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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格瓦拉同志
所谓《南史》者，南朝刘宋、萧齐、萧梁、南陈四代之史也，原各有史书，唐史官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合四史修为一书，故名曰《南史》。李大师常以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互相贬辱。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故有此重修南北史之志。然李大师未逮业成而卒，继其志以成者，其子李延寿也。延寿除诸书之冗长，捃其菁华，兼采鸠聚遗逸，以广异闻，终修成二史。其书文字简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有蔚然可观者多矣。
今其览者，《南史》诸帝本纪而已，有感而发，故书之于下（上接刘宋、南齐）：
梁武帝本出自萧齐皇族，于萧道成为族子，属当萧齐乱季，内怀代立之志，外托家仇之名，举事于上流，未几而摧齐基而立梁祚。梁武本出儒流，治国谨循先圣之训，故文学之盛、礼乐之备，和风融洽、政刑宽简，数有可观者。然梁武春秋既高，醉心崇佛，倦怠政事，日进宵小，使梁政日坏。且贪恢复之虚名，启危乱之祸端，开门揖盗，反遭狼噬，终至饿死台城，身丧德亏，岂不惜哉？
简文帝天纵英姿、博涉经史，研习著述，建树可观，若当承平，固一时之良主也。然困于侯景之手，政非己出，忧愤忍辱，无以匡济，终遭贼子毒手，哀哉！元帝聪悟俊朗，文采卓绝，潜身治学，著述斐然，颇有父兄之风采。虽有中兴之功，然素猜忌刻剥、御下无术，暗于筹划、惑于邪说，终至国破身死，委实可悲！敬帝之位，傀儡而已，权归霸先，运去身死，亦亡国之君定数耳！圣王之道，文武并用，然后盛世可致。
观夫萧梁之世，文治为盛，武功则亏，故国内多难，危亡屡现，诸帝皆非善终，岂偶然哉？
陈武帝起于微末之间，属当萧梁乱季，首倡义师以戡国乱，数年而歼除群雄，代梁开国，南面为尊。武帝为政以宽仁简朴为要，然治国有小略而无大计，长于习旧而罕改更，虽不及武功为盛，然亦无蠹政乱治之行，是其明哉！文帝起自艰难，颇识百姓之苦，抚恤流亡、务从俭约，勤勉为政、查察吏治，进贤退肖、拔擢清良，使万民集安，景象日新。文帝之时，内忧外扰，战乱不息，帝抚剿征御，渐平众难，终御强敌于江北，卒保江右之安，功业茂茂然为之大矣！
废帝性仁懦，不辨明暗，素无时誉，乏人君之量，终为其叔陈顼所代，于国非不为义举。宣帝大度干略、意气恢弘，有人君之量，常怀恢复之志，有收淮泗故地之功。然晚年志骄意满，颇自矜伐，终至吕梁覆师、失土丧军，而南陈之衰自此起矣。后主倦怠国事，倚重奸佞，上下相蒙、危亡不恤，政堕刑乱、天下怨嗟，致使天弃人怨、鬼神同愤，于是隋军南指、风驰电击，不数月而扫荡江南、迁离陈鼎，斯固九州亿兆民众之幸事哉！
观夫南朝之世，历百七十载，而有四代、二十五帝之更替，其兴也忽，其亡也速，何哉？乱世尚武，德治难行故也。考其宋武、齐高、陈武三君，莫不起自于行伍，籍武勇以驰骋乱世，凭黠诈以得国称尊，其治国尚王霸之道，御民以法不以德，故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外貌恭顺而内常怀反复，不能与其君同守社稷也。加之，三帝或家教无术，或所托非人，其继位者或可守之，然再继之君，皆凶顽悖乱，或父子相杀，或兄弟相残，内乱迭起，以至于亡。
萧梁之亡异于三朝，虽文治为美，然终至倾覆，何哉？以其矫枉过正，重文轻武，务虚招祸而致也。且南朝承魏晋政治之流弊，士流当国而崇清谈，寒流怀高才而不任，遂使四代之政，积弊难振，日渐崩坏，终至无可救也！故南朝之时，虽常有北伐之举，终难有作为，考其以上之实，良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