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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的加速中，十年到底意味着什么？许多坚硬的事物仿佛一成不变，而我们的文化与生活似乎经历了不止一代的更迭。于 10 月 18 日开始的第五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更像是一次寻找之旅。以“十年”作为一个刻度，我们与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读者一同，寻找那些过去的失落的记忆，寻找我们的社会、群体以及个人生命的真实历程。
在文学节的「十年之后：第五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主题演讲」中，作家贾行家与现场的读者朋友们，分享了十年前母亲离世带给他的思考。目睹母亲临终前对尊严的渴望，他开始思考“人的尊严是什么”“我到底是谁”“我该怎么告别”“活下去还是不活，怎么活”这些很多人不愿去面对的问题。这是当晚最沉重的演讲，现场观众的抽泣声不断。我们整理了贾行家演讲的全部内容送给大家，希望单向空间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尊严地活着。
从道别到忘却演讲人 贾行家
各位好，在下贾行家。我和各位不熟识，却要说一些很奇怪的话。
在这样一个深秋海边的夜晚，什么都可以说。黑夜和海，让世上的很多事儿显得不那么重要。
差不多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去世了。我说差不多，是因为现代医学让临终可以拖延成一个缓慢的过程。这种被拉长的弥留之际，像一扇不能愈合的电梯，里面的人，外面的人，都很尴尬。
我的这段经历很平常，但意义也在于此。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没有机会经历，才是真正不幸的人。所以我用不着谈论感情，这种感情像海洋这么久远，但也没必要再说一遍。
▲贾行家在“十年之后”主题演讲中
当我看到“十年”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假如遇到 20 年前的自己（我们已经不是一代人），我该怎么告诉他，在十年后会遇到什么。简单地说，他要和他的母亲道别，然后目睹她在这个世界上逐渐消失，最后变成一小块石碑，一些纪念品，以及我们支离破碎的民俗里的某些程序。如今，世界上只有几个人还记得她。
人们都说，死亡是父母教给我们的最后一件事。但是，我真学到什么了吗？我将来真有什么东西，能教给我的女儿吗？——这是我要和那个年轻人说的事。
这些事情，是最古老的话题，佛祖说过，康德也说过，可能连于丹老师也说过，但我还是得用自己的目睹和经历，再把它说一遍，好让它成为我的一部分。
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尊严是什么？
尊严和所谓社会地位没什么关系。如果说它等于地位，那我在地位比我更高的人面前，就没有尊严了。按我的理解，这种尊严是《红楼梦》里丫鬟婆子的“体面”，是“我的越多，你的就越少”的一种东西，不是合乎情理的尊严。
我母亲是那种为了保全自尊可以付出很大代价的人。
她的病情突然恶化后，我们去了家很拥挤的医院。那时正是十一假期，我们要等一位有名的专家节后会诊。你要是运气不好的话，对那种人很多、很破旧的医院会比较熟悉，我还是形容一下吧：
那是个很旧的楼，完全不通风。不知道这几十年里，里面已经死过多少人；也不知道每天在走廊上挤来挤去的都是些什么人。走廊里全是病床和折叠椅。厕所外面永远在排队，而且下水道总是堵塞。我们就整天呆在药味、汗臭味、屎尿味和蒸过的饭菜味里，既相依为命，又彼此嫌弃。在那里，不管是男病人还是女病人，经常要当众暴露自己的身体，换衣服或者做检查。这让来不及背过身去的人很尴尬。傍晚的时候，有人会卖折叠床，租一天 15 块钱。每个人都一遍又一遍地计算：自己已经到这里多少天了。我并不是抱怨，在这里做医生护士更难过。病人实在受不了，还可以选择转院或者去死，他们选不了。
我母亲对疼痛、脏臭和不舒适，都有异乎常人的忍耐力，但有一件事，她一辈子都没法容忍，就是像这样日夜被人看。她说：“为什么要把病人呆的地方弄成这样？我不能死在这么个地方。”她一定要回家。我只能拖着，因为出院就等于放弃了本来也没有的希望，而且连止疼药也不好开。
那时，我发现了一件事，死亡像裸体一样，是件隐私，这种隐私和尊严关系密切。
几天后，我们总算请到了那个专家来检查，他也说无能为力。这反而让母亲如释重负。于是，我们去了一个比较冷清、但也不大对症的科室。她要我架着她看了看走廊，确定这里没什么人，然后很认真地说：“我可以死在这里”。
我想，尊严是活着的一个基础。对每个人来说，应该保有的尊严是同等的。它无关善恶，甚至不是一种权利，因为是不能被剥夺的。这是人类文明一个很艰难的成就：就算有人犯下没有人性的罪行，仍然不能用凌辱和示众的方式来处罚他。也许对这一点，很多人并不同意。
今天，相对那些被拿来炫耀的东西，我更希望有一扇可以关上的门，哪怕是可以拉上的帘子，让我以为没有被监控。否则，我就觉得自己回到了那个医院的走廊上，活得既没有尊严，也没有目的。至少，我不像有人说的，想用隐私换什么便利。何况，给患者推送奇奇怪怪的医院，也不叫什么便利。
我希望二十年前的我，开始这样去观察一些事情。相比标准不同的善意，我们为别人的尊严多考虑一些，也就为自己多争取一些可能性。也许，在下一个十年，希望别人善良会更加艰难，我们需要更多运气。
我现在回忆，我母亲或许也没有思考过关于尊严的问题。
比如，住进最后那个病房后，我们进行过这么一场对话。她对我说：“你爸死后，这十多年，活着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思。从癌症查出来后，我就更不想活了。这个病很遭罪，生存质量很差”——她经历的放化疗很不顺利，在一年里连续做了八九个剂量很大的化疗；放疗让她没法站起来走路，病情却没什么缓解。她曾经很平静地告诉我：“我其实真的挺想自杀，但是我不能。那样的话，人家怎么看你？他们会说闲话，说这个人的妈是自杀的，他一定不孝顺，你以后怎么做人？我就算装样子，也得把这个病治到底，把这些罪遭完。该用好药用好药，该找好大夫找好大夫。你不用担心。”
我该怎么说？我们都知道，自杀是所谓“真正的哲学问题”，我难道可以说，“妈，虽然我更希望你活着，但如果你经过深思熟虑，找不到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就有权做你决定的事。”
选择自杀是自由意志，也是人的尊严。但在中国，在母子之间，我想象不出有这样的对话。我只有沉默，现在也无话可说。
下面这句话，我要请在坐的年轻人原谅：你的父母虽然干涉了太多不该干涉的，但请记住，他们也牺牲了太多不该牺牲的。当然，你还是可以抱怨。因为我们在这种彼此的消耗中，谁都没有获得什么幸福。
▲贾行家在“十年之后”主题演讲中
从我母亲、到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如此，都没想过，尊严后面有个很明显的问题漏掉了，就是——我到底是谁？如果我有机会见到 20 年前的我，我会建议他接下来考虑这件事。
母亲的诊断刚刚出来时，她经常发呆，然后自言自语：“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是我？”我当时也这么想，我站在病房的窗户前，恐惧得直打哆嗦，看着外面来来去去的很多人，真希望是其中的随便哪个人。不明白我和母亲为什么就被拦截在这里了。因为我不知道，我和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
如今，花了十年的时间，我只能这么解释：这没什么道理好讲。这是很平常的事，前面说了，这不能算厄运。即使是真正的厄运，也可以随时变得更坏。如果说命运荒谬，那是因为我们错误地信赖所谓“正常”。我们习惯的秩序，只是想象和同意的社会产物，不是自然规则。我的认识能力很肤浅，只能看到世界是混沌的。毕竟，能在自然规律里感受宗教精神的人，少之又少。
承认了这一点，才可以终止抱怨，开始做选择：活下去还是不活，怎么活？海明威说，《老人与海》里只有一个隐喻，那就是鲨鱼代表文学评论家。当然，这个故事还是有很强的对应，比如说：为什么最后拉回来的是大鱼还是白骨，已经不重要了。
每个人都要在孤独中死去，这就像我们送一个人，只能送到安检口。生活中的陪伴，各种各样的关系，都有一个限度。至死不渝，仍然要孤独的死。我们的传统观念，好像一个人没有死于意外，临终时身边围满子孙，人生就圆满了，这就叫“善终”。当然，你要相信这一套的话，没问题。但我发现，即便相信，人到那个时候，还是会感到巨大的恐惧。我所见的临终者不多，但我相信是如此的。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习惯里，很少有人会正视那个巨大的未知，去思考那个未知。未知感就是孤独感。当然，这种必然的结局，也是巨大的公正。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趁着还清醒，趁着还从容，从死亡的那一天倒着来想“我是谁”这件事。我们可以接受现成的说法，也可以坚持自己的说法，毕竟那个结果是属于自己的。如此巨大的公正，真是比善良还伟大。
这个必然到来的、漫无边际的孤独，让我觉得不需要逃避生活中的孤独。
今天回忆起那段时光，最不安的一件事，是我不知道母亲最后的那些夜晚是如何度过的。白天，我们竭力扮演各自的角色，她是个彬彬有礼的患者，一个从容的临终者，非常得体的应对来探望她的人。她甚至可以自己去选择墓地，甚至还参与了追悼会的一些细节筹备。有一些人会觉得，请逝者生前看一遍自己的悼词是一种礼貌，但他们忘了我母亲并不是个政客。
母亲用让人惊讶的态度把这些事情都完成了。可是，那些夜晚她怎么办？疼痛还是会折磨得她难以入睡，安眠药已经没用，止疼药也失去控制。在别人都睡着时，她是怎样挨过去的，她在想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在折磨我。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和那个年轻人说的第三件事：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告别。
我有一位医生朋友，她对我讲过一件事，和我的经历很相似。一位老大娘，在查房的时候对她说：“我知道自己走不出这家医院，但是我儿子告诉我得了很轻的病”。怕儿子难过，大娘也装作不知道。查房的时候，这位医生经常看到那个儿子在走廊里偷偷抹眼泪，之后回到病房哄他母亲，说“过俩礼拜就能出院”。然后，他母亲也假装被他哄过去了。这位医生朋友感慨说：“这件事情既滑稽又心寒。这位老者已经进入终末期了，随时有可能昏迷。不应该到了这个时候还这样。时间紧迫，母子应该好好告别。”
我当然同意她。然而，我们真的是到了该告别的时候就会“好好告别”吗？我和我母亲，虽然在那段时间说过很多话。但对于什么是死、该怎么活着，一直没有真正讨论过，因为我们没有认真想过。我猜，不只是我们这样。
我们最后的分别时刻，是在一个凌晨，很安静，一层楼里只有我们这一点亮。这对我母亲来说很理想。我盯着她看，在某一个瞬间，我清楚地看见她在一个黑洞里下沉。从她的感知里，我们应该变得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我不知道在这个最后的时刻，在她也许还能听见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
她需要忏悔吗？按照世俗标准，她一辈子非常疲劳，背负了过多不需要背负的东西，没有亏欠过谁。比我高尚得多，我是依靠别人的容忍度日的。但她也没有皈依过某个信仰，没有为彼岸做过准备。
那个时候，我也不能向她许诺什么。直到今天，我不确定从那以后，她是不是还存在？在那时候，人世对她还有什么意义？我不是教徒，我如果贸然谈论天堂，对自己也是一种亵渎。
这个时候，我停下来，去看旁边的一位好心的小大夫，我问她：“怎么办，我什么都不信，该怎么办？”她摇了摇头，这个姑娘比我不幸：她母亲在她去世的时候，为了不影响她考试，连消息都没告诉她。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和我母亲是如此陌生。这种陌生，不像刚才我说的那种孤独，本来是可以缓解的。
我们就这么一起看着我母亲，一点点儿地熄灭了下去。
如果我在今天晚上遇到那个 20 年前的我，我得告诉这个年轻人：你还有时间去想，你该信什么，不信什么，为了你的信去做一些事情。去尝试建立一种联系，和你母亲在那个安检口前告别。然后，你可以平静地过你剩下的日子。否则，你未来的每一天，就像我现在这样，心里被挖空了一块，因为没有思考过，而没法感受快乐。至于这些奇怪的话，对各位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
谢谢各位。
▲“十年之后”演讲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