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祖査继佐在明史案中的作用

（图文无关）图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最重要的一项基础陈列展――《古代中国》。（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7月20日《南方周末》）

如果查继佐不去主动撇清关系，一旦明史案发，自己死定了不说，也必然殃及家人，一生心血之作《罪惟录》也会胎死腹中。

康熙初年的“明史案”是清代一起大狱，也是历代影响最大的案件之一。当代许多人是从金庸小说《鹿鼎记》以及改编的影视作品中了解这桩惊天惨案的。金庸的故事讲得很引人入胜。可惜真实历史中并没有庄家妇孺被武林高手救出，最后还杀掉吴之荣报仇的解气情节，而是非对错也远比小说中更复杂纠结。特别是金庸的先祖査继佐（伊璜）在此案中的作用就和小说中所写完全不同。

顺治年间，湖州南浔的富户庄廷鑨编了一部明史，因为文字违禁而被人告发，清廷下令严办，最终七十多人被诛杀，数千人受株连。在金庸小说和一些简化版本中，告发者就是吴之荣一个恶人；而该书的修阅者査继佐因为名将吴六奇的救援而侥幸得脱。但实际上，最早的告发者恰是査继佐。

庄廷鑨是一个盲人，得到明朝首辅朱国桢的一部明史书稿，便想以此为基础编一部明朝全史，让自己也流芳百世。庄廷鑨身为盲人，才智也非一流，本来困难重重，但庄家财力雄厚，得以请到江浙一带不少文化精英参与修撰，一时成为文坛盛事。然而庄廷鑨在成书前就已过世，由其父庄允城最终于顺治十七年（1660）刊成《明史辑略》一书，一时洛阳纸贵。此书洋洋洒洒一百多卷，但出自多人之手，成书草率，错谬不少，特别是一些心系明朝的撰述者用明正朔，激烈攻击清朝先祖，也没有删去。

另外，在本书扉页的“参阅”名单中列入了査继佐、陆圻、范骧三位江南名士的名字，实际上三人并未参与，纯粹是被用来打广告。顺治十八年（1661），陆圻首先看到此书，告诉了査继佐，本来大概只是当成笑谈，但査继佐的政治嗅觉很是灵敏，他深知明朝灭亡才十几年，南明郑氏等残部还在边陲活动，此时敲锣打鼓公开出版一部讲述明亡清兴的史书有多敏感可想而知。査继佐随手一翻，就发现里面不知多少违禁的文字，而他的名字赫然在首页上列第一位！

査继佐“殊骇，所谓大警者以此定矣”（据其门人所编《年谱》），决定主动向朝廷检举。他很快给浙江学政胡尚衡写了一篇牒文，说明自己和陆、范三人与此书无关，并含糊说此书“倘或犯于所忌，间有非所宜言”。对此事，胡尚衡并没有太重视，踢皮球般转给了湖州府学方面。

但审查一启动，就沿着任何人也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湖州府学的教谕赵君宋积极表现，找出了许多条违碍文字，报给上头。庄允城通过其关系网得知后，使出了釜底抽薪的高招：一边贿赂各级官员，一边将书店里的《明书辑略》收回，抽毁有问题的章节，用别的内容取代，制造出“洁本”，一度让此事不了了之。但原本毕竟卖了不少，不可能完全瞒天过海。不久其他一些人也开始揭发。最坚持不懈的就是吴之荣，屡屡碰壁后一咬牙去北京活动，终于让庄家翻了船。

清廷下令彻查，査继佐一度被拘到北京，查家差点陪着庄家一起覆灭，但最后证实査继佐等人是首告者，三人成功脱罪，还因首告之功，被赏了庄家被籍没的部分财产，査继佐也因此被一些士人非议。此后，査继佐据说靠这笔血财弄了很多美貌歌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颇为人不齿。

但谁也不知道，这只是査继佐的伪装，此时他本人也在撰写一部明史，十年后方得完成，是一百零二卷的巨帙，名为《罪惟录》，取“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之意。此书写了二十九年，“手草易数十次，耳采经数千人”，十分不易。书中记载了南明抵抗运动的许多秘史，其“悖逆”远在《明史辑略》之上。经过明史案之后，査继佐哪里还敢出版，只能将这本书秘藏起来，留给未来。清朝灭亡后，《罪惟录》才重现人间，成为现代学者研究南明史的必读书。《明史辑略》基本不存，但检举此书的査继佐居然为后世留下了一部更反清的史书，堪称历史的极大反讽。

但査继佐何以去检举庄氏，留下人生污点？撰写《罪惟录》的査继佐，不论对《明史辑略》乱列自己姓名多么不快，但思想情感上是有共鸣的，不至于像吴之荣一样为了荣华富贵去告密。问题在于，其他人置身事外即可，但如果他不去主动撇清关系，一旦明史案发，自己死定了不说，也必然殃及家人，一生心血之作也会胎死腹中。而即便自己不去告发，以《明史辑略》的招摇过市，其言论迟早会被人注意到，社会永远也不会缺告密者。退一万步讲，就算一时成为漏网之鱼，以清廷文网越来越严厉的趋势，过几十年还可能被追查。吕留良死后多年尚被开棺戮尸，满门抄斩，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这个角度讲，査继佐没有清白而又安全的选择，这或许也是“罪惟”二字的深意吧。

（作者系作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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