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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照的《拟行路难》共有十八首,其六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深刻不满和壮志难伸的感慨。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
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
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诗分三层意思。第一层四句,抒发内心的愤激;第二层六句,写他愤而弃官家居的生活情景;第三层两句,表达他无可奈何而又并不甘心的复杂心情。
鲍照生活在南朝刘末时代,那时世家大族在政治上享有特权,“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两句话概括地说明当时官场为豪门所把持的现实。而鲍照由于出身寒微,虽然文才武略兼备,也只能做县令、参军等并不重要的官职,因此难以出人头地,建功立业。《南史》有关鲍照的记载说,他想向临川王刘义庆诗言志,有人劝他注意自己卑微的身分,他勃然大怒道:“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子?”
从他的自白中,可见鲍照以“英才异士”自许,要脱颖而出干一番事业,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而不肯埋没才能,与凡夫庸才为伍。他曾在诗中自述:“十五讽诗书,篇翰靡不通。”(《拟古》)说他有着高度的文学才华,“留我一白羽,将以分虎竹。”(同上):“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代出自蓟北门行》)说他愿作领兵出征、为国效死疆场的将军。
可是,尽管有此怀抱,还是一切终成泡影。他愤激,他不平,他痛恨这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并给予有力的鞭挞。在《瓜步山揭文》中,他以小小的瓜步山立于高处,雄据一方比喻,说:“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习俗以门第论人而不管其是否具有真才实学之弊。
由此,我们不难体会诗人是如何备受世俗偏见之害的痛苦,知道他为什么在“对案不能食”中,表现了如此强烈的爱憎。他以“对案不能食”表示不平之气,以“拔剑击柱”的猛烈动作一抒内心的孤愤。为了不愿与席俗之辈同流合污,他决定弃官闲居。从“朝出与亲辞”至“看妇机中织”,具体写了诗人的家庭生活。表面看来,仿佛是平静的,实际上诗人内心的不平与激愤却并不因此而消解。结末两句充分揭示了诗的主题,以圣贤的遭遇为自我宽慰,深入一层地对门第观念这扼杀人才的无形枷锁提出了抗议。
这首诗是仿效古乐府歌曲《行路难》之作。《行路难》是乐府杂曲歌辞篇名,原诗慷慨悲凉,诉说世路艰难和离别悲伤情绪。
鲍照在题目上加一“拟”字,说明他是有意学习模仿民间乐府,来抒发他与现实社会矛盾而产生的深沉感慨。全诗语言质朴自然,感情真挚,毫无雕饰斧凿的痕迹。这在当时崇尚骈偶,讲究词藻的文坛上,是非同小可的,没有大胆创新的精神,是难以做到的。
尤其是诗中五言七盲间用的形式引人注目。这首诗共十二句,五言七句,七言五句,交错运用,有参差错落之韵致。《拟行路难》中也有多首完全是七言诗,其他如《代鸣雁行》、《代白的舞歌辞四首》等等也都是纯粹的七言诗。我们如果以历史的观点来看待鲍照的七言诗,就不会等闲视之了。
我国古典诗歌由四言至五言,由五言至七言,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魏晋南北朝是五言诗兴盛的时代。一般认为,曹丕的民歌体《燕歌行》是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这是学习民间七言歌谣的产物。但此后作者寥寥,很少有人问津。而鲍照却偏偏一反世俗之见,重视采用七言形式,创作了大量的七言诗,并且更进一步加以发展完善。
如《燕歌行》句句押韵,读来颇感单调,鲍照的七言诗则隔句用韵,有的还自由换韵,这样就使七言诗由初级向高级发展,从粗糙趋向成熟,丰富了七言诗的表现力,使之更具韵味。这还只是从形式上说。如果从内容方面看,则鲍照的七言诗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描写了亲身经历的遭遇,抒发了真情实感,这是仅仅写闺怨的《燕歌行》所难以比拟的。
经过鲍照的实践,此后七言诗逐步为人重视,作者日益增多,发展到了唐朝,终于蔚为大观,与五言诗并峙双流,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一种基本形式。可见,包括“对案不能食”在内的鲍照的乐府体七言诗在文学史上具有开创之功。
宋人许颤说:“明远(鲍照字)《行路难》壮丽豪放,诗中不可比拟,大似贾谊《过秦论》”(《许彦周诗话》)。清人沈德潜说:“明远乐府,如五丁凿山,开人世所未有。”(《古诗源》卷十一)这些高度的评价,鲍照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