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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社会苦痛、政治混乱的悲剧时代。此时汉朝建立的儒家一统天下的局面早已被打破,出现了儒佛道并存。玄学清谈的风气和由此而产生的自由开放的思潮严重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加之战乱的破坏,使官学教育举步维艰,甚至呈倒退趋势,与之相反的私学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同时,由于儒学淡化、社会动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魏晋南北朝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妇女享有在家族中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当她们学有所成后,承担起教育的传授者。
一、众多妇女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家大族为了保持他们在政治、文化上的特权,非常重视家庭教育,这时候羁绊妇女的传统礼教日趋淡化,一些妇女有幸成为教育对象,从学求知成为当时许多妇女的自觉意识,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
魏文帝曹丕之妻甄氏,“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数用诸兄笔砚。兄谓后曰:‘汝当习女工。用书为学,当作女博士耶?’后答言:‘闻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知之?’
”在《世说新语》中就不乏有才女的记载,尤其谢道韫出类拔萃。《言语》云:“谢太傅(安)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议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此则显示了谢道韫的文采雅致和深厚的文学功底,而谢安家族讨论文义,并不排斥女孩,说明当时在家族教育中妇女既享有和男子一样受教育的权利同时又拥有平等的发言权。
这种现象在以往的朝代中是不曾出现的。当时对谢道韫有“林下风气”的评价,说明她在精神气质上有玄学清谈的风度,她为小叔王献之解围,就是其清谈辩论的例证。
这一时期的才女在文学,书法,歌舞,音乐等方面十分活跃,成为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为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特别是在文学方面尤为突出,从魏晋时期的建安文学到南北朝时期“永明体”的产生,各个时期都有杰出人物的产生,建安时著名女诗人蔡文姬作有《悲愤诗》、《胡笳十八拍》,抒发了自己的怨恨和不满。她还“工篆擅隶”,精通音乐。
西晋的左思,为左芬之妹,年少好学,工于文辞,作《离思赋》,“后为贵嫔,姿陋无宠,以才德见礼。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左右侍听,莫不成美。”故她的“答兄思诗、书及杂赋、颂数十篇,并行于世。”
南朝宋齐时的鲍昭鲍令晖兄妹称为宋齐诗坛的双璧,他们兄妹二人在诗文上互有影响,《诗品》卷下《齐鲍令晖齐韩兰英》说到:“昭常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尔。”从这两对兄妹就更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女正有同等的读书与求知的权利或机会。
二、才学兼备的妇女积极从事家族内的文化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官学教育的衰微,私学教育非常兴盛,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妇女,常常承担起了子女的启蒙教育责任,即所谓“相夫教子”。在她们的努力下,曾成就了许多政治家、经学家与名士。
当时有学术渊源的世家大族,还将家学传授给女子,造就了众多的才女智妇,为她们的个性解放创造了条件。同时,才女们更是以积极的姿态投身于教育,将自己的才华释放于家庭、社会。
三国时钟会,“有才数技艺、而学精炼命理。”他的成才教育,完全出于母亲张氏的精心安排,史载,“夫人性矜严,明于教训,会虽童稚,勤见规悔。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张氏不仅教知识,而且授之学习的方法,“学猥则倦,倦则意怠;吾惧汝之意怠,故以渐训汝,今可以独学矣。”直到钟会官任尚书郎,张氏还教导他:“汝弱冠见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则损在其中矣,勉思其戒!”张氏是一个博学多才的母亲,其循序渐进的教导方式令我们现在仍佩服。
魏晋南北朝妇女在家族中从事教育活动,有些是在缺少男子的情形下进行的。钟会之母对他的教育是在其父钟繇亡之后由其母独立承担的。
《元嘉历》的制定者何承天,“五岁丧父,母徐广姊也,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义。”母亲的启蒙教育得当,使他终成为伟大的天文学家。
即使丈夫健在,妇女参与教育后代的史料也不乏。以文才著称的王融,其书法也得益于母亲的功力。
南朝著名隐士宗柄的母亲师氏,聪明有学识,几个儿子的学业都是在师氏亲自教导下完成的。
北朝不少妇女,同样担负起家庭启蒙教育的职责。北魏太学博士房景先,年幼时家中贫困,没有从师拜学,“其母自授《毛诗》、《曲礼》。……昼则樵苏,夜诵经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赡。”后其为太守时,遇到疑案总以母亲为顾问,可见崔氏在儿子为官过程中仍有重大影响。
尚书裴植的母亲十分严厉,特别重视对子女的礼仪道德教育。“植母,夏侯道之姊也,性甚刚峻,于诸子皆如严君。”在其成年后,仍严格管束。
由此可见无论是启蒙教育,还是成年之后的教育,广大妇女占有重要的地位。她们对子女严格教育,其成才后更加孝敬母亲,使妇女在家庭中有了长者的威严,从而提高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三、妇女参与教育的积极作用
1、推动了私人教育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教育兴盛,许多有才识的妇女担当起了家庭教育的传承者,培养出了一批卓越的人才。为了传承家学,有些妇女开馆招徒,韦逞母亲宋氏承继家学《周官》音义,战乱之中,“宋氏昼则樵采,夜则教逞,然纺绩无废。”后又在“家立学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受业。”通过设馆讲学,扩大了家学的传承范围,从而使家学发扬光大。
2、通过接受教育妇女的自我意识提高,她们在家庭中要求平等的地位,在婚姻上追求自由。
玄学思想的盛行打破了传统的三从四德,妇女的人身自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更重要的是妇女在接受教育后提高了自己的文化素质,进行不断的自我解放和完善。她们在丈夫面前不再卑躬屈膝,而是据理力争维护自己的地位,许允新婚,见妇奇丑,不愿理睬,“既见妇……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曰:‘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面对丈夫的嫌弃和指责,以往的妇女只能忍气吞声,而魏晋妇女却勇敢的拿起语言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以此来争取平等。有的不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作主张,以才择夫。晋人徐邈,“有女才淑,择夫未嫁。邈乃大令佐吏,令女于内观之。女指(王)濬告母,邈遂妻之。”这说明一些妇女已有选择自己伴侣的机会。
3、魏晋南北朝妇女积极参与家族教育,为社会培养出一批各方面的人才,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钟会从小在母亲的教授下成长起来,成为晋之重臣。何承天、房景先等人的成才,都与母亲的教授有关。在社会动荡、官学衰微的情形下,妇女培养家族人才带有明显的社会性。与官学稳定的其他时期的妇女从事家族教育相比,魏晋南北朝妇女从事家族教育的贡献更大,影响更深远。
当然,以上所述受教育的妇女,多是出生于世家大族,一般的下层社会家庭是无法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