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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2019年10月24日《南方周末》国史新记·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报道之教育公平）
2019年秋季开学，杨秀丽策划了一场励志班会，安排了“哥哥说”、“爸爸妈妈说”、“老师说”三个环节。全班14个孩子家中，她硬是找不着一个父母，最终找到了刚刚过来陪读的外地妈妈熊妹玲。
在范家小学，杨秀丽遇到了各种困境学生，有的眼睛看不清而无力治疗，有的冬天穿着单衣，有的是彻头彻尾的孤儿。
说到这时，这位校长的嘴聚成一颗樱桃，露出单纯而狡黠的微笑，他说，“我为了把老师们留在村里，把头都想破了。”
这天的乡土课程，二年级学生到了门卫李德俊家参观自动脱粒机。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图）
米仓山秋日多雨，2019年10月17日，山谷里的范家小学迎来了难得的大太阳。下午前两节课，低年级是自然观察，高年级则是体育，副校长王毕卫把下午后两节“留白课”全改为自由活动。
“全校学生一下午都在室外活动。”一位从成都来广元宝轮镇苟村参观的家长感叹。
身材臃肿的王毕卫在操场上和学生比赛跳绳，又和来访者讨论教育理念。不久前一则“城市孩子下乡读村小”的新闻令来访者陡增，王毕卫疲于应对，不断重复着迎客、介绍、答问、留饭的步骤。
访客大多惊叹于范家小学的“放松”和“不着急”：到点就下课，下午天气好就把学生放出去活动，午间没有老师维持秩序，想午睡就午睡，不想睡可以自由安排。
2018年初秋，经济学家何帆寻访至范家小学。彼时，学校刚铺了崭新的人造草皮，粉刷了校舍，四周散布着稻田和荷塘，远处高山云蒸雾绕，校园里的孩子开朗大方，一切都跟城里人想象中的村小不大一样。
何帆将范家小学作为“最具先锋教育理念的学校”写入新书：“小规模和寄宿制的范家小学创造了一个平等、包容、自信、乐观的社群，这种社群造就了最快乐的留守儿童。”
第一批城市家庭慕名迁来。至2019年10月，先后有超过10个城镇孩子入读这所村小。
乡土“芬兰风”
“芬兰的教室就是这样的，山村学校有这样的教室真是太科幻了！”唐晓君连连惊呼。他是成都一家教育科技公司的创始人，过去几年遍访教育发达国家的校园和课堂。
每一个到访者都会被范家小学的教室布置吸引：教室中间是梯形课桌拼成的圆桌，四周散布着沙发卡座、书架和柜子，靠窗一角还有一个半圆形的榻榻米，上面散着几个抱枕。
班家文化和乡土教育是范家小学提炼出来的两张名片。刚刚听完介绍的唐晓君细致地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课桌选用的木纹材质有自然感，沙发卡座能让学生在单独面对老师时感到放松，榻榻米为学生提供了在教室里脱鞋的空间。
“很多人以为在教室里搞几张沙发、圆桌就是班家文化，事实上，班家文化的核心是师生之间的融洽关系。”校长张平原解释。他所说的班家文化，指的是“以班为家”，让学生在班里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超高的师生比为“以班为家”的文化提供了土壤。2014年张平原到任校长时，学校有12个老师和41个小学生，平均每个班只有不到十个学生。加之师生大多住校，平日里相处的时间很长，关系十分紧密。
不过，这种师生相处模式并不新鲜。范家小学2017届的毕业生李文婧回忆，三年级的冬天很冷，当时教室还没改造成“芬兰风”，也没有空调，期末考试前一个月，老师在教室里生了一个火盆，全班八个同学围在火盆前讲题，温暖的氛围令她难忘。
直至2015年，范家小学拿到一笔20万元的校舍改造资金，张平原亲自操刀教室改造方案，“我不知道芬兰的教室是什么样的，只想着改造得让师生舒服一些，六个班级教室改造下来花了17万元。”
校龄最长的教师何志贵回忆，范家小学的师生关系和十年前基本一样，只是经由张平原理论化为“班家文化”。而比张平原更懂理论的何帆，又将其概括为近年流行的“社群”。
2014年底，张平原联合利州区14所农村小规模学校成立了利州区微型学校联盟（下称“联盟”），模仿教育集团的模式抱团发展。“一个学校请不起专家来培训，14个学校一起请就容易了。”张平原说。
2015年，张平原用联盟的经费将外出培训时认识的自然教育专家请到广元，给微校联盟的老师做培训，进而形成了自然观察和社会调查相结合的乡土课程。
乡土课程是如今每周三下午的例行课程，课程设计对于村小教师无疑是挑战。在国企大院长大的二年级班主任杨秀丽对乡村生活知之甚少，但她已逐渐对乡土课程的开展轻车熟路，“我就跟学生一起去向农户请教。”10月16日下午，她带着班上的14个孩子，去学校门卫李德俊家参观自动脱粒机。
尽管常年生活在农村，但14个孩子中只有一个举手说见过脱粒机——他们没下过田干农活，也就没看到过。
“农村孩子不下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张平原对现状感到担忧，他认为这意味着孩子丧失了对自然的好奇心和亲近感。张平原将乡土课程称为“根性教育”，希望借此重建学生和乡村的联系。
这一原本针对乡村孩子的课程，成了城里人眼中范家小学的一大亮点，吸引着城里来的孩子。
随着李德俊启动脱粒机，滚轮飞速转动，谷子如雨点般落下，原本注意力涣散的学童都目不转睛看着，有的孩子捡拾起打出的谷子，剥开外皮惊喜地发现，里面就是每天食用的大米。
随后，杨秀丽安排学生对脱粒机写生，并在画纸上标注出机器部件的名称。这时，需要落在笔头上的学生纷纷请教起李德俊，还通过网络检索弄清了李德俊口中的“pizi”，写法是“秕子”，读音是“bizi”。
快垮了的村小
“这个学校要是垮了，整个村子也就垮了。”
张平原在利州区的乡村兜兜转转二十多年，辗转六所学校，深谙乡村和乡村学校的生态和规则，既见识过山沟里的淳朴与穷困，也领教过城乡接合部的蛮横与溃败。
2007年，张平原远赴一所乡初中任副校长，那几年，学校里留守儿童越来越多，学生的身心健康堪忧。当时还是学生带米到学校蒸饭，食堂只卖五毛钱一碗的汤，有学生还要两人分食一碗，老师每天中午都要调解饭盒被偷的争端。
“留守儿童是我们工作面对的既成事实，没法改变。”跟留守儿童打了十多年交道，张平原希望淡化“留守”的标签，让老师充当留守儿童成长的“回应人”，用学校和班级的情感替代本应由家庭承载的情感，同时尽可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2011年，张平原又去了一所城郊初中，50个人的班级只能收上来七八本作业，学生会用手机约社会青年来校打群架，老师被吓得不敢管。在那里，张平原奉行铁腕政策，用探测仪查禁手机，严格规范卫生和作息，对闹事的学生和家长不妥协，不息事宁人。
教育局领导评价张平原“愿意做事、敢做事”。2014年，扶正为校长的张平原终于得到了一块试验田：距离城区40公里的范家小学，一所将垮的偏远的小规模村小——这里常年面临招不到生、开不出年级的困境。
在这块试验田，张平原首先取消了成绩考核，学生每期末可以考三次，选最好的一次作为登记成绩。强调阅读和体育，取消三好学生评选，改为八大类美少年评选，在学期初就给每个孩子设定有针对性的评选目标，鼓励孩子改善自己的缺点。
范家小学的教改尝试既是内在危机逼迫下的转向，亦有外在的机遇的助推和加持。
“乡村小规模学校满足了农村后20%没有能力进城上学的弱势家庭的教育需求。”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如是概括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功能。
杨东平被张平原视为贵人。
2015年5月，四处调研小规模学校的杨东平获悉川北大山里组建起了一个“微校联盟”，欣然前往考察，并于当年底在广元举办了全国小规模学校年会。
年会给利州区的微型学校带来了实质性的利好：按照生均拨款政策，小规模学校每年只能获拨几万元的公用经费，2015年起，利州区将经费提高至10万元起，2018年这一数字提高至20万元。
利州区教育局副局长鲍海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年会让我们意识到，‘撤之不能，办之难继’的村小中竟然蕴含着中国教育改革的种子。”
换个角度，学生流失、一师多科、空心村这些不利条件也是村小改革的肥沃土壤，小班化、跨学科项目制学习、贴近自然和生活的探究式学习这些教育改革的方向都与小规模学校的实际更契合。
随年会而来的，还有四十多个公益机构提供的图书、课程和网校等资源，以及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为微校联盟提供的培训。
范家小学在山谷里，校舍很新，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重建的。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图）
盛名之下
2017年暑假，何志贵和5位同事一起去南京参加了一期培训。对这位从教40年的乡村教师来说，互动研讨的培训课程非常新奇，但似乎与实际的教育气候不相符合。
村小远非城里人想象的教育乌托邦，“芬兰风”的基础教育，仍要面对中国社会特有的土壤。
“尽管张校长不看重成绩，但老师们并没有对成绩放松。”何志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农村家长在为孩子选择学校时，学校成绩仍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利州区四十余所小学中，范家小学的检测成绩在第八名到第十五名区间，并不出众，更难以和城市学校抗衡。
论成绩竞争，村小有先天的劣势。例如城市学校不愿接收的一些残障学童，家长把孩子送进村小，范家小学就有几个位孩子存在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小班使得这类孩子能得到更多的照顾，但班级平均成绩无疑会被拉低。”王毕卫说。
面对各界赞誉，张平原仍保持清醒，“我权当是专家对我们对乡村教育付出努力的定性式的肯定和鼓励。”走红之后，村小师生们还得面临和过去一样的挑战。
留守就是绕不开的一关。范家小学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有的来自离异单亲家庭，有的常年和父母没有联系。
2019年秋季开学，杨秀丽策划了一场励志班会，安排了“哥哥说”、“爸爸妈妈说”、“老师说”三个环节。全班14个孩子家中，她硬是找不着一个父母，最终找到了刚刚过来陪读的外地妈妈熊妹玲。
作为语文教师，杨秀丽还要细心处理每一篇关涉亲情的课文和阅读材料。
记者跟班采访时，她正在讲授一篇孩子给远行父亲写信的课文，杨老师把课程的重点放在书信写作，引导学生体悟父母的辛劳，刻意淡化分离的忧伤，但原本活跃的课堂还是变得安静，教室一角的女生默默开始抽泣。杨秀丽悄悄走到她身边安慰说，想爸爸了，可以借杨老师手机跟父亲视频。
杨秀丽的耐心，与她本人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她和副校长王毕卫的人生交集，本身亦是理解教育公平之路的有趣样本。
两人幼年都住在石龙村。农家子弟王毕卫读的是石龙村小。杨秀丽则是省属国企昭化造纸厂子弟，能读子弟学校。
村小和子弟学校相邻，村小只有两排平房，但地势较高，能俯视子弟学校的四层教学楼。王毕卫至今还记得，子弟学校开运动会，彩旗飘飘，学生穿着干净的白衬衣，村小的孩子挤到子弟学校门口围观，还被门卫驱赶。
1998年，中师毕业的王毕卫到范家小学教书，杨秀丽则接班在子弟学校任教。“1980年代，子弟学校有好几间音乐教室，民乐团、管弦乐团都能组织起来，很多老师是大学生。”
2006年，子弟学校并入石龙村小，杨秀丽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落差和辛酸，她一度拿着代课教师的薪水，直至2011年才被分配至范家小学，和幼时邻校的王毕卫成了同事。
在范家小学，杨秀丽遇到了各种困境学生，有的眼睛看不清而无力治疗，有的冬天穿着单衣，有的是彻头彻尾的孤儿。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教育人生，杨秀丽对教育公平也有更多的体悟：“村小这样的基层普通学校决定着教育公平的质量，这样的学校在为每个受教育者托底。”
下坠的乡村
2019年初夏，榨了最后一季油菜籽，苟村商人郭延珍的小儿子关停了油坊，到宝轮镇开了家餐馆。
“村里人越来越少，送来的菜籽也比过去少了一半。”郭延珍说，还在种油菜的农户只能去十几公里外的油厂榨油。
这是一个经历了逆城镇化的村庄，范家小学是昔日范家乡留下的最后遗产。
1992年撤乡之前，苟村是范家乡乡政府驻地，当时的范家乡下辖五个行政村，乡镇上，学校、卫生院、邮局、供销社等城镇景观一应俱全。
1993年，郭延珍一家从关山村迁到苟村，经营一家服装店。“当时乡政府没有了，但还有镇政府外设的工作组，周围村子也都把苟村当作商贸中心，刚开始每周要进3000元货物。”可见昔日的热闹。
好景不长，随着工作组撤离，邮局、供销社相继关门，苟村日渐沦为一个普通村庄，郭延珍在1998年关掉了服装店，转而经营了榨油和酿酒两个作坊。
油坊关停前几年，郭家酒坊早已歇业。
如今，苟村主街上只有两家商铺，格外宁静。郭延珍两个儿子都在外开餐馆，却把孩子留在了范家小学念书。“学校就在家门口，孩子大一点还能住校，不怎么要我们操心”。
2006年起，范家小学就通过“鼓励住校”的方式吸引生源和提高教学质量。“宝轮镇上的小学都没有寄宿条件，而寄宿对无暇照顾孩子的家长很有吸引力，也可以解放农村的劳动力。”何志贵说。
如今，范家小学超过八成的小学生寄宿，包括不少家就在苟村的孩子，走读生也在学校上晚自习至八点，由老师辅导作业和组织阅读。
寄宿政策取得了成效，到2008年，范家小学的生源稳定在120人上下。
然而，地震发生了，这成了苟村的转折点。
地震中，苟村周边房屋受损严重，灾后重建起了崭新的农舍和村道，范家小学也盖起了功能室齐备的三层教学楼——教学楼按照150个学位设计。
鲍海兵坦言，灾后重建使得利州区乡村学校的硬件条件至少快进二十年，这样的硬件成了办好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前提基础。
但地震也触动了传统乡村的根基：重建房屋掏空了村民的积蓄，原本得过且过的农户只得出去打工挣钱；重建的公路让进城更便利，也让越来越多村民把孩子送到城镇念书。
留在苟村的人越来越少了。范家小学2018年的调查显示，该校学区内小学适龄学童有147名，其中在该校就读的有43名，在宝轮镇集镇就读的有七十余名，其余则随父母外迁或提前升学。
村中新建的农居大多宽敞美观，但大多无人居住。城里来的熊妹玲和戴丽兰租住了一家农户的两个房间，两人都是陪读妈妈。
城里来的家庭有着鲜明的共同点——希望孩子有更自由的成长环境。
儿子刚读小学时，熊妹玲隔三差五都会接到班主任的告状电话，说孩子好动，不专注。儿子回到家中也百无聊赖，整日闷闷不乐。
2019年春天，熊妹玲把孩子送到范家小学寄宿，周末交给附近一家农户照管。一学期下来，儿子过得十分愉快，也受到老师和同学欢迎。
“学校的器材室无人值守，整日大门敞开，孩子随时都可以拿来玩，更重要的是，孩子在这里有足够多玩伴。”熊妹玲对现状十分满意。
过去，学校是静止的村庄中少有的流动单元，宛如抽水机一般将成绩优异的学生送入城镇。如今，范家小学成为流动大潮中乡村的凝固剂，省心的寄宿学校让村民愿意将孩子留在乡村，自由的成长环境又吸引城市孩子进村求学。
如今，张平原的理想是把苟村建成教育的乡村，“范家的孩子不全是我们学校教出来的，很多品性和习惯是村庄赋予的。”他正在筹划一所面向城市学生的“自然大学”，为城里孩子提供观察和体验自然的课程，也为改善办学环境和老师待遇谋求资源。
说到这时，这位校长的嘴撅成一颗樱桃，又露出单纯而狡黠的微笑，他说，“我为了把老师们留在村里，把头都想破了。”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