮”等超过20个党派就不在其中。共产党员约占44%，各民主党派代表约占30%，无党派人士约占26%。
662人里，国民党名将杨杰的遭遇令人扼腕。他死在政协会议开幕两天前，国民党派出的特工在香港经过一番伪装暗杀了他。会议代表名单上，他的名字加了黑框。按席次，他是第55号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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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晚七点，第55号代表没能抵达的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开幕了。
综合田富达和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记忆，参会的人有穿工装的，穿长袍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装的，穿军装的，戴瓜皮帽的；有说汉语的，说英语的，说客家话的，说蒙语的，说藏语的。
“这些一看就知道是身份不同的人物，能够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建国大事，对我来说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费孝通说。
周恩来的履历表填得很准确，他没忘记填写自己用过的两个别名，学历一栏填了“南开大学肄业”和“留学法国”。宋庆龄的那张表格显示她来自上海，属于“特别邀请”代表。但毛泽东填错了，学历写了“小学”也写了“师范学校”，没有填写年龄，反而把籍贯写到了年龄一栏。这时他56岁，会后，他和他的画像都将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会成为这个古老国度一个新生政权的领导人。
他的“永久通讯处”一栏，只写了两个字：“北平。”
提交表格时，这些人的身份都是代表，每人都要签到、验证。
开会地点是中南海怀仁堂。事先请建筑学家梁思成主持了改建：在天井上加了顶子，改成了会堂。否则，容不下那么多人。
在这个地点，慈禧太后驾崩，八国联军设立了指挥部，袁世凯的灵堂也设在这里。但此时，旧的地点迎来了新的事物。
主席台上对称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中间是政协出炉不久的会徽，两侧是解放军军旗。
毛泽东以政协筹备会主任的身份宣布大会开幕。军乐队奏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会场外响起礼炮，全体代表鼓掌，时长5分多钟。
有人发现，连军乐队都是从国军投诚过来的。
主席团成员谢邦定记得，台上未设座位，不说“就座”，主席团登台时，说的是“就位”。
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在会场里回荡：“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
他的开幕词持续了18分钟，引起41次掌声。
气象学家竺可桢记过人们的发言时间，比如，刘少奇讲了14分钟，宋庆龄12分钟，何香凝15分钟，华侨司徒美堂加上翻译13分钟。
几年前曾与毛泽东在延安讨论过执政“历史周期率”的教育家黄炎培记得，直到夜里十一点才散会。晚上有“大雷雨”，等到会议结束，雨已停了。
文史学家宋云彬的日记里说，宋庆龄的演讲词“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可惜她说的是上海话，有失力道。她发言时，雷雨大作，电灯忽灭，幸而不久又亮了起来。
除去休息，会议开了8天，共有85人发言。
宋云彬的日记里，留下了这些点评：梅兰芳善唱戏，但读演讲词“不成”；陈嘉庚方言太浓，必须靠人翻译，他逐字念稿，像“过去私塾先生念书”。傅作义的发言“最坦率”。
傅作义在会上说，今后将以“将功折罪”的心情，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力。他赢得了20次掌声。
作家刘白羽认为，国民党高官傅作义等人的发言之所以博得掌声，并不是由于他们做了历史的见证，更重要的是“如百川之趋大海”，显示了人心所向。
48岁的农民代表李秀真，儿子死在了战场上。她穿着对襟上衣，上台颤抖着说：“我们开这个大会不容易啊！这是千千万万人的血汗换来的，我的儿子没有亲眼看见新中国，我做娘的替他看到新中国。”
黄炎培把新中国比作“新建的大厦”，由许多钢骨水泥的柱子撑起，第一是中国共产党，还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大厦的主人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
田富达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身份来到这里。他20岁，很多事情似懂非懂，是会场里最年轻者之一。他的汉语水平不好，发言稿准备了两天，经过了台盟一位工作人员的润色。即便如此，他也念得不太流利。
发言后，他情不自禁过去握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对他说了什么，他因为心情激动，一句都没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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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将要决定的最重要文件，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它是建国纲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决定了国体、政体等大事。
这份纲领的草案，最早是李维汉起草了一个版本。然后，周恩来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里一周，呕心沥血，写出了另一个版本。先后经过三次起草，三次更名。
毛泽东批示其中一版时，曾提醒为他送件的胡乔木，“你应注意睡眠”。
在最终通过的版本里，第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
据谢邦定回忆，有些代表曾建议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明确写入，周恩来解释，新民主主义一定要向社会主义发展，但在现阶段应该通过宣传、解释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人民看。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
在纲领的草案里，周恩来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
与国家最高政权机关的产生方法、政务院的架构等相比，国号是引发争论最激烈的。
毛泽东在筹备会全体会议上喊的3个口号，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认为，“人民”已经表达了“民主”的意思。黄炎培和张志让则主张要用“民主”二字，并认为以后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至于简称，提议“中华民国”和“中华民主国”的都有。
在一个征求意见的场合，年过八旬的司徒美堂说：“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
9月27日，政协全体会议最终决定，国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中华民国”简称。
周恩来在这天补充说明不再写“简称中华民国”时，会议记录专门提到，此处有“掌声”。
这一天，还决定了国旗、国歌等事项。筹备会此前登报发布了征集启事，国歌收到632件曲谱、694首歌词，但没找到满意的。马叙伦、徐悲鸿、郭沫若等人主张，暂用抗日战争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
但有人说，歌词“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时。郭沫若、田汉等都认为可以修改歌词。张奚若、梁思成举出法国国歌《马赛曲》为例，主张不改，保持完整性。
周恩来也赞成不改。他说，这首歌在抗战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还要“居安思危”。
这次讨论，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合唱中结束，合唱者包括词作者田汉。
国旗的应征图案在一个月里收到了2992幅，其中从美洲寄来的国旗图案23幅，还有的来自国民党统治区。
征集启事明确要求“红色为主”，应征图案里三分之二是红色，仍有三分之一以白、蓝、黄等为底色。
朱德设计了一个版本，旗子左上角为蓝色长方形，嵌有红五角星；陈嘉庚设计的那面，有镰刀和斧头图案；郭沫若设计的国旗上有两个长条，象征长江和黄河。他们都落选了。
张治中坦言，他不欣赏旗子中间带有黄杠，认为有国家分裂之感。
正式会议期间，初选委员会将累计收到的3012幅图案选了38幅印发全体代表讨论。第32号当选，但是作了一定的修改，去掉了最大那颗星星上原有的镰刀和锤子元素。因为像模仿苏联国旗，这个图案本来是被淘汰的，几经讨论，又复活了。
它的设计者、上海市民曾联松，一年后收到了中央政府寄来的政协纪念刊一册和人民币（旧币）500万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
9月27日，《国旗、国都、纪年、国歌决议草案》通过：国都定于北平，改名北京；纪年采用公元；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消息传出，前门大街的瑞蚨祥布庄，红布快速售罄。
开会期间，田富达住在另一位代表、台湾同乡会会长林铿生家里。很多同乡来打听消息。“人们最关心的是谁当主席，”他说，“也关心首都在哪儿。”人们猜测，毛主席既然到了北平，那么石家庄就不会是首都。
会议最后一天下午，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
投票者576人，每个都很慎重。据刘少奇报告，无人弃权，没有废票。毛泽东当选主席，得票是575张。
投票过后，代表们从怀仁堂到了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他们在会上决定的。
已是傍晚，毛泽东在暮色里宣读了他起草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谢邦定“有点意外”，他没想到，会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牺牲的先烈，悉数纳入“人民英雄”之列。
这几天的很多事情都塑造了这个国家。就连马叙伦在请假缺席中提出、由鲁迅遗孀许广平代为转达的一个建议，最后也影响后世：希望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
田富达是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在他印象里，9月30日，宣言很快就获通过。
“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那份宣言说：“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
那天晚些时候，北京饭店里举行了近800人的庆祝宴会。根据孙起孟的记录，“人人都多喝了些酒，因为人人都有吃喜酒之感。”
田富达那个晚上兴奋得没有睡好，因为，“要开国了”。
10月1日下午三点，那个湖南口音拖着长腔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第一面国旗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升起。
城楼上的田富达流下了眼泪。他四处眺望，见到了他所在军校的台湾学员。他们原本要参加分列式，结果改去了观礼台。他们含泪遥遥招手。
而那位曾在参观东交民巷后兴奋不已的炮兵宋云亮，迎来了他更难忘的时刻：在开国大典指挥鸣放礼炮。
这个时候，蒋介石在广州的一个公馆里，静静地听到了无线电波送来的湖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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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间，见证者们渐次离开了人世。李红梅和同事今年9月出版《人民政协诞生实录》一书，4月曾去医院探望谢邦定，约好等他出院后再去拜访，一个月后，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
2019年9月20日，田富达出席了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他是特别邀请嘉宾，坐在头一排。他已看不到任何人的表情，只能听到人们在说话，在拍手。过后，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置身于那个会场，他想起了70年前另一个会场。他当时那么年轻，“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就被选为代表，进入了一扇开启历史的大门。
他仍存着当年的代表证和纪念刊。脱了线的纪念刊里收录了他1949年的发言。
“如今我最大的心愿，和70年前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时说的一样，希望早日看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他说。
今年，他庆祝了90岁生日，他的弟弟专程从台湾到北京为他祝寿。他已极少出门，但仍准时收听《新闻联播》，这个时候他会谢绝打扰，哪怕自己的孩子也不可以。如此关注外界信息，他解释，“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的家乡还没解放。”
70年后，田富达还记得，天安门城楼上不准大声喧哗，人们站在那里，小声议论，欣赏盛大典礼和北京的景色。
1949年的北京还没那么多高楼。这些人从天安门可以看得更远，他们面前是30万人，以及一个辽阔的国家。这个国家，从8800多米的海拔高度自西向东倾斜，分成了3个阶梯。这个国家，从南到北跨过了5个温度带。这个国家，拥有众多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这个国家，地球上大多数动植物都能找到栖息之地。
但他们所面临的，又是一个连年战争摧残过的国家：1949年，中国人的身高要比现在矮很多，人均预期寿命是35岁，新生儿的死亡率是200‰。有的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全国只有11.7万名大学生，小学的净入学率只有20%。全国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北京街头上没有一辆汽车是中国产的。海军司令员去甲午海战标志地刘公岛考察时，因为没有船只，租了一条渔船。
甚至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受阅的17架飞机也都是战利品，为了阅兵效果，有9架飞过天安门后又悄悄折返重飞了一次。4架飞机是携带实弹飞行，如遇敌机偷袭，要“立即进入战斗”。那次阅兵前，受阅官兵接到的命令包括，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一年之后，北京真的破获了一起轰动的案件——有人计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日炮轰天安门。这只是新生政权面临的威胁之一。
这一天，还有一半以上的国土没有解放。至于台湾，解放军对金门岛的炮轰要到30年后——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尊重台湾现状、实现和平统一”方针——才会停止。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了，但9年后才会竖起。士兵们在10月1日这天的阅兵式上接到了新的进军命令，“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其中的很多人将在西南、西北或东南的战场上，像纪念碑所铭记的前辈们那样战死。
在毛泽东的计划里，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所说的“赶考”刚刚开始。1949年3月23日下午，从西柏坡出发之前，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他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曾在这座古都建立政权，但只维持了40天。
1949年，中国有132个城市。从农村壮大的执政党要试着学习接管和治理这些城市。党的工作重心要实现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不管是毛泽东还是他的盟友、他的敌人都承认，这会是一个挑战。“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他说。
这一年，到北京访问的前苏联代表米高扬发到莫斯科的电报里，这样报告他的见闻：“必须指出，我与之会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农民问题和整个经济问题方面，都是十分内行的，而且是对解决这些问题都很自信。不过他们在生产业务问题方面知识很贫乏。他们对工业、运输和银行的概念也很模糊。”
美联社的一位记者在报道里预言，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他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
在10月1日这天，天安门见到的有必然也有偶然：1919年，年轻的许德珩在它面前喊过救国的口号，成为五四运动风云人物；30年后，他经历了协商建国的整个过程，登上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典礼举行时，许德珩未来的女婿邓稼先还在美国留学。再过几个月，核物理学家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的第9天上，就会启程回国，日后他将成为中国原子弹的设计者，被同学杨振宁誉为“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这年年底，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从1949年8月至1955年11月，共有1536名高级知识分子归国。
他们面前，这个国家刚刚从硝烟中“站立起来”。在物质和精神的很多方面，新与旧的交接仍在进行。
但有一点，已经交接得再清楚不过：“北京时间”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