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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是决策者追逐的目标。一般而言，通往利益的途径多种多样。战争作为利益掠夺的最高形式，它的强制性和破坏性同时存在。在一定时期让利益快速转移是战争手段所特有的功能。如何在不战的前提下，使利益最大化，墨子提出了“利益分割法”。
近日，《群众》杂志刊发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陈相灵的文章，对此进行了深刻分析。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大变革、大动荡的特殊历史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但以掠夺的方式出现，自然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破坏。墨子的利益分割法建立在兼爱的道德伦理基础之上。他认为凡是爱人的人，人要像他那样爱他；凡是利人的人，人要像他那样利他；凡恶人、害人之人，人要像他那样摒弃他。因此，墨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爱和利相依相存，有无私之爱，才有共生之利。特别是利，相交而存在是获利、和平，相侵而存在是战争、亡国。因此墨子对战争的决策，是以守止攻，用技术控制战争，从而换取和平之利。
战国初期，楚国的战略重心指向中原。公输般到楚后，为楚制造了攻城用的云梯，楚王便想借此技术攻打宋国。云梯是在钩援基础上演进而成的大型登城战具，是对攻城技术上的一大突破。墨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用城防技术帮助宋国，制止楚国的进攻。他一方面让弟子在宋城做好防御，一方面只身到楚国。墨子先用“义”劝说公输般和楚王不要攻打宋国，公输般虽服，却不愿失信于楚王；楚王感到墨子说得有理，但更坚信公输般制造的云梯，一定能帮他打败宋国。无奈，墨子与公输般进行攻防推演：墨子解衣带为城，以单衣为械。公输般九次攻城，墨子九次设防。公输般用尽攻城的武器，墨子防守之法仍然有余。公输般最后使出“死”招，认为只要杀了墨子，宋城就可攻下，但墨子告诉公输般，他的三百弟子，已持先进的守城器械在宋城严阵以待，最后，楚王不得不放弃攻宋的计划。
春秋战国诸侯对利益的角逐是无止境的，交相利的目标远不能满足他们的政治追求。墨子用技术手段，提升了宋城的防守能力，从而使丧失的利益复归，这也是墨子为什么坚持技术制胜思想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可见力量是否强盛，不仅关系到自己的战略利益的保护，而且也关系着战略进攻能力的形成。
交相利的决策原则反映了实力在利益分配中的重大作用，但当实力不足时，交相利仍能通过利益分割获得暂时的战略优势。晋文公重耳回晋国掌握军政大权后，他的霸业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不断蚕食中原的楚国。公元前634年，宋国因“叛楚即晋”，楚成王命令尹子玉、司马子西率军伐宋。宋国向晋告急。晋文公用攻楚国属地曹、卫以救宋的方略解救宋国，但楚军对此“无动于衷”。在实力不及楚军的前提下，晋文公又决定以利相诱联合齐、秦参战。他先把晋攻占曹、卫的土地给宋，再让宋去贿赂齐、秦，让齐、秦劝楚退兵。齐、秦劝楚未果怒而与晋结盟攻楚。三国形成的巨大威势使楚军在城濮决战中败北，晋文公一战成功，取威定霸。晋文公用利益分割法，巧妙地获得了秦、齐的支援，在均势的战略环境中，这种优势的获得是十分可贵的。
决策中的利益分割法，不仅包含了“交相利”所产生的共享利益，而且还包含了合理的利害取舍所产生的连带利益。
战争中任何一个重大步骤的决策，都要涉及到利害两个方面。如何趋利避害，墨子要求“权轻重”，即权衡轻重，其基本原则是“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他指出，断指以存腕，是害之中取小，这不是取害，而是取利。遇到强盗，是害，而断指以免身，则是利；取利和取天下事相仿，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这与选择死生是一样的。杀一人能使天下人幸免于难，并非牺牲一人有利于天下，而是不得已的选择；杀己能保存天下，是牺牲自己以利于天下。墨子的这一思想，是对西周以前“权轻重”思想的总结和升华。据《史记》记载，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在这之前，尧知道儿子丹朱的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把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说：“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后来尧过世后，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期间，四方没有娱乐之音，以悼念尧。显然，传说中五帝有关利益的价值取向，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巨大。
墨子权轻重的决策利益观，基于客观，取最大之利，万不得已时才牺牲局部利益。这是决策中重要的原则之一，特别在多种要素构成的利害关系中，择其最佳方案，需从大局出发。它对决策者既是毅力的考验，也是才智的考验。
公元前681年，齐国伐鲁，鲁国将败。鲁庄公请求献遂邑以求和，桓公许诺，在柯地与鲁国会盟。会盟期间，鲁国将军曹沬用匕首劫持桓公，要求把侵占鲁国的土地归还鲁。桓公答应了他的要求，曹沬将匕首收回。事后桓公后悔当时的承诺，准备不归还鲁地并杀曹沬。管仲说：“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桓公归还了三败曹沬而得来的土地。诸侯听到这件事，都为齐国的诚信所折服，欲依附齐国。两年后，桓公号召诸侯会盟于甄，桓公开始称霸。
齐鲁的利益之争和齐与诸侯的利益之争看上去并没有直接联系。但在战国初期，西周以前的礼信原则还起作用的前提下，齐与鲁交战之利与齐与鲁信誉之利相互交织在一起，而桓公的信誉之利直接关系到他在诸侯中的威望和霸业的成功与否，因此，管仲以不失其威望而要求他信守与鲁国的承诺，这就是利中取大，是利益分割中面对眼前与长远之利的处置之法。
墨子“交相利”的利益分割原则，包含了小利与大利的辩证关系。弃小谋大，对于作出高人一筹的决策，有重要指导价值。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利益霸权，都不可能持久。交相利的共赢战略，才是持久发展的现实选择。姜子牙也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同，就是讲联合共赢；擅，则是企图利益独占。其结果，同天下之利者，利益共享；擅天下之利者，终将义利皆损。
摘编自《群众》2018年第20期，原标题为《墨子的利益分割法》
作者：陈相灵（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段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