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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走出山村入大学时，聂绀弩已经作古，主流或曰官方现当代文学史不载其名，只是偶尔在其在世的同辈文人或后辈学人的文章中，提到他。大约在大学毕业后数年的某日，在一本书中读到引用其《水浒人物》咏恶吏董超薛霸的两句诗：“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犹如雷击电触。
当时我正关注《水浒传》中展示的中国传统政治和传统社会的动乱循环，尤其关注恶吏是如何练成的。聂公十四个字就点出恶吏存在的历史必然------只要宋徽宗这类君臣当道的帝制或准帝制存在一天，那么恶吏是这类政权存在须臾不可少的重要角色。他们可恨亦可怜，陷害林冲、卢俊义等良善之辈一马当先。而当局势一变他们不是被痛恨他们的义士侠客杀掉，就是被高高在上的当权者推出来做替罪羊。
由于当时为生计奔忙，没能去找到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录聂公旧体诗的《散宜生诗》，抱憾多年。今年11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侯井天先生煌煌百万言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元好问曾感叹：“诗人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中国自古笺注诗文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笺注不但需要好的学养，还需要大的情怀。不但要弄懂诗文字面上的意思，更要走进著者的心灵。尤其著者与注者时空相隔，做隔代知音尤为不易。如侯井天先生在《后记。注聂心路》中所言的：“我和聂绀弩的一面之缘，不过如此。直到读了他的遗著《散宜生诗》，才在心灵上和他熟识起来，想更深地了解他，并且发愿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作者此时年已过花甲，为此他上穷碧落下黄泉，收集聂绀弩的轶诗和与之相关的信息长达二十余年。这种因心灵上的相契而抛弃一切功利的行为，让我这样的晚辈，从中窥见中华文脉虽经无数劫难，而总能得到顽强传承的重要原因。
自1905年满清废除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后，继之而起的是新文化运动，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受到了历史大潮的冲击，由源自西方的现代教育体系培养的知识分子开始登上文化的舞台，由此，寄生在士大夫阶层的旧体诗（或曰格律诗）自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旧体诗在一些鼓吹新文化的文化改良主义者的眼中，几乎和“封建余孽”是划等号的。它无病呻吟、它约束思想，它形式陈旧……连一些旧体诗做得相当不错的文人如鲁迅，也不主张年轻人再学作旧体诗了。旧体诗似乎只成为供人把玩的文字游戏。但士大夫阶层消亡不是短时间完成了，而有着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即使像鲁迅、郁达夫这些有游学外国经历、对旧文化反对不遗余力、以新文学立身的大家，身上也或多或少有士大夫的气息，尤其是他们做旧体诗时。且看“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将这类诗放进唐代李义山、宋代晏几道、清代龚定庵的诗词中，那种情调有多大差别？
1949年以后，写旧体诗的除了高居在权力顶端的领导人外，其他人为之，需用旧词汇、旧典故、旧口吻，乃至旧时代士大夫的心态来表达，而此番政局、社情变化真是天翻地覆，因此难免给人“遗老”的感觉。如南社创始人柳亚子“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陈寅恪“织素心思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等诸多诗篇，用当代事与古典对应，乃不得已为之，否则就似乎不是旧体诗了，如此，旧体诗的路子当然越走越窄。等到上世纪5、60年代，无情的政治运动将士大夫阶层乃至乡绅阶层完全消灭，传统旧体诗的土壤已不复存在，后人再蹈前人故辙，只能变成“老干部体”之类的顺口溜，直至出现“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之类把肉麻当情趣的词句，完全糟蹋了旧体诗这一文学形式。
聂绀弩的旧体诗一出，之所以有惊世之感，在其故去20余年再回头看，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为陷入绝境的旧体诗找到了一条新路，在士大夫阶层消亡后为旧体诗注入了生命力。庙堂上执掌文教大权的重要官员胡乔木在其《散宜生诗》出版时，主动要为其作序，或许是聂绀弩那代文化人在为旧体诗找路，而看到聂独辟蹊径别有洞天后的一种典型的欣喜和赞赏。如胡在序中所言：“作者所写的诗虽然大都是格律完整的七言律诗，诗中杂用的‘典故’也很不少，但从头到尾却又是用新的感情写成的。他还用了不少新颖的句法，那是从来的旧体诗人所不会用或不敢用的。”施蛰存先生评价道：“在运用现代名词、新事物，或俗字琐事这方面，还是追上梁启超、黄公度的足迹，不过他用得比黄、梁更活，更浑成。”邵燕祥说：“聂绀弩格律诗的贡献，就在于旷士情怀，造化为师，不是俯首低檐，而是排闼出入，潇洒激昂，触处成诗，语语创新。”如我们读到“文章心口雌黄易，思想锥心改造难。”“大呼乔木迎声倒，小憩新歌信口流。”“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等等，虽不无嘲谑，但读起来决无粗鄙之感，而是质朴沉郁。
如果聂绀弩的旧体诗仅仅是在形式上有大的突破，那么其成就终究有限，比形式上突破更值得后世注重的是，他延续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传统，延续了以史入诗的史学传统，用旧体诗这种形式，记录了中国一代知识人的劫难史，或可说是一代儒林痛史。
诗词作为中国文人之间人际交往一种重要的媒介，有悠久的历史。宴饮唱和，贺喜凭吊，甚至怀人而作诗邮寄，是中国传统诗人创作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从李、杜，到苏、辛，到清末诗人，这类诗占其创作的大部分，后人为这些诗作注，即可勾勒出一个诗人一生的社会活动史，那么也可较清楚地窥见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基本面貌。“以诗证史”是修史的一种重要方法，乃是因为官方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篡改正史，粉饰太平，但不可能将某个时代众多文人的诗全部毁掉，真实的历史可在那个时代诗人的诗篇中寻找脉络。
聂绀弩的诗亦是如此。作为上世纪二十年代入黄埔军校、尔后投身文教、活到1986年的他，一生在政治的大风大浪中沉浮，得意时少之又少，而大部分是倒霉受辱，其经历可算上世纪20年代后中国现当代史的缩影。更兼其生性豪爽，交往广泛，和同时代大多数有名的文人有过往。在聂绀弩的旧体诗中，其赠答或怀人、记游的诗占一大半，其中涉及到胡风、冯雪峰、舒芜、柳亚子、胡绳、何满子、钱钟书、萧军、萧红、秦似、周而复、梁羽生、尹痩石、吴祖光、黄永玉、丁聪、周有光、冯亦代、李慎之、李锐等上百位文化名人或政治人物，读明白这些诗，就能比较清晰地对上世纪50年代开始至80年代，一代文化人的际遇有所了解。这些是痛史，也是信史，其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进一步显现出来。
文人遭流放、贬谪和其文学创作紧密相连，从屈原算起，有着两千多年的传统了。甚至可以说一部中国文人流放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但古代的文人遭流放，多半是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如唐代牛李党争和宋代元祐党争。而被流放的人，尽管生活待遇上有所下降，但其政治上贬谪的意义大于对其肉体的折磨，所以苏东坡晚年流放到岭南时，还受到了“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敲五更钟”的善待。而聂绀弩垂老投荒时，可不是他一个人或几个人遭此厄运，而几乎是他们那代文化人共同的命运，他所在的北大荒，当时集中了相当多的文化精英，从他的诗中可一斑窥豹。聂老写《北荒草》的地方，离清代用来流放罪臣的宁古塔不远。当年因江南科场案罹祸的吴兆骞被流放于此，后其好友顾贞观求情于纳兰性德，才得以归中土。顾贞观为此写词抚慰：“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翻云覆雨手。冰与雪，周旋久。”可当时流放在宁古塔的士大夫，并不需要亲事稼穑，有钱的人甚至还保留在关内诗酒流连的做派。而聂绀弩那代人去北大荒，可真正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名曰“劳动改造”，统治者希冀通过肉体的劳累来达到灵魂的改造，但真正思想独立自由之士，如聂绀弩受再大的罪，依然能拒绝奴化。胡乔木读完《散宜生诗》书稿后说聂绀弩“思想改造可得一百分”，不知是正话反说还是显示政治上的正确。如果聂公真的做到了“灵魂深处闹革命”，还会写下“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之类诗句么？更不会在几年后祸从口出，忤触当道被判处无期徒刑，流配山西大牢。聂绀弩的硬骨头，至死没一丝一毫的软化。其诗品之高，有赖于其人品之高。
大学时代，我读杜甫的《秋兴八首》和《三吏》、《三别》，震撼之余，深感“诗史”之说不虚，心底里感谢老杜在诗中为后人记录天宝后由盛而乱的那段历史，比看《旧唐书》、《新唐书》还要真实、直观。后学小子，再读聂公的旧体诗，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白居易在李白坟前凭吊道：“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可天宝年间李白、杜甫那代诗人的薄命、沦落，和聂绀弩这代诗人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