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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高举“义”的大旗，以诸侯国为单元，幻想出小国间互帮互助，共同遏制大国的图景，以维持诸侯国的现状，从而避免诸侯国之间----主要是大国对于小国的兼并。为了反对战争，墨子不仅著书立说，而且冒着生命的危险，为止战息争奔走。他曾为制止楚国攻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墨子·公输》。
当然，墨子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战争，他一方面肯定汤武革命，认为他们的讨伐不叫“攻”，而叫“诛”；另一方面，他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并且形成了较完备的防御作战理论体系。
战争的根源在于王权专制主义文化主导下不断膨胀的贪欲，中国式相对发达的贵族文化不可能自行产生出遏制战争的文化元素。从墨子肯定“禹克三苗”以及汤武革命来看，他不能从根本上反对一切形式的兼并战争。代表平民思想的墨子学说，并不能完全摆脱“王公大人”的语义系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使者，墨子不能创立类似于印度佛教那样一种有效地遏制战争的文化形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战与非战的问题，因而，墨子学说的局限性是极其明显的。
“兼爱”与“非攻”是墨子学说中通常被相提并论的基本思想，这除了两者本身是相互关联的之外，根本原因还在于春秋战国乱世中的人民对于和平的渴望。
墨子为什么要高举“非攻”的旗帜呢？
首先，战争中的损失是极其巨大的。“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今尝计军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劼，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途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亦不可胜数”《墨子·非攻中》。要是现在出兵征战，冬天行军恐怕太冷，夏天行军恐怕太热，冬夏二季都不适宜行军。如果在春天征战，就要影响人民耕种庄稼；在秋天征战，则耽误了人民的收获。现在如果荒废任何一个季节，百姓因之饥寒交迫而死的，就会多得数不胜数。现在我们试着计算一下，出兵作战时所用的竹箭、羽旄、帐幕、铠甲，大小盾牌以及刀柄等，随军损坏朽烂不可收回的，多得数不胜数。再加上戈矛、剑戟、战车，用后破碎损坏而不可收回的，多得数不胜数。牛马出征时很剽壮，回来时全部瘦弱，至于去后死亡而不能返回的，多得数不胜数。作战时因为道路遥远，粮食运输有时中断不继，百姓因此饿死的，多得数不胜数。战争时人民居处都不安定，饮食无规律，饥饱无节度，百姓在道路上生病而死的，多得数不胜数。丧失军队的士兵数不胜数，阵亡的士兵更是无法计算，鬼神因此丧失后代祭祀的，也多得数不胜数。
其次，战争是得不偿失的。“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曰：‘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子墨子言曰：‘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锐，且无杀而徒得，此然也。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然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锐，且无杀，而徒得此然也？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然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万兼（乘）之国，虚数于千，不胜而入。广衍数于万，不胜而辟。然则土地者，所有馀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尽王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馀也。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墨子·非攻中》国家发动战争，剥夺人民的财产，荒废人民的利益，像这样的事情甚多。然而，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他们）回答说：“我要的是攻伐胜利的名声，以及通过战争所获得的利益，战争对于我来说是名利双收的事，所以要这样做。”墨子说：“计算战争中他们得到的实惠，所得到的还没有他们在战争中失去的多。”现在攻打一个三里大小的内城和七里大小的外城，攻占这些地方，不用精锐的军队，不经过拚死血战，而能白白地得到吗？争城一战，死亡的人多的有万人，少的也有几千人，然后才能攻下这三里大小的内城和七里大小的外城。现有一个万乘之国，管辖的小城邑有上千座，分兵把守还来不及，领土辽阔有上万里，许多地方还没有开辟。这样看来，大国的统治者多的是土地，而缺少的是士兵和人民。现在发动战争，让士兵和百姓去送死，加重全国上下的祸患，而去争夺一座虚城，这就是抛弃自己本来就缺少的，而看重自己本来就多余的东西。这样来行使国家权力，不能说是抓住了治国的要务啊！
在大陆文明与农业文明主导下，土地是中国人的生存之本。这种几乎从文明社会产生时就已经开始的武装攻伐一直在中华大地上演着。攻占一座三里大小的内城和七里大小的外城，损失已是如此之巨，而中国历史上从当年的“万国”发展到今天的“四国”，其间究竟流淌着多少中国人的血泪？“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而四国独立。此譬犹医之药万有余人，而四人愈也，则不可谓良医矣”《墨子·非攻下》。古时侯最初分封的诸侯，有一万多个国家，因为互相兼并的缘故，上万个国家都灭亡了，惟有这四个国家独自存在。这好比医生给上万人开药方，而其中只有四个人治好了，那么，就不能说他是个好医生了。”
为了攻城掠地，人们不断地进行着战争。每个诸侯国或者正在进行着一场战争，或者正在准备着进行一场战争，谁也不能置身于战争的苦海之外。
人类为什么要经历战争的苦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墨子·非攻上》杀死一人，叫做不义，必有一项死罪了；假如凭这推论，杀死十人，就是十倍不义，一定有十重死罪了；杀死一百人，百倍不义，必有百重死罪了。对这些事，天下的君子都知道并且指责它，称它为不义。但是，现在有人大规模地攻打别人的国家做出不义之事，却不知道指责其错误，反而称赞它，并称之为义举。他们确实不懂得那是不义的，所以才将那些称赞攻国的话记载下来，传给后世。假如他们知道这不符合义的话，又怎么记载这些不义之事，用以传给后世呢？
偷人桃李乃至牛马者，人们自然会认为那是不对的行为，但当攻打别人的国家，抢夺别国的财产，杀死别国的人民，这样的行为却会受到人们的赞扬，而且还要记录下来千古传颂，这难道不是文化观念上出现了大问题吗？在墨子看来，由于人们不能从根本上辨明是非，导致人们自古以来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义”。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非攻”呢？
“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处攻伐久矣，譬若傅（孺）子之为马然。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诸侯者，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以此效大国，则小国之君说。人劳我逸，则我甲兵强，宽以惠，缓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国，攻必倍。量我师举之费，以争诸侯之毙，则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义其名，必务宽吾众，信吾师，以此授诸侯之师，则天下无敌矣，其为下不可胜数也”《墨子·非攻下》。墨子说；“当今假使有谁能以义的名声立于天下，以德来使天下诸侯归顺，那么天下的人服从他，真是立等可取的了。”因为天下人遭受攻战之苦太久了，这就好比小孩把竹竿当做马骑一样。如今若是有人能以义待人，以诸侯的利益为先，凡是大国有不义的行为，大家就商量怎么对付他。大国攻打小国，大家就共同去援救小国。小国的城郭要是不够完整，一定让他修理好。布匹和粮食缺乏时，大家就共同周济他。货币不足时，大家就共同接济他。如此与大国周旋，那么小国之君必定喜欢。别人劳顿而我安逸，那么我的兵力就会加强。宽厚而恩惠，以从容替代急躁，民心必定归附。改变攻伐之心来治理国家，功效一定加倍。计算自己用来兴兵攻战的费用，以安抚诸侯的疲惫，那么一定可以得到厚利了。用正道教导人，以义为名，务必以宽厚对待民众，用诚信取信于我们的士兵，用这样的军队却援助诸侯小国的军队，那将无敌于天下了。像这样使天下得到的利益，真是数不胜数的了。
墨子高举“义”的大旗，以诸侯国为单元，幻想出小国间互帮互助，共同遏制大国的图景，以维持诸侯国的现状，从而避免诸侯国之间----主要是大国对于小国的兼并。为了反对战争，墨子不仅著书立说，而且冒着生命的危险，为止战息争奔走。他曾为制止楚国攻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墨子·公输》。
当然，墨子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战争，他一方面肯定汤武革命，认为他们的讨伐不叫“攻”，而叫“诛”；另一方面，他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并且形成了较完备的防御作战理论体系。
战争的根源在于王权专制主义文化主导下不断膨胀的贪欲，中国式相对发达的贵族文化不可能自行产生出遏制战争的文化元素。从墨子肯定“禹克三苗”以及汤武革命来看，他不能从根本上反对一切形式的兼并战争。代表平民思想的墨子学说，并不能完全摆脱“王公大人”的语义系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使者，墨子不能创立类似于印度佛教那样一种有效地遏制战争的文化形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战与非战的问题，因而，墨子学说的局限性是极其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