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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大众开始对柳亚子之名知之不多，但后来因毛主席的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诗公开发表后，柳亚子的名字开始名扬天下，柳亚子是何人？也开始引起人们关注。
这或许因为，在当年的文化人中，有资格与毛泽东作诗词酬唱的，都很了不起，除了郭沫若之外，恐怕就只有这位柳亚子先生了。
(毛主席与柳亚子)
其实，柳亚子在旧中国也有一定名气。他是江苏吴江人，清末秀才，1906年加入同盟会，1924年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他被通缉，逃往日本。1928年回国，进行反蒋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从事抗日民主活动。
抗战胜利之后，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于1945年8月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国共谈判。在重庆的43天中，毛泽东除主持谈判外，还同社会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柳亚子先生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结识的老朋友。刚到重庆不久，毛泽东就在重庆桂园寓所，宴请柳亚子、沈钧儒等人。
席间，一生与诗相伴的柳亚子赠毛泽东七律一首，写道：“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9月2日，《新华日报》以《赠毛润之老友》为题，发表了这首诗。
9月6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又到重庆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看望柳亚子。在柳的寓所，柳亚子请毛泽东校正他准备收入《民国诗选》的毛泽东《七律·长征》一诗，并再向毛泽东索诗。10月7日，毛泽东将《沁园春·雪》题赠柳亚子，并附信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得到毛泽东题赠的《沁园春·雪》后，柳亚子很快作出了和词《沁园春次韵和毛润之咏雪之作，不尽依原题意也》。10月下旬，柳亚子将毛泽东的那首赠词与自己的和词，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柳诗尹（瘦石）画联展”上展出，并将两词送交《新华日报》，要求同时发表。大概因发表毛泽东的词需经本人同意的缘故，《新华日报》于1945年11月11日只单独刊出了柳亚子的和词。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国共两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的武略文韬更早已举国仰慕。在诗画联展上展出毛泽东有词《沁园春·雪》后，山城文化界纷纷流传开来，等到柳亚子的和词公开发表后，很多人不停打听原词《沁园春·雪》。
当时的重庆《新民报》属于“中间偏左”的媒体，事实上是倾向于进步的。此时，重庆《新民报。晚刊》的副刊《西方夜谭》，是由著名的剧作家吴祖光当编辑。在山城各界皆盼毛泽东原词的氛围下，吴祖光设法拿到了这首词的抄件，读后他更是赞誉有加，当即就在1945年11月14日的副刊上予以公开发表。
发表时，吴祖光还加上了一段充满激情的编者按语：“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在编者按之后，赫然刊有那首《沁园春·雪》。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不要说毛泽东的诗词，平时就是毛泽东的名字，都是被列为“匪”类的。这首词一经《新民报·晚刊》发表，顿时在陪都重庆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一时间，人们争相传诵，好评如潮。柳亚子将它称为“千古绝唱”，谓“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此前，为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毛泽东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亲赴重庆谈判，他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负责精神，已经深深打动了社会各界，为国人广泛称道。一首《沁园春·雪》，又充分展示了毛泽东博大的胸襟和盖世的才华，进一步地征服了人心，使人们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光明所在。
1949年2月，在新中国即将成立时，毛泽东电邀在香港的柳亚子赴京参与筹备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此期间，柳亚子给毛主席赋赞诗三首，情绪十分昂扬。
不知为什么，后来柳亚子又作《感事呈毛主席》，在诗中有对到京后的住宿、膳食、行车等方面的牢骚和打算南归故乡隐居之意，毛泽东遂作答诗《和柳亚子先生》，劝他“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消极，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还是留在北京，共商国是。后来柳亚子又连和数首，牢骚及归隐之意渐消。毛主席这首诗作于1949年4月，首次发表于《诗刊》1957年5月号：
柳亚子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曾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0年秋，柳亚子从颐和园乔迁到北京北长街89号新居。他把书房取名为“上天下地之庐”，后又将从家乡黎里和上海带来的南明史料和南社图书文献，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特为开辟研究室，柳亚子很是感动。在与儿子柳无忌的信中他高兴地写道：“在北京的书，我把后明史料《南社文库》《革命文库》都捐给北京图书馆了。他们替我腾空了一间房子，把这些书放着，算是我的特别研究室。我随时可以去看，非常满意。”当时柳亚子还计划编写一部《南明史》。
这年年年底，柳亚子又返赴江南，在上海向陈毅元帅提出：“要将自己在上海及吴江乡下的藏书全部捐献给政府，由国家来保存。”陈毅以市政府的名义欣然同意，安排上海文管会抽专人清点装箱，内贮书籍四万四千余册，柳亚子往来信札400余包。其中各种版本图书、报刊由上海图书馆收藏。在此同时，柳亚子又动员老友朱希祖之子朱偰，希望将朱希祖所藏南明史料捐与国家。朱偰遂将家藏南明史料最珍贵部分整理五大箱，交与柳亚子，全部捐献北京图书馆。
柳亚子先生捐献的图书，在五、六十年代上海图书馆就作了整理，那些庋藏的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出版物，因其稀罕的文化价值，被定为一级藏品特藏。柳亚子的信件文札被编成《书信辑录》，198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在柳亚子诞生100周年纪念时，上海图书馆又编选、影印了《柳亚子先生手札》，还举办了“柳亚子先生在上海”展览会。
柳亚子先生1958年6月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