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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是一段流行于周朝的民歌歌词，也是《诗经》最为耳熟能详的开卷之作。雎鸠是一种鸠类的鸟，相传这种鸟用情专一，如果其中一只死了，另一只也就忧思不食，憔悴而死。诗以雎鸠起兴，比喻君子所追求的“窈窕淑女”即是这样一位可生死相随的终生伴侣。
“窈窕淑女，君子好速”已经被人们唱了两千多年，还将被继续唱下去。两千多年来，这位“窈窕淑女”曾使多少君子“辗转反侧”，“寤寐求之”。为了得到她的芳心，他们“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用尽了世上最美好的语汇，唱尽了人间最动听的歌声，甚至献出他们最宝贵的生命……
人们不禁有些好奇，这位“窈窕淑女”究竟有多美呢？
《毛诗正义》解释：窈窕，幽娴也。淑，善也。
古代“佳人”以娴静善良为美，柔婉像春风拂面，如细雨润花，但她又是任何强力都无法遮盖的。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女性美是大自然赋予人类最美好的礼物，即便是再刚毅冷情的男人也无法抵挡女性的魅力。
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曾借一位道士之口讲述这“美”的降生：
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革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
在曹雪芹的笔下，女子美艳的形体是仙芝珠草得甘露“灌溉”、“滋养”而修成幻出的。奇幻迷离的故事，为女性之美披上了一层神秘朦胧的面纱。塑造了女人超凡脱俗的美质，然而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视野里，女性之美也充满矛盾、迷朦和神秘。
佳人时而被奉为神女仙子，普洒甘露于人间；时而又沦为蛇蝎狐鬼，施媚术惑人心，令天下男子蚀骨销魂。道德法庭上，她往往是跪着的被告；而爱情神殿上，她则又是被膜拜的菩萨。“孔雀东南飞”，她走投无路，以青春自毁而抗争；“万里赴戎机”，她横枪跃马，以大智大勇示女儿之尊严。
总之，在古代传统审美意识中，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女性美被赋予太多的歧义。男性的意志决定着对女性的审美观，最终是男性对女性的价值评判。作为审美主体的男性群体，他们既要欣赏女性本然的美质；又要用他们自己制定的道德去对这种“美”进行规范控制。
他们既要满足爱美的天性，充分享受女性美所给予的愉悦，又要时刻维护男权专制的社会与伦理秩序，保持其“男子汉”的尊严。他们既认同存在于生理深层中的阴柔本质；又在理性的挣扎中极力以阳刚之气相标榜。而这种审美主体矛盾和困惑，也让女性审美观变得错综而纷繁。
“窈窕淑女”是如何地窈窕娴淑呢？
也就是说女性之美，在传统的民族审美心理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
中国传统文一直在“好色”和“戒色”之中左右摇摆，即便是某个“谈色惊变”的特殊年代，墙壁上“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女民兵也永远是最爱。说到底，“戒色”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它所掩盖的是骨子里的“好色”情感。
因为“好色”，而担心不能自制转而变成了“恐色”，进而要求“戒色”。这里暴露了男人们的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喜好美色、渴求美色，贪恋美色；另一方面，他们又恐惧因此而损害了事业，危害了父权的统治地位。
虽然宋儒提出过“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张，但真正为人们所接受的则是“好色而不淫”的原则，回到“窈窕淑女”的话题，即便是孔子也说“《关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关雌》虽然思慕“窈窕淑女”，但却得到了孔子的认可，原因在“不淫”，即不超越道德的警戒线。而孟子对“好色”的问题谈得更直接，也更明确。梁惠王说自己“好色”，孟子并不为怪，说：“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还说：“好色，人之所欲。”
在孟子看来，统治者“好色”本身是完全正常的，无可厚非的。关键是不误国事，做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就可以了。楚国的宋玉曾针对别人说他“好色”而专门写过一篇《登徒子好色赋》，赋中以不懂得女色美而只知发泄性欲的人为“淫”，而对见到美女心为所动，但只是“精神相依凭，目欲其颜，心顾其义”。
那么怎样的女子才算是“窈窕淑女”呢？
清代初年李渔的《闲情偶记》是这样总结的。
一、肌肤白净；
二、目细眉长；
三、手嫩指尖；
四、小脚瘦软；
五、臂腕丰厚；
六、娇姿媚态；
七、体香容艳；
八、发饰自然；
九、衣衫雅洁。
这九条标准虽然反映的是李渔所处时代的审美倾向，掺合了个人的偏好，但实际上中国几千年来对女性姿色美的评判标准也不出左右，对于“窈窕淑女”的标准，不仅是对外貌的审美习惯，也是文化积淀，从女性自身的姿色之美到外在的妆饰与涵养之美。但这一切，首先得从“白”开始。
问题来了，你长的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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