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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波斯国王泽克西斯看着自己统帅的大批军队浩浩荡荡地向希腊进发时，突然心生感慨，潸然泪下。他转过身对身边的人说:“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再过一百年后，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中没有一个人还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的悲哀。”确实如此，人生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生与死是人生的两极，无论你是轰轰烈烈地度过一生，还是碌碌无为地走完人生旅程，最后都会殊途同归地走向死亡，生与死是永恒的对立。
世间万物均有生有死，但唯有人类才能如此深刻地感受到死亡所带来的终结性。人总是追求永恒和绝对，但人固有一死这件事却摧毁了人的无限性追求。人既然有生，也就必然有死，那么，除了不可抗拒的生死规律之外，一个人的生死，要怎样才有价值？人为什么而生，又为什么而死？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之中，蒲公在其死而复生描写中表露出来的对于人生意义、目标及种种人类终极性的追索都无不起源于对生死问题的思考。
一、
《聊斋志异》中的死而复生叙事并不关注平庸的生死，不表现人类贪生怕死的生物性本能，不花笔墨去同情死者的肉体悲痛，蒲松龄始终从死生的价值高度去追求其审美快感。这样的审美追求所带来的审美愉悦主要表现在人物死后获得新生的体验中。
首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蒲松龄笔下的死而复生叙事中，死亡不仅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而且意味着死而复生者从灵魂到肉体的重获新生。在这里，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一个明显的人生转折点。以死亡为契机和分界，对前生审视，对新生关照。在一个“公道不彰”、文禁森严的社会里，作者想对现实人生进行否定，却不能在现实人生中进行，于是他在人的生死之间设置幻境，以之作为肯定或否定现实人生的有效方法。
在卷三《汤公》篇中，汤公在弥留之际，对死亡有真切的感受，他体会到了自己死亡的过程，也在脑海中对自己的前半段人生进行了有序的回放。汤公在临死之际，对自己一生所做之事都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这不是简单的人生回放，而是蕴含着明显的褒贬评价在内的，连孩童时曾做过的一件顽皮事，都会让人“心头热血潮涌”，可见这个评价人生的标准是多么的苛刻。在汤公自己进行反思自省之后，文昌帝君对其进行评价，“汝心诚正，宜复有生理”。后来汤公在菩萨的帮助下带着善心回到人间，获得新生。蒲松龄对汤公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的细致描写，不仅写出了经历死亡者的死亡感受，而且赋予了肉体经过灵魂的净化后重获新生的期待，这种死生的历程让主人公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从肉体和灵魂上都真正的脱胎换骨。
在卷六《考弊司》中，闻人生“抱病经日”，死而入冥，来到冥间的“考弊司”，“司主名虚肚鬼王”，初次晋见他，按惯例人们就得从大腿上割下一块肉，但“若丰于贿者，可赎也。”闻人生想要诉于上帝，引来大家的嘲笑，直到闻人生将状告到阎罗那里去，才让鬼王受到应有的惩罚，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闻人生“暴绝三日而苏”。闻人生的地府之旅，让他用死换来了清醒的人生体验，这对于他重获新生之后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死而复生的过程实际上给了他重新审视人生的机会。
其次，对于乐死不乐生的人来说，死亡不过是换个活法，是一个通向新生的通道。《连城》篇中的乔生，在连城死后，也“一痛而绝”，他在阴间获得了在阳间无法获得的爱情，他因此而“乐死不愿生矣”，以至于在还阳的途中还“徘徊不敢邃生，寄厢中者三日”。张诚、席方平等同样“乐死”，他们是为了实现生时不能实现的事，是为了活得更刚强、更自在，更有骨气。他们并不会死而不返，他们出入阴曹地府，正是为了证明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故而在此类作品中，死而入冥的意义是重大的，但死而复生的内涵更为深厚。
再次，对于乐生不乐死的人来说，死亡是一种惩戒，也是一种评判，评判其生存的毫无意义。对于这样一些活着却不能理解生存的意义的人来说，他们需要一次死亡的机会，即使不能醍醐灌顶，也可以略警其愚顽，减少他们在现实中的罪孽，蒲松龄大有劝世、警世之心。
如《公孙夏》中的国学生某，他“将入都纳资，谋得县尹”，在他要去捐官的关键时刻，蒲松龄让他死了，主人公来到了冥间捐官，但在他为自己在冥间捐官成功而狂喜，准备大肆搜刮的前夕，关公派人脱去他的官服，“笞五十，臀肉几脱，逐出门外”，此人带着冥罚的痕迹死后七日而复生，相信复生后的他对为官、甚至为人都会有更清醒的认识。
在卷八《梦狼》篇中，白子甲贪污受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终被人所杀，但白子甲若这样死去，故事就不够精彩了，冥间的一个宰官救了白子甲，给他重生的机会，但“邪人不宜使正，以肩承颔可也”，复生后的白子甲头是反的，作者让他经历这样一个死而复生的过程，虽生却只是勉强为人，给他审视自己的机会，其现实的批判意义十分强烈。
此外，连琐、薛慰娘、伍秋月、阿宝等都是经历死亡而重获新生的，正是死而复生、死死生生的过程让他们获得了男女情爱、理想人生，也正是经历了这样的生死考验，才让他们领悟到人生的真谛，能够反省自身行思、净化道德灵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对死而复生描写的审美追求不仅仅是人肉体的复活，更是灵魂的新生。
第四，从现代文化学的意义上来说，人属于文化的产物，即使是在饮食等正常的生活中，这些生理上的活动也都表现着文化的精神，这是人和动物根本的区别。因此，把死而复生的过程看作是人性的净化和升华实际上是把这种异常的生理过程上升到文化的意义中来。这种死而复生而获得新生的观念与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成人礼相似。在一些民族看来，人在出生以后，不管多少岁，只要没有行过成人礼就不算是真正的“生”，只有经过各种严酷的考验、经过成人礼才可以有资格参加集体活动，生命才算真正开始，所以成人礼的过程也被看作是死而复生的过程，是人自出生以后的一次“再生”。《聊斋志异》中的死而入冥又得以还阳，实际上也是对人性、人格的洗礼和考验，经过这样的仪式，人才能真正获得有价值的新生命。
死亡作为人生重要的成人礼的观念突出地体现在人鬼相恋的故事之中，如在澳大利亚中部和东非的一些地方，人们只能在行过成人礼之后才有结婚的权利，没有经过成人礼的孩子如同还没被播下的种子，是一种潜在之生的死的状态。在《搜身后记》中提到徐玄方的女儿，她不幸早逝，她的鬼魂托梦给男主人公马子说，“听我更生，要当有依马子乃得生活，又应为君妻”。在徐玄方女得以开棺复生后，她和马子结为夫妇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像徐玄方女一样，《聊斋志异》中的薛慰娘、伍秋月、连琐等也都是在死而复生的关口体验到男女情欲或者获得结婚的权利的，她们之前死亡的状态实际上象征了她们由未成年走向成年，真正获得新生的过程，如同成人礼中必须要经受住严酷的考验一样，死而复生者必须经受住死亡的考验，只有经历了这一关卡，他们才会真正对人生进行再审视，才能领悟到人生的真谛，才能拥有体验男女情欲或获得婚姻的权利。
二、
高明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于死亡母题的反映，会把死亡意识融化在关照人生的广阔天地中，揭示出生命丰富的心理意蕴，鼓励人们珍惜现有的生存条件，无论是歌颂“一寸寿心红到死”的优美，还是颂扬“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美，都应该起到把人的精神归宿引领到更高境界的作用。蒲松龄对于死而复生的描述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启迪活着的人珍惜生命，选择更好的方式去生活、去斗争，去更好地实现爱情、理想，以及人格尊严的审美追求。
细观《聊斋志异》的死而复生叙事，我们发现，人物对生的留恋多次洋溢在作品之中，那些最终得以走上转世复活之路的鬼魂大多对未来充满充满希冀之情。如在卷二的《莲香》篇中，鬼女李氏与桑生相爱，但因其阴气过重，差点害了桑生性命，李氏在情郎生死枚关之际领悟到了人鬼异路的悲哀，产生了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怅恨，为此，“尔日抑郁无聊，徒以身为异物，自惭形秽。别后愤不归墓，随风漾泊。每见生人则羡之。”后来，她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得以借尸还魂而活。作为鬼魂的她曾自卑无助，而重生为人的她欣喜若狂。
同样在这一篇文章中的另一个女主角是狐女莲香，莲香在产子之后暴病，“为召巫医，辄却之。”莲香在弥留之际不要巫医诊治并不是放弃“生”，而是希望获得重生。她为了能重新托生为人，不惜毁弃自己多年的道行，把死亡看作是实现自己爱情理想的跳板，因此她在临死前说，“子乐生，我自乐死耳。如有缘，十年后可复见。”这里的“乐死”实际上也是“乐生”，莲香是希望通过死亡的方式改变自己现在的状态，重新脱化为人。
在这篇故事中，无论是李氏还是莲香，她们的死亡都是为了以重生后的人的姿态在世间更好的生存下去，为了能获得新生，她们不惜死一回，她们的死亡，正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她们是为了生而死的。在这种类型的死而复生篇目中，死亡是对生的强烈呼唤，故死后须生。作者通过死亡这一环节，得以培植死而复生者的灵魂，重塑其肉体，之后再将其送归到再生的路上去，以此指导其生命的全过程，为死而复生者求得完满的生命自我和价值自我。以死亡为契机，让人物更加意识到生命的可贵，然后再赐予其获得新生的机会，这是作者对个体，甚至对这一类人的终极关怀。
三、
所谓“命”，指命运；所谓“数”，即气数，也就是命运。命数观在实质上就是宿命论，即一个人是生是死，命运如何，都是早就注定的、本该如此，自己无法改变，这是一种民间由来已久的宗教观念。“命”的概念早在《易经》、《礼记》等著作中就已出现，而“数”的概念在《史记》、《汉书》等经典典籍中也屡见不鲜。儒家先圣孔子也是相信命运观念的，曾感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亡之，命矣夫”等。在《聊斋志异》的死而复生篇目中，部分人物的死生是早已注定的，散发出了浓浓的宿命气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卷五的《伍秋月》了。
伍秋月十五岁夭殆，就葬在阁东，“令与地平。亦无冢志，惟立片石于棺侧”，上面写着，“女秋月，葬无冢，三十年，嫁王鼎”。三十年后，秋月果然死而复生并嫁给了王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秋月的复生与婚配是早已注定好的，宿命如此，故秋月甚至未等到三十年期满就以鬼魂的姿态向王鼎自荐枕席。她知道，自己的死生和婚配定会按照既定的轨道发展，所以才敢提前勇敢的拉起情郎的手。
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宿命的观点，一方面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上人们普遍信奉命数观的这种客观现实；另一方面，又构成了故事中左右人物生活经历、安排人物命运结局的遥控器，是故事发展的一根“隐线”，对作者进行全篇的布局和表达相关的主题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生到死、再由死到生的转换，表面上看来，是严格遵守着“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这一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永恒准则，这个准则是绝对权威的，因为它既不需要问为什么死，也不需要问为什么生，任何人都无从知晓，所有的一切都在冥冥之中早有注定。蒲松龄生活在那个普遍相信宿命的年代，故他在《伍秋月》等篇目中对这种宿命的死生有所体现，但蒲公并不满足于只表现这种大众的宿命观，在他其它的一些文章中，他以实际的描写证明了自己对命数这个永恒准则的公然蔑视和否定。其笔下人物的死与再生，很多是由人物自己来决定的，拯救人物生命的是其自身，这样的文章极具反抗精神，是对命运无声的宣战。
如在卷二的《耿十八》篇中，耿十八死后来到阴间，在望乡台上想到自己不守的寡妻，以及无人奉养的老母，不禁悲从中来，“凄恻不自胜”，带着对家人无限的思念，他跟着东海匠人“越台而遁”，又用手沾了唾沫，把自己在冥间的名字涂掉，大胆地逃离冥间，一路狂奔到自家门口，“蓦睹己尸，醒然而苏”。耿十八为了能够复生，自己偷返人间，这恐怕是冥界始料不及的。与这个故事相近却又相反的是卷十的《席方平》篇，耿十八是努力求生，席方平是为报父仇有意“寻死”，冥间其实并不欢迎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因为他的冥间之行，让那个世界中大大小小的一干贪官污吏都受到了惩罚。面对这个为父伸冤的铁汉，阴间对其恨之入骨，可又无可奈何，既不能阻止其死，又不能阻止其复生，他的死生，皆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象征了蒲公对命运的否定与抗争。
撰稿/湘吉【读史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