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北方，是第一次被北方游牧民族长期统治的时期。自从汉武帝驱逐匈奴之后，中国北方进入了相对安定的时期，许多游牧民族也被安置在汉朝国境之内。在这个时期的游牧民族受到汉学的熏陶，其行为方式与思考方式都与汉人逐渐趋同。

在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国北方诸多少数民族政权崛起，统治北方长达百余年，其中既有其能征善战的因素，也因为其相对于汉族士大夫，更有两汉之遗风。

故借此机会，我们由苻坚义释慕容垂入手，探析东晋时期，少数民族凌大人与汉族士大夫风骨之异同，分析北方汉族衰落的原因。

引言

苻坚作为东晋时期北方前秦政权的最高领导人，在丞相王猛以及大将慕容垂的帮助下开拓了当时北方最大的统一政权。但是王猛向来忌惮慕容垂的狼子野心，于是设下金刀记陷害慕容垂，希望苻坚可以除掉这个心腹大患。可是事发之后，苻坚却宽宏大量地原谅了慕容垂，并继续委以重任。

据《晋书》记载：“秦王坚劳之曰：‘卿家国失和，委身投朕。贤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然燕之将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为过惧而狼狈如是乎！’”

王猛金刀记陷害慕容垂

之后淝水之战苻坚大败于谢玄，带着残兵败将投奔慕容垂时，左右皆劝说慕容垂诛杀苻坚，篡夺前秦基业，但是慕容垂拒绝了他们的提议，并且将自己剩下的所有兵马都交还给了苻坚，亲自保护其返回都城。

据《晋书》记载：“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苟弃之，何患不亡。不若保护其危以报德，徐俟其寡而图之，既不负宿心，且可以义取天下。’”

由这两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苻坚与慕容垂都是北方少数民族，但是他们深明大义，为人光明磊落，颇有两汉遗风，相较于东晋时期的部分汉族文人，实在胜出太多。

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

下面我将从文人精神传承，以及胡人汉化两方面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具体原因。

汉族世家兴起与中央政权道统的衰败

东汉自桓、灵二帝以来，外戚专权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央政府的权力逐渐丧失。尤其是在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度上，逐渐形成各州刺史拥兵自重，中央政府无力管辖的局面。

在东汉末年之时，大部分士大夫已经开始漠视中央权威，转而为地方势力，以及世家大族效忠，这也让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逐渐退化成战国时期的功利主义思想。汉武帝以来的独尊儒术逐渐被废除，法家学说渐有抬头之势。

有《资治通鉴》记载：“汉末广陵太守张超为曹操所杀，其故吏臧洪，袁绍任为东郡太守，怨绍不救超，遂与绍绝。与绍书，谓：‘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扫清寇逆，共尊王室。岂悟本州被侵，请师见拒。使洪故君沦灭，岂得复全交友之道，重亏忠孝之名乎？’”

魏文帝曹丕篡汉称帝

之后自魏文帝曹丕篡汉之后，中央政府更替。曹魏政府不似汉朝得国以正道，因此便不能再坚持以“忠孝”行天下的儒家学说。曹操多次发布诏书声明唯才是举，就是将国家的政治理念重新归到法家的路数之上。

但是由于其对于汉王室不忠的行为有违当时的道德观念，因此虽然曹魏政权也获得了一些人才，但是毕竟与秉承忠孝的士大夫们观念不合，因此难以在统治阶层中笼络人心。

据《资治通鉴》记载：“曹操迎献帝都许，帝谓操曰：‘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以事诛董贵人，帝以贵人有孕，累请不得。又勒兵收伏后，华歆发壁牵后出，后披发徒跣行泣过帝，曰：‘不能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至于后面篡位的司马氏而言，他们发现想要笼络士大夫们，就必须提倡德行，宣扬忠孝，让他们可以认可中央政权的权威性。但是司马氏终于不敢自称忠义，因此只得对外宣称晋朝是以孝道立国。

但是其卑劣行径世所共知，终究还是不能得到天下人民和士大夫阶层的支持。而且两晋一朝也效仿曹魏崇尚法制，然而在没有得人心的中央政府的情况下，一切法制规章都不可能得到好的实施。

晋武帝司马炎称帝

道统衰败对于汉族士大夫的影响

由于国家政权缺乏名正言顺的统治理由，因此当时的“名士”们出于追求自己名声的原因，不愿意入世为官，他们开始崇尚交游，重视名节，而不再务实，人才的选拔也逐渐以名声为主要依据，不再考察其才能，这就导致官员们能力的下降。

有《抱朴子》记载：“品藻乖类，名不准实。”“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进入仕途之后，这些人也因为缺乏共同的政治理想而无心世事，这些士大夫开始醉心与道家学说，对于政事避而不谈，以免对自己名节有损。其中最极端的当属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等人，他们为了避免与政治接触，选择出世避嫌，但终究因其为世家大族，这样的做法不为世道所容，最终被杀。他们的狂放不羁，其实更多是被世道所逼，单论其理想与品行，实在比为虎作伥的小人们高上不少。

名士葛洪不满政府出世隐居

有《晋书》记载：“嵇康隐沦，然自谓：‘非汤武薄周孔，会显世教所不容。’，果以杀身。”

在名士们崇尚黄老清谈之后，由于他们的消极态度，最终难免走上骄奢淫逸的路途上去，不关心民间疾苦的他们，最终还是丢弃了中国自古以来最为珍贵的民族气节与文人风骨。

《晋书》记载：“然曾既历仕与魏晋，且为晋重臣。日食万钱，犹云‘无下箸处’。平居奢汰如此，而不闻为国事有献替。”

竹林七贤饮酒于林中

胡人汉化以及其道德观的构建

两汉之时，自从武帝战胜匈奴以来，便将少数匈奴人迁徙到汉朝的国境之内，让他们接触汉朝的文化。之后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的人民也都迁徙到汉境居住。这些人在汉末乱世之前，已经在汉朝统治下生活了几百年，因此他们的子民也对汉朝文化有了很深的认同感。

他们自从进入汉境之后，感于汉朝文化的优越，因此让自己的子民们易汉服，换汉姓，学习汉学，后世之人几乎与汉人无异。再加上他们相比于士大夫阶层更加远离黑暗的中央政府，因此他们并没有被当时颓废的政府风气传染，依旧保持着相对高远的抱负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

除了之前提到过的苻坚与慕容垂所代表的鲜卑氐羌这两个汉化较好的民族之外，即使被汉人认为凶悍无谋的匈奴之主刘渊，也显示出了高远的政治理想，和光明磊落的行事风格。当西晋被鲜卑等少数民族攻击的时候，他并没有趁乱袭击邺城，而是按照之前的约定帮助西晋政权击退了鲜卑的进犯。

《晋书》记载：“渊曰：‘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刘渊塑像

而之后后汉包围西晋都城，晋愍帝派人出城投降，晋朝的索琳居然还以官位相邀，匈奴人不齿这种行为，将其使者斩首，并在入城之后，将授意的索琳处以极刑。由此可见，但是的士大夫们的道德情操已经远逊于其时的游牧民族上层。北方汉族政权的衰落由此可见是大势所趋。

《晋书》记载：“愍帝被围长安，使侍中宗敞送降书。索琳潜留敞，使其子说刘曜，曰：‘城中食犹支一年，若许琳以车骑、仪同、万户郡公，请以城降。’曜斩而送其首，曰：‘帝王之师以义行，琳言如此，天下之恶一也。若兵食未尽，可勉强固守。’后既降，刘聪以索琳不忠，斩于东市。”

评价

在古代中国，自从周代以来，都奉行天道一说。统治国家之人都应遵循天道，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够统治国家。但是从东汉末年，直至魏晋两朝。中央政权的权力衰退以及后续政府的道德污点，都很难让士大夫阶级甘心为之效力。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有学识的人反而选择避世不出，朝堂之上充斥着奸佞小人。那些世家的子弟们也由于长时间的放纵而滑向堕落的深渊。

反而是之前被汉人瞧不起的少数民族们继承了汉朝所崇尚的务实精神，拥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追求。因为他们之所以甘心汉化，就是被这种高贵的民族气节所吸引。少数民族中的贵族自小也以成为高贵的士大夫为目标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较之那些不思进取，奢侈成风的汉族贵族而言可谓云泥之别。

因此两晋时期北方中国被少数民族执掌实在是因为汉朝统治阶级的没落，但是我们也要感谢这些游牧民族的英雄人物能够继承中华民族的高贵品性，让后人依然得以窥见秦汉风采。

参考文献：《三国志》、《晋书》、《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国史大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