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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江苏邳州籍的“七月派”诗人庄涌与著名作家聂绀弩的一段情谊，真挚感人。我是在世纪之交为编辑《庄涌和他的诗》而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觉的。此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问世十多年，而他们之间的那段情谊至今仍萦绕在胸怀，深深感动着我，激励着我。
情谊结在抗战岁月
那是1945年五六月间，历时八年的抗战接近尾声之时，聂绀弩在重庆《真报》主编副刊，庄涌做他的助手。
《真报》是抗战中集结于重庆的文艺界几个朋友集资办起来的报纸型的周刊，社长由赵则诚（解放后任吉林省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担任，因为他拉到的股本多一些，而且年龄较大。最初聘请一位熟悉英美文学的知名人士担任副刊主编，后来有人推荐聂绀弩，社长赵则诚怕请他不来，因为那时聂绀弩在文坛上名气之大，资格之老，是公认的。早在30年代，他在上海《中华日报》创办著名的文学副刊《动向》，作为左翼作家的重要阵地，联络了鲁迅、茅盾、丁玲等一批“左联”名作家。1936年和丁玲奔赴延安，1938年受周恩来派遣到皖南新四军任文化委员会委员，编辑军部刊物《抗敌》。他的文章嬉笑怒骂，挥洒自如，有鲁迅风骨。况且《真报》创刊之时，只是周刊，一切条件都谈不上。谁知过了几天，去请的人回来告诉社长赵则诚：“聂老都不计较，答应来！”
聂绀弩到《真报》社的任务就是主编副刊。副刊取名“桥”，以漫画作刊头，画面上有一座古老的桥，桥上桥下皆有行人，画幅下面一行小字：“马可．波罗就从这座桥下走过，至今还是老样子。”因为他一人太忙，便把庄涌请来做他的助编。
庄涌，1919年出生于江苏邳县（今邳州市）一个地主家庭，1934年考入运河乡村师范（今运河高师前身）。两年后，祖国的大片领土遭受日寇的铁蹄践踏，他毅然放弃自己的学业，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以诗歌为武器，讴歌抗日，谴责侵略，成为“七月”诗派中最年轻的诗人。“七月”诗派因胡风主编的文艺期刊《七月》而得名，是抗战后诗坛涌起的一个重要诗歌流派。1938年，庄涌在武汉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曾任重庆版《大公报》记者。受聘为聂绀弩助编时，他已是出版《突围令》和《悲喜集》两部诗集的青年诗人。
庄涌在《真报》社的任务就是给主编副刊的聂绀弩当助手，关系之密切，不待细说。1946年3月，《真报》停刊后，赵则诚参加革命，从山东调到东北，1947年春在大连小住（当时苏军驻扎）时，曾在《大连日报》发表《念庄涌》一文。据赵则诚先生回忆，“他是小弟弟，天真得出奇，但才华也令人钦佩”，“说是助编，实际上是编辑、记者二任兼之。他在《真报》副刊曾发表许多诗作和通信。”赵则诚先生犹记1946年元旦在重庆举行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晚会上，庄涌当众朗诵他的政治讽刺诗《我的实业计划》时的动人情景，朗诵到结句：“我开一个建筑托拉斯，盖大楼啊，上去就不想下来啦！掘坟墓啊，下去就不能上来啦！”那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就是对这位青年诗人的最好的评价。《我的实业计划》当是庄涌刊载于《真报》副刊的诗作之一，可惜《真报》至今尚未搜集到，《重庆日报》曾为赵则诚先生免费刊登广告征集。
绀弩夫妇关心庄涌
艰难岁月中结下的友谊是人生最珍贵的友谊，维系庄涌和聂绀弩一生的友谊即为例证之一。
1948年底，徐州地区在淮海战役的炮声中宣告解放。庄涌应聘到解放后的徐州市第二中学，担任高三语文教师兼班主任。1949年8月到上海市务本中学任语文教师，1952年调入上海市文艺工作者协会（作协前身）工作。1953年调到长春，任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中文系讲师。1954年2月，由聂绀弩介绍，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聂绀弩当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古典文学部主任。26年以后，庄涌经历一场劫难、生命跌落到谷底之际，聂绀弩在致赵则诚的信中回忆说：“记得庄涌吧，其实我也不知什么底细，54年从东北大学写信给我，要我介绍他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我就介绍了，谁知他工作了两个月就被捕了。说是反革命，组织上叫我去骂了一顿，问为何介绍反革命，我只好低头认错。”
聂绀弩所谓“反革命”，乃是起于一封匿名信。庄涌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久，社里发现一封匿名信，据说内容是“辱骂党和毛主席”的。当权者头脑里那根敏感的政治神经一动，便将庄涌和他远在台湾的姐姐庄静（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大陆解放前夕去台）联系了起来，于是以“反革命”罪将庄涌逮捕。入狱一年后，匿名信问题已经弄清，与庄涌无关。本应无罪释放，恰巧“胡风集团”案发，庄涌受牵连而被继续关押，一关就是20年。当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党组书记兼副社长的楼适夷，在给聂绀弩夫人周颖的信中讲到此事时，如同儿戏一般轻轻地一语带过，说：“庄涌的事，绀兄与我当时是了解的，根据辱骂党和毛主席的信，我们把问题交给公安部门，并无错误。以后坐牢二十年的事，当然是绝对荒谬的。”
庄涌在秦城监狱关押20年，也就判刑20年。刑满后转至江苏洪泽湖农场劳动改造，他在那里终于迎来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个人命运的转机。
1979年7月1日，庄涌侄女淑奎动身去北京，她要为叔叔庄涌讨一个“说法”回来。
庄淑奎临行时，动员叔叔庄涌同她一起去北京，可是说什么他也不肯去。他心有余悸地说：“我在北京被关20年，好不容易才出来。你去，人家关你，我不负责任。”20年牢狱之灾造成的精神分裂，使他难以明白外部世界发生的变化。
淑奎来到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遇到刚刚落实政策回来工作的牛汉，牛汉先生热情地写信让她去找聂绀弩。此时聂绀弩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
说起来，聂绀弩的命运并不比庄涌好什么，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去北大荒，“文革”中因发表不满林彪、江青的言论而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送往山西第三监狱，先判死刑，又改无期徒刑。直到1976年3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那时聂老恢复工作不久，已是76岁高龄的老人，正卧病在床。一个来自苏北农村的中年妇女突然出现在面前，聂老先是一怔；待淑奎说明来意，聂老又一惊，说：“庄涌不早死了吗？”
几十年，恍若隔世，彼此音问断绝。聂老以为庄涌早已不在人世。
“不，他还活着。”淑奎说。
聂老转惊为喜，脸上浮起微笑，自语道：“我以为他死了呢。”
淑奎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庄涌的判决书拿给聂老看。判决时间是1974年3月18日，刑期自1954年4月24日起算，至1974年4月23日止。判决之日至刑满只差36天。
聂老看过判决书，叹一口气，摇一摇头，然后皱起眉头，无奈地说：“我也帮不了什么忙，等周姨回来再说。你明天再来。”
聂老所说的“周姨”，指的是老伴周颖。聂老与周颖，可谓患难夫妻，周颖也被打成“右派”，只是还挂着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
第二天，淑奎又来到聂老家中，一个胖乎乎的、衣着朴素的老奶奶，热情地招呼她说：“来，帮我择菜……”让淑奎叫她“周婆婆”。
当日下午，周婆婆带领淑奎去见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王院长。王院长就住在聂老家的对门，他称周婆婆为“周委员”。周委员介绍庄淑奎的情况与来意，恳请王院长帮忙。王院长对庄涌的遭遇深表同情，说：“这是我们份内的事，本应去找你。你找上门来了，很好。”此时王院长已退居二线，做顾问。
聂老与周婆婆劝淑奎住在他们家里，说他们正想请人帮忙料理家务，淑奎住在这里，一可以等待、催办，二可以帮他们一下忙。淑奎就这样在聂老家中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几个月。周婆婆又曾写信介绍淑奎去北京市中级法院找唐副院长，唐副院长态度也很好。
就在淑奎住在聂老家中期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人刘春茂同志带着“复审判决书”来到邳州，在庄涌临时寄居的运河镇王杰旅社见到庄涌，当面向他宣读了复审判决书：一是撤销原判，二是免于刑事处分。时间是1979年10月14日。
据说宣布庄涌无罪的时候，庄涌曾提出抗争，说：“我怎么能无罪？我是有罪的！”
此时庄涌的心态，有人分析说：记得当年法西斯纳粹横行时，我们曾嘲笑他们讲过的话：“谎言重复多次就有人信以为真了。”庄涌的神经，大概就是因为被强制一次一次的认罪，自我认罪，日子久了，也就真的认为自己有罪了，法院给平反说是无罪，反倒愕然了吧。
法院撤销对庄涌的刑事判决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当初的“开除公职”处分改为“退职”处理，每月发给原工资的40%（庄涌1954年被捕时月资110元）。
对于这个决定，聂老和夫人周颖是不满意的，他们想为庄涌争取到按“退休”处理（实际上应为“离休”）。周颖又写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熟悉的老同志，陈述庄涌的情况，请他帮助彻底解决庄涌的问题。那位老同志回信拒绝了周颖的恳求。这个曾作“右派”分子，也没有断绝和胡风往来，一直关心着胡风一家，敢作敢为的周委员，也一筹莫展了。
1980年2月11日，聂老写信给老朋友赵则诚，说起当年介绍庄涌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依然无怨无悔；说起庄涌目前的艰难处境，恳请赵则诚伸出援助的手。他在信中说：“庄涌在牢里关了二十年也判了二十年，放回原籍劳动。谁知现在一说，所谓反革命全属子虚。法院撤销原判，不与刑事处分。而庄涌本人则在苏北某县劳动，人老了，成了神经病（应为“精神病”），无处吃住，苦不堪言，这从何说起！你能有法子援他一把么？他的侄女住在我家，如有法早来信。急疾如敕令！……诚兄诚兄，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我等此时，毫无力量，然有许多人须要援助，此意想你定洞察也。”（引文见《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二期《颂绀弩》）聂老此时处境心境如此艰难，依旧在关心着庄涌，关注着别人的痛苦，能做到的他都做了。
聂绀弩于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新华社发出讣告，称他为我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老战士，杰出的文学家、诗人、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革命的社会批评家。不久，夫人周颖也相继去世。然而他们和庄涌的情谊与世长存，尤其晚年关心庄涌、为庄涌解困而竭诚尽力，成为他们最后留下的一段文坛佳话。
今日庄涌说不清那段尘封的友谊
曾经两度与聂绀弩共事、被称为“小弟弟”的庄涌，今年93岁。他是迄今活在世上的中国最后一个“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一生未婚，孤寂一人，寄居在邳州市运河镇，侄女淑奎家中。一个冰雪销融的早春日子，我去拜访庄涌老人。可喜的是他依旧精神矍铄，与几年前没有什么变化，嘴巴总是抿得紧紧的，显得很有力，也富有表情，让我再次想起李辉在《风雨中的雕像》中所描写的初见胡风时的印象。只是神经症状不见好转，语无伦次地重复着那些听得耳熟的话题。他已说不清楚自己与聂绀弩曾经的那一段尘封的友谊。
庄涌被关在秦城监狱期间，曾作打油诗一首：“诗人自古遭天妒，我非诗人逢天误；可怜没有通天客，谁能为我解天怒？”身陷囹圄、百般无奈之际，他只好将自己的厄运归之于天，祈求有谁能为他解除“天怒”。这诗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刻在他的脑子里。他在监狱中写了几十万字的交代材料，惟独没有写下一首诗。数十年后，他偶然忆起这首诗，心境依旧平静，全然没有“人怨”。思维清晰时，他曾对侄女淑奎说：“这四句打油诗，句句都有‘天’字，就叫做《四天诗》吧。”
面对这位当年才华横溢，曾经咤叱风云，而今精神癫狂的白发老人，我想起赵则诚先生在《颂绀弩》一文中涉及庄涌不幸遭遇时发问过的一句话：“谁把这位诗人捉弄‘成了神经病’的呢？怎么追究，也不会有人招认的。”发人深思，也令人心痛。但愿历史不再重演。
2012年3月28日于江苏运河高等师范
作者：程荣华