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 鸣：清代前期的诗歌

清代前期的诗歌

作者：鹏 鸣

清初的诗坛上，钱谦益、吴伟业是明末就有诗名、入清后继续保持着相当影响的诗人，他们和龚鼎孳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他们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但诗歌的作风和对诗歌的看法却有显著的区别。在明末清初之际诗歌的分流中，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趋向。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常熟（ 今江苏常熟 ）人。明万历三十八年（ 1610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在明末他作为东林党首领，已颇具影响。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仍为礼部侍郎。但很快他就告病归，与反清势力保持联系。其诗作于明者收入《初学集》，入清以后的收入《有学集》；另有《投笔集》系晚年之作，多抒发反对清朝、恢复故国的心愿。乾隆时，他的诗文集遭到禁毁。

钱谦益是个思想和性格都比较复杂的人。他的身上，不乏晚明文人纵诞的习气，但又时时表现出维护传统道德的严肃面貌；他本以“清流”自居，却为热衷于功名而屡次陷入政治漩涡，留下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他其实对忠君观念并不执著（《陆宣公墓道行》诗有云：“人生忠佞看到头，至竟延龄在何许？” ），却又在降清后从事反清活动，力图在传统道德观上重建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进退维谷、反复无常的尴尬状态，不仅给自己造成心理的苦涩，而且既为明朝遗民所斥责，又为清朝皇帝所憎厌。在他身上，反映了明清之际一些文士人生态度的矛盾。

但抛开政治上的取舍变化来看，钱谦益思想中核心的东西还是前后一致的，而这与他的文学观念有最直接最重要的关联，即他对于明中期以来的新思潮采取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晚明文风的问题首先是学风的问题，由于“百年以来学问之缪种浸淫于世运、熏结于人心”，才导致“近代之文章，河决鱼烂，败坏而不可救”（ 《 赖古堂文选序 》 ）。而挽救的办法，是“建立通经汲古之说，以排击俗学”（ 《答山阴徐伯调书》 ）。表现在诗学中，他虽然接受晚明以来重视“性灵”的立场，却又提出重“学问”的要求，讲究“学殖之所酝酿”（ 《 汤义仍先生文集序 》 ），主张“萌拆于人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 《题杜苍略自评诗文》 ）。而所谓“学问”，又首先是“经之以经史”（ 《周孝逸文稿序》 ）。这些思想，与稍后的顾炎武基本一致，或者应该说，顾炎武大有可能是受了他的影响。前人往往因为钱、顾二人在政治上受到不同评价，而忽视了这一点。

钱谦益编有广罗明代诗歌的《列朝诗集》，并在其中《小传》部分通过对各家的褒贬、评论阐发自己的诗歌主张。他借公安派的言论严厉指斥前后七子，再对公安派提出纠正，实际对这两家均不赞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公安派是要在七子派的立场上向前推进，消除“复古”文学观所造成的文学与个性抒发上的疏隔的话，钱氏的立场实是向后退，消除“复古”文学观所造成的文学与经史之“学问”的疏隔。当然，他对某些一般问题的看法也不错，如认为唐、宋、元诗均有可取，不应褊狭地宗法一家一派等。但关键是“学问”所在，“性情”自然收敛。清代诗歌宗宋的一派，即以钱氏为起点，明清诗的变化，亦以钱氏为一大转折。

钱谦益本人的诗，主要是把唐诗的华美的修辞、严整的格律与宋诗的重理智相结合。他的生活观念和情感都很复杂，但作为一个身份地位很高的士林领袖，在向世人表述自己的时候，对于呈现于诗中的自我形象，他是经过理智的思考来找到恰当姿态的。以《十一月初六日召对文华殿，旋奉严旨革职待罪，感恩述事凡二十首》之十为例：“破帽青衫又一回，当筵歌舞任他猜。平生自分为人役，流俗相尊作党魁。明日孔融应便去，当年王式悔轻来。宵来吉梦还知否？万树西山早放梅。”崇祯初魏忠贤一党失势，钱谦益被召入京，满怀入阁主政的希望，却被政敌抓住某些旧把柄而遭贬斥。诗中自诩、怨恨和故为狂放之态，通过一系列典雅的语言得到有节制有分寸的表现。

在一些感慨兴亡的诗作中，他的感情要表达得真切些，如《丙申春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浃两月，临行作绝句三十首》之四：“苑外杨花待暮潮，隔溪桃叶限红桥。夕阳凝望春如水，丁字帘前是六朝。”秦淮风物依旧，而前朝风流散去如梦，写来思深笔婉。末句曾被略加改造后用于《桃花扇》，可见此诗曾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钱谦益的诗语言技巧颇高，善于使事用典，也富于藻丽，这些对于重视雅致趣味的清代许多诗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太仓（ 今江苏太仓 ）人。明崇祯四年（ 1631年）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官至左庶子。明亡后曾与侯方域相约终隐（见《怀古兼吊侯朝宗》自注），但迫于清廷的压力，还是应召北上，当了国子监祭酒，一年多后即辞职南归，有《梅村家藏稿 》。

和钱谦益不一样的是，吴伟业并没有很强烈的用世之心，入清以后也不再参与政治性的活动。但为了保全家族的考虑，他不得不出仕清朝；仕清以后，则感受到传统“名节”观念的沉重负担，自悔愧负平生之志，心情又十分痛苦。如《自叹》云：“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又《过淮阴有感》云：“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临终时所作《贺新郎·病中有感》词更说：“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在这些诗词中，与其说是为自己作辩解，毋宁说更多地表现了个人在历史的变迁中难以自主的悲哀。而他的众多牵涉明清易代之际人事的作品，也主要是在这一点加以抒发，显得感人。吴氏临终时，要求在墓碑上只题“诗人吴梅村之墓”（见顾师轼所作吴氏《年谱》引），这也许是他企图摆脱社会所加的政治身份的最后挣扎吧。吴伟业对诗歌的看法与钱谦益不同，许多议论针锋相对。如《与宋尚木论诗书》举李、王与钟、谭二说，言：“此二说者，今之大人先生有尽举而废之者矣，其废之者是也，其所以救之者则又非也。”此处“大人先生”即指钱谦益。又《太仓十子诗序》反对钱氏对王世贞前期诗的批评，否认所谓王世贞“晚年定论”之说，云：“其盛年用意之作，瑰词雄响，既芟抹之殆尽，而晚岁然自放之言，顾表而出之，以为有合于道，诎申颠倒，取快异闻，斯可以谓之笃论乎？”其核心问题，在对七子诗派的评价。

在介绍晚明诗文时，我们提及，明末时七子诗派的文学主张有复兴之势。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以吴伟业为代表的“太仓派”，是其两大支柱。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实际是七子派理论主张与公安派理论主张的结合。这一趋向早在袁中道时即已显露，他认为，对于七子，当“学其气格高华，而力塞后来浮泛之病”；对于袁中郎，当“学其发抒性灵，而力塞后来俚易之习”（ 《 阮集之诗序 》 ）。这种折中调和之论，既是公安派诗难以在破坏传统的方向上更向前发展的结果，也是对公安派诗艺术缺陷的纠正。而陈子龙号称追踪七子，也是既反对七子的“摹拟之功多，而天然之资少”，又反对公安派的“师心诡貌，唯求自别于前人”（ 《 仿佛楼诗稿序 》 ），他的态度和袁中道是一致的。前面引吴伟业对钱谦益的反驳，表明了相似的态度。而在创作的实绩上，吴伟业取得了更为特出的艺术成就。

吴伟业早期的诗善于用清丽之笔抒写青年男女的缠绵之情，如《子夜词三首》：“人采莲子青，妾采梧子黄。置身宛转中，纤小欢所尝。”“忆欢教侬书，少小推无力。别郎欲郎怜，修笺自雕饰。”“夜凉入空房，侍婢待除装。枕前钩不下，知未解衣裳。”诗中女子对情人的怀念与期盼，被描绘得细致而生动，虽然着笔无多，人物的性格和神情却呼之欲出。

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中，吴伟业写了许多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诗篇，而尤以七言歌行体的长篇最能代表他的艺术风格与成就，如《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鸳湖曲 》、《 琵琶行 》、《 临淮老妓行 》、《 永和宫词》、《楚两生行》、《松山哀》等。作为一个诗人，他所关心的不仅是史实，而且更多的是具体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如著名的《圆圆曲》以充满同情的笔调描述了名妓陈圆圆曲折坎坷的经历：她先是被皇戚田畹买来送给崇祯皇帝解闷，因皇帝没有兴趣，仍归田家；后被吴三桂看中，田畹又把她送给吴为妾；李自成军队攻占北京后，大将刘宗敏将她占为己有；吴三桂因此怒不可遏，引清兵夹击李自成，重新把她夺回，而明朝、清人和李自成三方的对峙形势因此而发生根本的变化。陈圆圆似乎成为历史转折的关键，然而她实际却是被不幸的命运所拨弄，完全无法自主。而可悲的是，她的这种遭遇，依然被旧日的同伴所羡慕：“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教曲妓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圆圆曲》主要是作为一首爱情诗来写的，诗中对于吴三桂措辞隐约闪烁，似乎带有婉曲的嘲讽，却又带有颇多的同情。“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这些诗句写出了吴三桂的悲剧性处境：他不能忍受所爱之人被人强占的耻辱，作出与李自成为敌的决定，而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包括父亲在内的全家的毁灭。在这首诗中，作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对吴三桂作全面的评价，但他确实指出，人处在历史造成的困境中时，无法作出两全的选择，他不能不承担悲剧的命运。这里面包含了诗人自身的人生体验。也正因此，这首《圆圆曲》写得烟水迷离，百感交集，极富于艺术魅力。

吴伟业长篇歌行的写作手法自具特色。《四库全书提要》评价说：“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这一概括相当准确。从诗歌的性质来说，吴伟业的这类作品本近于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叙事诗，但他却不像白居易那样，按照事件的自然过程来叙述，而是借用了初唐四杰的抒情性歌行的结构方法，在诗人的联想中腾挪跳跃。如《圆圆曲》就是以陈圆圆与吴三桂的关系为中心，穿插了陈圆圆的一生主要经历，以及作者对主人公命运的感慨叹息，显得摇曳多姿。七言歌行体在唐代以后，吴伟业堪称是杰出的大家。

在清初诗坛上，被王士禛称为“南施北宋”（ 见《 池北偶谈 》 ）的施闰章和宋琬，也是有影响的诗人。

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宣城（今安徽宣城）人，顺治进士，官至侍读，有《学余堂文集、诗集》。施氏诗较为平实，赵翼讥刺他“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气”（ 《瓯北诗话》 ），但有些作品，在反映下层社会的苦难生活方面，是较有特色的，如《上留田行》：“里中有啼儿，声声呼阿母。母死血濡农，犹衔怀中乳。”一个短小的镜头，集中表现了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语言简朴而有震撼力。另外，像《浮萍兔丝篇》、《牧童谣》、《牵船夫行 》等，也是这一类型的作品。

宋琬，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顺治进士，曾任浙江按察使。因被族人诬告谋逆，下狱。晚年又任四川按察使。有《安雅堂全集》。他因个人的遭遇，于世事人心常怀惊悸之感，诗亦多抒写愁苦之情，从侧面反映了在清初的高压政治下一部分文人的心态，如《初秋即事》：“病骨秋来强自支，愁中喜读晚唐诗。孤灯寂寂阶虫寝，秋风秋雨总不知。”宋琬和施闰章均是明末清初人，但他们在明朝没有做过官，所以虽然仕于清，从传统道德观看来，所谓“变节”所造成的心理矛盾也就不像钱谦益、吴伟业那样严重。不过，明清易代的巨变在他们心中还是留下了阴影。如宋琬《赵弦斋中宴集限郎字》，写“南国山川悲庾信，大江烟雨忆周郎”，“莫向尊前增感慨，汉京闻已讳长杨”，便隐约透露出故国之思。清初诗坛上，还有一批坚持反清立场、始终不与清王朝合作的遗民诗人，他们从另一种视角记载了时代的变化，表现了对人生价值的探求。其中以顾炎武、屈大均最有代表性。

顾炎武，原名绛，入清后更名炎武，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他年少时与同乡归庄参加“复社”，清兵南下，曾在昆山、嘉定一带抗清，以后也为此奔走多年，并始终不仕于清朝。有《亭林诗文集》，另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论著。顾炎武一生主要成就在学术方面，他的舆地学、音韵学研究都有很重要的创获；他的重考据的研究方法，也开了清代的朴学风气。但如果把他作为“思想家”来看，他并没有提供历史上具有新价值的东西。在文学方面，由于顾氏本不屑为文人，也少有性情发露的创作。他的诗共存四百余首，大部分是五言诗。内容多记述明清之际的史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艺术表现方面，喜用典故、语言简朴古雅，呈现出学者的本色。总体来说，顾炎武的诗文学成就不高，但有些作品表达了在艰难时世中坚持其人生取向的情怀，也自有感人之处，如下面这首《祖豫州闻鸡》：“万国秋声静，三河夜色寒。星临沙树白，月下戍楼残。击柝行初转，提戈梦未安。沉几通物表，高响入云端。岂足占时运，要须振羽翰。风尘怀抚剑，天地一征鞍。失旦何年补，先鸣意独难。函关犹未出，千里路漫漫。”此诗咏祖逖闻鸡起舞故事，实为自喻。辞意稍为艰深，节奏较平缓，这是顾氏诗的一般特点。但肃杀的秋夜景色，征人抚剑整装的形象，还是能够透露出诗人内心沉郁的情感。

屈大均，字翁止，一字介子，广东番禺（今广州）人。曾参加抗清武装，失败后削发为僧，不久还俗，北上游历，与顾炎武等人交往。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家”，而以屈最为杰出。有《翁山诗外、文外》、《道援堂集》等。

屈大均与顾炎武两人，虽同以“遗民”自居，气质却不一样。顾炎武大有纠正一代士风和文风的宏愿，其诗亦古雅持重，屈大均则以英雄之士自许，其诗肆扬奔放，富于才情。无论在诗歌还是人格上，屈大均对李白都极为推崇，其《采石题太白祠》诗扬李抑杜：“千载人称诗圣好，风流长在少陵前。”他的诗也常有逼近李白风范之作，如《鲁连台》：“一笑无秦帝，飘然向海东。谁能排大难，不屑计奇功？古戍三秋雁，高台万木风。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首联的洒脱飘逸，尾联的明快豪爽，真是“神似太白，不独形似”（谭献《复堂日记》）。

除上述二人，在清初被称为“遗民诗人”的，尚有阎尔梅、钱澄之、杜濬、陈恭尹、吴嘉纪、归庄等，另外，王夫之、黄宗羲的诗，也常常反映了民族情绪，就不一一论说了。

该文选自鹏鸣中国文学研究专著《中国诗歌史略》一书。

作者简介：鹏鸣，1956年生，陕西白水人，著名学者，诗人，现居北京，从事专业创作与文学研究。已出版有选集、文集、文艺理论、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报告文学单行本等八十多部等，总计六千余万字，其中大型爱情组诗《致情人365首》《鹏鸣情诗选》《鹏鸣纪实文学选》《鹏鸣情诗经典》《中国诗歌史略》《绝妙诗语》《世界文学简论》《帝国的诅咒》等代表性作品被翻译成多语种版本行销海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