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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庸的《鹿鼎记》中有一位庄家三少奶奶，是明史案的幸存者。说起明史案，本来只是一件想成就身后名的富商私下修纂史书的小事，却被满清的统治者以毁谤当今朝廷的名义掀起一场残酷的文字狱。
明史案
明史案的主人公是庄廷鑨，听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庄廷鑨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
但是他自己不会修史，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那里买了史稿，找了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人，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联的人大祸临头。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文字狱是满清统治者为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和汉人的反抗，从其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是除满清外都并未对社会构成严重威胁。满清时代的文字狱贯穿整个250年左右。顶峰时期自顺治开始，中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时140余年。少数民族掌权的满清，对汉人控制极严。 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皇帝疑惑文字中有讥讪满清的内容，即兴大狱，常常广事株连。满清时代的文字狱保守估计200余起。除了极少数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是捕风捉影，纯属冤杀。 满清统治者大施文字狱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分子，镇压对自己统治不利的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论而获罪的案件。满清的文字狱案件多样，纵观有清一代，尤以清初顺治，乾隆时期最甚。 文字狱严重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日趋腐朽、没落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反映，满清统治者通过文字狱，强化集权统治，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满清时期文字狱大致有3种情况：
1，满清先世曾被明朝统治，受官袭爵，闻命即从。占领中原之后，满清对此段史事讳莫如深，因此，不仅将旧有史籍刊削、禁毁，而且对凡继续编写乃至收藏者，则以“大逆”之罪滥加诛戮。
2，满清初期反清思想久久不能消弭，尤其是汉族士大夫眷恋故明，宣扬“夷夏之防”一类思想，对巩固清廷统治极为不利。为了强化满洲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对反清思想就势必要用暴力加以打击。
3，康雍之际，满清皇族中权力斗争空前激化，史称夺嫡之争。雍正即位之后，为了巩固已得的胜利，除杀戮夺嫡诸王外，不惜借助文字狱来打击“党附诸王”的势力。
文字狱使广大文人学者无所适从，于是不少人逃避现实，埋头于古纸堆中作考据性的学问，从而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著名学派，就是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源于明清之际的顾炎武，起初主张根据经书和史书立论，达到救世目的，到乾隆、嘉庆时期兴盛起来，学者们推崇汉儒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考证原委，条理阐发，并用于古籍整理和各方面学术探索。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文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制、金石、校勘、辑逸等等，引证资料多极于两汉。因为兴起于乾隆、嘉害年间，故称为乾嘉学派；反对浮华，提倡朴实，故又称“汉学”和“朴学”。这个学派对中国古籍和史料整理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其研究方法历代相沿，对后来的学术界产生过深远影响。汉学纠正了理学的空疏之风，但也有为考据而考据的繁琐流弊。摧残了人才，禁锢了思想，不利于我国社会进步的发展和人才的进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弊政。
在文字狱的高压下，有的地方戏曲也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和毁灭。 在这种文化专制恐怖主义之下，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不得不声明此书大旨言情，都是“贾（假）语村言”，“甄士（真事）隐去”，其良苦的用心，就是为躲避残酷的森严文网。
当时的士人只有两条出路，一是钻进古书堆中搞训诂、考古、校勘、金石之学，搞繁琐的考证。这就是乾隆年间的所谓朴学，虽然也获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这些成就就像囚牢里的犯人作出的精致玲珑的工艺品。在这种学问里，哲学不见了，理论不见了，中国文化一向重视现实，重视人生，重视政治，重视伦理的传统不见了。
我是遥望东方，带大家一起趣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